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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兩年,倒霉幾十年」:我的父親莊則棟

「做官兩年,倒霉幾十年」:我的父親莊則棟

45歲的莊飆不停地奔走在醫院大門口和太平間之間,去接一撥又一撥來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客人。2013年2月28日的早上,北京城先是大霧,然後大風。

接受告別的是他父親,享年73歲的莊則棟,曾經連續獲得三屆世界桌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的運動員。來的名人不少:濮存昕、陳魯豫、陳喆……但唯獨不見體育系統的人,甚至包括莊則棟的隊友和學生……有人私下表示接到了通知:不得參加莊則棟遺體告別會。

沒有人願意公開證實這條通知是真是假,但他們都因為「種種原因」缺席了告別會,包括那些已經訂好了機票的人。

「他的人生,這一輩子『輝煌壯麗』,肯定不辜負這四個字。」莊飆告訴記者。

「第一個信號」背後

莊飆原先叫「莊彪」,父親給取的名字。他3歲時林彪出事,中國很多帶「彪」的名字都紛紛改名,他也不例外。

他出生時,父親莊則棟已經是萬眾矚目的冠軍。1960年代,「新中國沒有多少在國際上拿得出手的體育成績,也沒有幾個國際體育組織承認這個國家——除了桌球和國際乒聯。莊則棟的「三連冠」,被抬到與民族自信心同等的高度。

在當時的一次全國比賽中,來自廣西的年輕運動員梁戈亮被莊則棟打了個3∶0,第一反應是「很幸福,很榮幸,能跟世界冠軍交手」。另一名廣西少年,日後成為萬科集團董事局主席的王石也視莊則棟為偶像。莊去世後,他發微博,用上了「民族驕傲」這樣的詞。

獲得如此高的評價,不僅是因為冠軍,更源於莊則棟一生最知名的關鍵詞「桌球外交」。在1971年日本名古屋舉辦的第31屆世界桌球錦標賽中,莊則棟敢於同美國運動員接觸和交往,由此使中美二十多年的交惡得以打破,開啟了兩個大國接觸乃至最後建交的政治行程。

1971年4月4日上午,參加世乒賽的美國桌球隊運動員、19歲的大學生科恩上錯班車,登上了中國隊從居住地開往訓練場館的大巴,發現後只得尷尬地站在車門口。坐在第一排右側的莊則棟主動和科恩握手,並通過翻譯表示歡迎,最後還送給他一幅杭州織錦,繡的是黃山風光。

那幅織錦,其實每個中國桌球隊的運動員包里都有,是專門準備送給外國運動員的。

坐在莊則棟身邊的教練莊家富沒有動,心裡有些緊張,但並不太害怕,他回憶說:「當時報紙上登的,中國和美國大使在波蘭會談多少次,我都看見了。就知道出不了大事。主席都說過,我們要把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相區別……」

坐在莊則棟後面的,是被他打了3∶0的梁戈亮。下了車,科恩拉著他非要「練習」一下。梁戈亮問了問領隊,行嗎?領隊點了點頭,兩人在一張台子前對練起來。「說實話,他其實就是個三四流的水平。」

梁戈亮這一評價並不苛刻。在第31屆世乒賽上,科恩沒有取得任何獎牌,之後也再未代表美國隊參加國際比賽。但這已不重要。第二天,他買了一件運動衫回贈莊則棟,兩人握手的大照片出現在全世界各種媒體上。隨後,載入史冊的一個個細節順理成章:美國桌球隊要求訪問中國,M深夜11點批准同意;第二年,中國桌球代表團回訪美國,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

「確切地說應該是這樣:中國和美國都想相互接近,只是一時還沒找到機會。他(莊則棟)勇敢地發出了第一個信號。」與莊則棟相交數十年的中國傳記文學協會會長、原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開發中心主任萬伯翱說。

回過頭來看,發出「第一個信號」背負著極大的風險。那個年代,中國外交官在聯合國碰到美國大使都裝著沒看見,家裡有個美國親屬很可能被定為特務。

美國桌球隊提出訪問中國的要求,體育系統、外交系統都不敢做主,一直請示到周恩來。周恩來也不敢批准,送到M手中。M深夜驚醒,叫身邊的工作人員:趕快,邀請!

莊飆稍大一點的時候才知道,當時有關部門已經把父親的行為初步定性為「外交事件」。駐日使館已經決定連夜打發他回國、追究責任,只是考慮到影響太大而未敢付諸實施。「如果不是功臣,回來就是囚犯了。他肯定進監獄。」莊飆回頭來看,如果不是因為這次「握手」,父親大概只會被寫進體育史里。

「冠軍,給我抓住它!」

莊則棟隨後被周恩來欽點為中國桌球訪美代表團團長,圓滿完成訪美任務。回國沒多久,被提拔為國家體委副主任。那時候莊飆才3歲。待他稍有記憶時,卻常見父親和母親、舅舅、舅媽吵得面紅耳赤。

他的母親、現年73歲的鋼琴家鮑蕙蕎在告別儀式開始前就趕到了現場。莊飆攙扶著她,在數百名賓客注視下走進大廳。稍後,她在一位親屬攙扶下提前離開。他們離婚已經28年了。

「我母親家這邊對政治有著比較明晰的判斷:整人的人,你跟著他走?」莊飆回憶。青雲直上的父親成為江青的寵臣,捲入政治鬥爭;母親堅決反對但無濟於事。關於父親的八卦開始在全國流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電話。」

關於莊則棟和江青的關係,原人民日報社記者、郭小川的女兒郭小林,在《郭小川與王猛、莊則棟》一文的「後話」中提到過:

我在2008年3月10日採訪莊則棟時……他順便提到了對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實是挺有威嚴的,她對於我們來說就像長輩。」有人當面問過莊則棟與江青的傳聞。莊一口否認,只說有一次在江青辦公室抓麻雀,被她打了一下屁股,說:「冠軍,給我抓住它!」

1974年12月,34歲就坐上國家體委主任高位的莊則棟,迅速提出了「不要專業,要為工農兵服務」等口號,他和他的手下藉機整了不少人,這筆帳自然都要算到他頭上。儘管他始終對周恩來感恩有加,但無法改變人們將他看成「四人幫」的一黨。梁戈亮在電視上看見:在周恩來的葬禮上,莊則棟和江青並肩站在一起,「他在那兒笑呢」。

「你說我爸整人,你說整了嗎?那種年代下肯定整過,但肯定不是大規模的,不是血淋淋的。」莊飆回憶。

鮑蕙蕎在醫院生第二個孩子時,莊則棟「像個大領導」,踱著步,帶著一個隨從進病房看了一眼就出去了,「說是要去接見外賓」。莊飆現在還記得,唐山大地震後,母親拉扯著兩個孩子,和三個七旬上下的老人,在王府井大街的紅綠燈下搭了一個地震棚,住了兩個多月。在莊飆的記憶里,父親沒有去看過一眼。

莊飆自小隨母學習鋼琴,後加入ADO樂隊,成為崔健的鍵盤手。他對桌球沒有什麼興趣。

「文革」結束,莊則棟應聲落馬,被關押審查了四年。四年間,鮑蕙蕎幫他寫了無數的申訴。結果終於下來了,「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塵埃落定後,兩人離婚了。大部分報導說是鮑蕙蕎提出離婚,而莊飆說,離婚是莊則棟提出的。

當初鮑蕙蕎決定嫁給他,正是在「文革」初期,莊則棟每天挨鬥、挨揍的時候,結婚後,四撥造反派輪番上門抄家。

對莊飆來說,父親的「餘蔭」持續到「文革」結束好多年後。1987年,莊飆接到中央音樂學院電話通知:你沒考上,把自己的檔案取回去吧。他拿著檔案突然很想知道:這裡面到底裝的是什麼?拆開一看,街道辦寫了一張條子:「該生的父親在文革中犯有嚴重政治錯誤,望你校在錄取時予以認真考慮。」

「必須得贏」

莊飆和父親在體育運動上的惟一交集是圍棋。

1998年,莊則棟的第二任妻子佐佐木敦子的弟弟從日本來看姐姐、姐夫。說好晚上七點到,出去吃飯。莊飆五點就到了父親家,父親就提議下盤棋。「你小時候總看你下棋,也不知道你到底下成什麼樣,父親說。好啊,來吧。我爸的棋風屬於還沒擺開就扭殺在一塊了。」

第一盤莊飆下得認真,很快就贏了。他發現父親臉色不對。第二盤他又贏了。

第三盤沒走幾步,敦子的弟弟已經到了。這是莊飆和他第一次見面,該去吃飯了,可父親不依不饒:不行,棋還沒下完呢!莊飆趕緊輸了他一盤。父親教訓他:你要好好下,胡下可不行!

「我說,咱們吃飯去吧。不行,我還輸著呢,再來。我就趕緊再輸他一盤,還不走——沒分出勝負來,走什麼,必須得給我贏。」

第五盤下完,父親贏了,大家總算出去吃飯。莊飆一看表,九點多了。

「必須得贏了你,極端好勝,我就這麼跟他下過一盤棋,我就再也不跟他下了。」莊飆說,過了一段時間,父親終於對他說:你比我下得好。

「我爸那人,一輩子不知道什麼叫害怕,心理素質極好。就適合當一個優秀的運動員。」莊飆有時也和父親侃桌球。父親的球路從來不求好看,只要結果。「理想就是啪啪兩下,(對手)就撿球去了。敗在他手下,非常憋屈。」

「只要結果」,也是那一代中國體育事業的風格。1961年,第26屆世乒賽在北京決賽時,中國選手包攬了男單前四名。主管體育的副總理賀龍決定,讓莊則棟贏。因為他來自北京,「可以代表首都,另外也年輕」。來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榮奉命讓球。

之後中國利用規則,又讓李富榮連續兩屆讓球,讓莊則棟成為了三連冠,把代表世界乒壇最高榮譽的聖伯萊德杯複製一座,保留在中國。晚年,莊則棟不愛多提這段經歷,哪怕是跟自己的兒子。

2004年,中國乒協主辦的「三英杯」桌球比賽在廣東中山舉行。時任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參加,連續打敗徐寅生和另一位前國手許紹發。第三個輪到莊則棟上場。

「那人(陳紹基)平時經常找世界冠軍對練,球打得很邪。我跟他(莊則棟)說,你得給體育系統爭口氣呀。要不然他回去該吹噓了:我打敗了三個世界冠軍!」作為「三老」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的萬伯翱回憶說,莊則棟當時「嗯」了一聲。那一場,他最終將陳紹基擊敗。

莊則棟晚年一如既往地不服輸。他積極地投身從商,與別人合作成立了數家桌球俱樂部,還擔任「莊則棟國際文化合作公司」的名譽董事長,帶著經紀人在全國各地演講。他的題字、合影都成了明碼標價的商業元素。他最愛給人題的字之一是:「愛乒才會贏」。

「他這人可以說是透明的。」山西莊則棟桌球俱樂部的總經理趙方方感嘆:莊則棟和他合作十年,從來沒有簽過商業合同,也沒有問過利潤多少,「我們是君子協定,靠彼此信任」。

另一面是:莊則棟也沒有按照兩人的口頭約定,每兩個月來山西一次指導和觀摩會員打球。「嚴格地說,他也不適合做生意。」

這種評價同樣來自為莊則棟提供法律服務的北京律師張起淮。晚年莊則棟偶爾被藥廠、保健品廠雇去做廣告,合同倒是基本都簽。張起淮審查了這些合同,發現總有三個特點:錢少,時間長,解除不了的陷阱式條款。他費了好大力氣才一一幫莊則棟作廢。

莊則棟與經紀人姜佰君的合作於2008年破裂,那幾家「莊則棟桌球俱樂部」,也大多倒閉了。

相逢泯恩仇

2013年2月28日上午9時30分,告別儀式開始。莊飆站在父親遺體身側,與一個個來賓握手。他站在第二位,站首位的,是一位戴眼鏡的矮胖老太太,他的繼母佐佐木敦子。這個出生在中國的日本女性是莊則棟的桌球粉絲。1987年,她在莊則棟最失意的時候與他結婚。為此自願放棄了日本國籍,並從任職的日本公司辭職,做了一名家庭主婦。

「敦子阿姨把我父親照顧得非常好。」莊飆說,在父親晚年患癌症的四年多時間裡,作為病人家屬的敦子被一所所醫院稱為「鐵人」。

他們結婚時,莊則棟的兩年部級高官經歷讓婚姻登記處不敢捕手這樁跨國婚姻。最後驚動了最高層。莊則棟的第二本自傳名字就叫《鄧小平批准我結婚》。由於背著「雙開」的處分,他的第一本回憶錄《闖與創》,出版社不敢碰。他給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主任萬里寫信求助,萬里批示:今后庄則棟的書,一律允許出版。

短短兩年的從政經歷,給莊則棟帶來的麻煩一直持續了幾十年。在「文革」中,他與當初一同為國爭光的隊友徐寅生、李富榮交惡。「文革」後,徐、李二人分別擔任過國家體委副主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

「由於他(莊則棟)在『文革』中犯了錯誤,中國乒協、國家體育總局舉辦的活動都不便邀請他。」在中國桌球隊當了三十年教練的梁友能透露。

1996年,某省主辦一場桌球比賽,請莊則棟來頒發冠軍獎盃。臨到決賽,突然想起莊跟體育系統的「文革」宿怨,後怕了:馬上要打全運會,萬一影響到省體委和國家體委的關係怎麼辦?只好去跟他說謊:「今天下午停電,沒法打決賽了。」他們臨時買了一張回京的軟臥車票,想當天晚上把他送回北京。不料,下午要找莊則棟簽名的人太多,被莊則棟看出來了。

這種局面,到2002年方得以改變。不甘寂寞的莊則棟與商家合作,成立一家以他命名的桌球俱樂部。莊飆問他:爸,你不覺得開張儀式上應該請當年的戰友來嗎,徐伯伯、李叔叔他們?莊則棟沉默了許久。

幾個月後,莊則棟在中國新聞社一位朋友的幫助下,寫了一封信:

「中國乒協徐寅生、李富榮等領導:借北京莊則棟桌球國際俱樂部成立之際,我誠懇地邀請並期待你們的光臨……過去我們是戰友,在『文革』中由於我犯了錯誤,造成了隔閡,傷害了我們的感情。經過這麼多年風風雨雨,回想起來深感遺憾。我希望把我們的隔閡結束在上一世紀,這樣對歷史也是積極的交待。」

當年12月20日,徐寅生、李富榮都應邀出席莊則棟桌球俱樂部的成立典禮,三人握手。媒體報導為「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一次,是我這麼多年惟一一次參與的。去看了看就走了,沒跟任何人打招呼。」莊飆笑笑說,「除此之外,他所有的公開活動我都不參加。」

站隊和站錯隊

「我爸爸這人在政治上來說比較幼稚。」莊飆說。

晚年的莊則棟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談到了自己在「文革」中站錯隊的問題。「(我想)主席的夫人那是最穩的。」他當時把江青看作一個永不會倒台的靠山。

國際乒聯終身榮譽主席徐寅生在微博上發言「小莊,一路走好」;國家體育總局前副局長李富榮曾去莊的病榻前看望他。然而,他們仍與絕大多數體育界人士一樣,缺席了他的遺體告別儀式。

「做官兩年,倒霉幾十年」:我的父親莊則棟

遺體告別儀式後,莊飆護送父親的遺體,去了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這地點是「組織安排的」,他很感謝。另一件他要感謝的是:父親儘管是以北京市少年宮一個桌球教練的身份去世,但治療癌症的幾十萬元藥費,仍由財政部和體育總局特批報銷。

「做官兩年,倒霉幾十年」是梁戈亮對莊則棟的評價。他是受莊則棟恩惠的人。

1971年去日本參加世乒賽之前,周恩來問莊則棟,誰可以去這屆世乒賽?莊則棟破格推薦了比自己小十歲的梁戈亮。梁遂連打五屆世乒賽,成為那一代國手中,運動生命最長的一個。

在接受採訪時,梁戈亮反覆提及:1969年,他母親得了癌症,莊則棟帶著他,騎自行車穿過半個北京城去尋找一種藥。最後他母親活到2004年。「這事我記著他一輩子。」幾十年間,他在人前人後一直在對莊則棟表達感激之情。

梁戈亮沒有出席莊則棟的遺體告別儀式。「沒有接到通知……」他說得很含糊。另外兩位莊則棟在體育界的多年老友也都沒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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