學生運動是變態社會的產物

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爆發的時候，胡適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訪問，同行的還有杜威的學生、北京大學教務長蔣夢麟先生。當時他們對北京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兩天後才通過報紙了解到事情的經過。

1920年五四運動一周年的時候，胡適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文章——《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這篇文章由胡適起草，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五四運動的初步反思。

文章說，五四運動之前，他們只是想通過杜威的訪問，在思想上提倡科學精神，在教育上輸入新鮮理論，“不料事勢的變化大出我們的意料”，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對於這個運動，胡適認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強了學生主動負責的精神，二是激發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三是豐富了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四是培養了學生作文演說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學生追求知識的慾望。文章指出：“這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

與此同時，該文對五四運動也提出批評。文章認為，以罷課為武器進行鬥爭，對敵人毫無損害，對學生卻有三大危害：一是在學生運動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卻躲在人群中吶喊，從而助長了依賴群眾的懦夫心理。二是罷課時間一長，有些人就會養成逃課的習慣。三是經過這場運動，有些人可能養成盲目從眾的行為模式。

胡適和蔣夢麟還告訴大家：學生運動不是常態社會的行為模式，而是變態社會的必然產物。所謂常態社會，是一個比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會。如果成年人不能盡責儘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敗，那就是一個變態的社會了。在這種情況下，“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於是，本來應該安心讀書的學生只好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冒着生命危險去遊行請願，從而釀成大規模學生運動。因此他們在文章中說：“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1928年5月4日，胡適應邀去上海光華大學發表演說。他再次強調學生運動是變態社會產物，並把這個觀點總結成一個歷史公式：

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為了證明這個歷史公式，胡適以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北宋末年的陳東上書、清朝末年的戊戌政變、1848年的歐洲革命為例，得出如下結論：“政治腐化，至於極點，創議改革者，即為少年學生；亦唯此種熱烈青年運動，革命事業，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種民意機構存在，那麼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學生就可以安心讀書；他們的興趣，就可以是體育比賽、跳舞看戲、談情說愛了。胡適認為，無論從正面還是反面，都可以證明上述公式正確無誤。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講結束的時候，胡適還充滿感情地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青年，對於社會和政治，總是不曾放棄自己的責任，總是不斷與惡勢力作鬥爭。為此，“他們非獨犧牲學業，犧牲精神，犧牲少年的幸福，連到他們的自己的生命，一併犧牲在內了”。

1948年12月17日，既是北京大學成立50周年校慶，又是胡適57周歲生日。然而，這時的文化古都北平，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12月15日，胡適以極其沉重的心情寫完《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的紀念文章后，乘坐蔣介石派來的“搶救著名學者”的飛機離開北平，但是他的二兒子胡思杜卻留了下來。兩天後，胡適在南京參加北大校友會舉行紀念活動，他在會上講話時痛哭失聲，認為自己是個逃兵，對不起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