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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是恐怖分子的勝利 以仇恨為革命動力

十月革命是恐怖分子的勝利 以仇恨為革命動力

題記:歷史上常有可怕的錯誤,但真理總有一天會恢復的。——布哈林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這句很經典的語錄被人們反反覆復說了半個多世紀。

中國的老百姓一直都認為(中共和其喉舌媒體也一直都是這樣宣傳的,人們不過是相信了這種宣傳):十月革命,是列寧領導蘇聯的爾什維克和勞動人民進行的一場革命,以列寧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代表了蘇聯勞動人民的利益,打敗了當時反動的臨時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開始實現“當家作主”的美好願望。事情過去了已經90年,隨着信息的開放和前蘇聯一些秘密檔案的解密,許多問題的真相已大白於天下,當我們把歷史的真相逐步復原以後,才知道原來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都不是真相。現在,俄羅斯史學界有人認為,“十月革命是俄國歷史發展的一種偶然現象”;“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搞亂了整個俄國,破壞了俄國人民的正常生活;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俄國人民就不會經歷如此多的苦難。”

十月革命不是工農革命運動

說出十月革命歷史的真相會讓許多人震驚不已,甚至可能誰也不相信這是真的,它對我們這許多年來形成的常識衝擊太大了,許多人會把說出真象的人當作騙子。你確實也無法想象到,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的政權,這個自稱是代表了工人階級意志和利益的革命政權,從奪權到建政,從上層領導到下邊武裝軍人,在嚴格意義上說,沒有窮苦的工人和農民。在上邊,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領導們沒有工人階級出身的人;在下邊,雖然很多參與者出身工農,但絕大多數都是為錢,是拿錢雇來的,並不是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戰鬥。

1910年的時候,有一個名叫羅曼諾夫·馬林諾夫斯基的工人加入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就是在1913年從其中分離出來的,分離后,馬林諾夫斯基成了布爾什維克。在當時,主張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內沒有一個來自工人的領導人,他的加入使列寧欣喜萬分,列寧說:“不管有多麼巨大的困難,只要有這樣的人就可以締造工人階級的政黨。”(見《克格勃全史》37頁)顯然,列寧是把馬林諾夫斯基當成了一塊金字招牌,在他看來,馬林諾夫斯基最主要的優點就是無產階級出身,而這樣的人正是布爾什維克所沒有的。列寧說有了他“就可以締造工人階級的政黨”,其實說得很不準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有了他就可以冒充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是讓列寧白白高興了一場,馬林諾夫斯基不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而是一個打入布爾什維克的沙皇間諜,一直把列寧騙了許多年,早在1914年,孟什維克的一個領導人就說:“我們都相信,他毫無疑問是個姦細,能否證明這一點就是另一碼事了。”可是直到1917年1月,列寧還不願面對這個事實,因為如果一旦沒有了馬林諾夫斯基,列寧領導的這個奪權幫就真的是清一色的剝削階級了。他為馬林諾夫斯基辯護,說那些指責“絕對的一派胡言。”二月革命后,人們在“暗探局”的秘密檔案里發現了馬林諾夫斯基的真實記錄,證實了他確實就是個姦細。1918年在莫斯科被槍決。(見《克格勃全史》38頁)也許,列寧知道馬林諾夫斯基是沙皇間諜,不動他,是為了用他來騙別人。

賴利是英國的一個很著名的間諜,有一本記敘英國秘密機構歷史的暢銷書曾給予他很高的評價,說“沒有第二個間諜能擁有賴利所有的權力和影響。”在1918年,賴力曾致力於推翻列寧所建立的共產主義制度。他對當時蘇共政權的軍事作了如下分析:“莫斯科的士兵都是些拉脫維亞人,誰控制了拉脫維亞人,誰就控制了首都,拉脫維亞人不是布爾什維克,但他們為布爾什維克效力,因為他們無處可去。他們都是些外國雇傭軍,而外國雇傭軍為的就是錢,誰出錢多,他們就跟誰走。我若是收買了拉脫維亞人,那我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見《克格勃全史》60頁)根據英國間諜賴利的這些敘述,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列寧就是雇傭這些拉脫維亞人搞了所謂的“人民起義”。

當然,僅以上邊兩個例子說明當時布爾什維克基本組成構成,證據尚顯不足,但只要我們對當時的一些歷史現象進行分析,就不難得出結論:所謂的十月革命就是一些野心家爭權奪利的政變,而絕不是什麼工人和農民的革命運動。

1905年革命后,沙皇政府迫於形勢理行了重大的政治變革,允許人們享有一定的政治權利,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也可以公開活動和發展黨員了。但是,儘管如此,參加這兩個黨的人還是很少,到1910年,黨員的人數還有不足一萬人,很少有工人參加,大多數都是知識分子。布爾什維克自稱代表着產業工人,可是實際情況是,當時俄國是個農業大國,工人數量很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就是這百分之一、二的產業工人,只有不到5%的極少數工人願意跟着布爾什維克走。

布爾什維克在貧困的勞動民眾中得不到支持,在革命后馬上進行的立憲會議的選舉中,社會革命黨人成了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左派對手。他們獲得了絕大多數的選票,而布爾什維克只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中,他們也是少數派。於是他們解散了於1918年1月召開的立憲會議,赤裸裸地、毫不掩飾地搞起了獨裁專制。代表着自由、民主社會制度的“立憲會議”,在十月革命后實行了僅僅只有幾個星期!如果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是一個深得勞苦大眾信任的黨,他用得着在剛剛取得政權后就匆匆忙忙的撕去偽裝,搞一黨獨裁嗎?

十月革命領導者列寧等是一些恐怖分子

19世紀末,正是恐怖活動大行其道的年代,政治謀殺的浪潮席捲整個世界,僅在幾年的時間裡,死於恐怖活動的各國政要就有:法國總統卡爾諾(1894年)、西班牙首相卡斯基略(1898年)、奧匈帝國皇后伊麗莎白(1898年)、意大利國王溫伯德(1900年)、美國總統麥金利(1901年)。除此而外,還有一連串的俄國政治活動家,其中有教育部長博戈列夫(1901年)、內務部長西皮亞金(1902年)和接替他職位的普列韋(1904年)、莫斯科總督謝爾蓋·亞歷山大(1906年)、總理兼內務部長斯托雷平。(見《克格勃全史》26頁)列寧成長於這個時代的環境中,深受恐怖風氣的影響,一貫堅持搞恐怖活動的路線,甚至把恐怖活動的革命方法推廣到了亞洲,20世紀之初,亞洲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的暗殺活動非常盛行,同列寧共產黨的影響或暗中操作有一定關係。

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是民意黨敢死隊員,1887年涉嫌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要案而被處以死刑。民意黨是80年代革命民粹主義的主要組織,該組織把恐怖手段視為最重要的“鬥爭形式和生命力”。在黨綱明確寫有“破壞與恐怖活動”的必要性,指出要實現任何途經的變革,都離不開“獨立革命的成果和藉助於密謀取得的成果”。列寧當年深受其兄的影響,對民粹派的集中、秘密、紀律、限制等組織模式十分欣賞,並明確指出“民意黨”是“我們大家應當奉為模範的出色的組織”。

列寧出身於貴族家庭,是當時上層社會的一分子,因其兄涉嫌刺殺沙皇而被從上層社會驅逐出來,因而他對俄國的上層社會充滿着怨恨。列寧的革命,從來不是基於對勞苦的工農大眾的同情,而是基於一種對權力的慾望和無邊的仇恨。1891年~892年伏爾加流域鬧飢荒,當地知識分子主張對飢餓的農民施以救濟,列寧堅決反對,他認為飢荒有進步作用,它可以毀掉古老的農民經濟。一些曾和列寧一起工作過的人說:“列寧性格最大的特點就是仇視一切,……一切都是從仇恨出發。”列寧的這個思想對20世紀的政治影響很大。

蔣介石在分析這個問題時說:“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敗,使帝制復活,就是因為過於殘酷,使社會全體發生反感。這種殘酷手段,適用於殘酷的民族都遭失敗,那裡能適用於和平的中國民族。”第三國際的馬林曾問孫中山為什麼要革命,孫中山告訴他是“因為愛人類而革命”。馬林感到很奇怪,他說:“為愛人類而革命,這個革命永遠也不會成功,我們是為了仇恨而革命。”(見《蔣總統秘錄》)基於列寧這個思想的指導,十月革命后的共產主義革命者大多都是以滿腔的仇恨來從事革命的。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那個時候要人們激發階級仇恨,仇恨越大,革命越徹底。為此,就憶苦思甜,就辦階級鬥爭展覽會,開批判會,開公審會,辦學習班,想盡辦法煽動人們的仇恨。

1891年以後列寧遷到首都聖彼得堡,在那裡以律師的身份作掩護搞革命工作。當地的那些社會民主主義者都覺得這個新來的人不象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倒很象個“民意黨”的信徒,因為他主張以恐怖活動作為主要的鬥爭手段,公開宣傳民意黨的那一套革命策略——以惡的手段實現善的目的。

十月革命前列寧就一直從事着恐怖活動,沙皇的暗探局掌握着很詳盡的有關列寧從事恐怖活動的資料,二月革命后所保存下來的只是那些檔案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這些文獻中記載了斯大林在1909年曾經批評過列寧所搞的恐怖活動,認為這些恐怖活動是“失算”和“不正確的組織政策”。但在實際中,斯大林也執行恐怖活動的路線,據沃爾科戈諾夫所著《斯大林》記載,斯大林為給布爾什維克黨籌集經費,經常參加武裝搶劫。例如,馬爾托夫說,1907年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對護送一車盧布的哥薩克押送隊進行襲擊,搶劫了將近30萬盧布。馬爾托夫在文章中非常氣憤地說:“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卷進了各種明目張胆的搶劫性勾當”之中。(見《斯大林》47頁)在斯大林的一生中有許多“強盜性的事迹”,關於這一點,斯大林自己也不否認。布爾什維克黨在十月革命前基本上是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要維持這樣一個組織的存在需要好多錢,為解決經費問題,列寧經常組織搶劫銀行和騙取捐款。

當然,由於蘇共在奪得政權后對其在歷史上所作所為進行了粉飾和掩蓋,一些卑劣行徑的見證被銷毀,有些很關鍵的檔案被滅跡,但人們還是可以從僅存的一些資料中找出一些線索,這些線索對研究蘇共的歷史是很有幫助的。

十月革命把俄國歷史拉向倒退

對一些持不同政見的政敵施行迫害,是近代才有的事。拿俄國為例,真正受到迫害的政治犯是到了1845年後才有的,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於1845年在刑法上對政治犯罪作了界定。那些被認為犯有“書寫或散發旨在唆使人們對統治當局或君主個人品行不敬的手抄或印刷品或聲明”的罪行的人,施以很嚴厲的懲罰措施。對政治犯罪給予定罪不同於文字獄,這方面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比較,這裡不予細說。俄國從1845年一直到1988年在漫長的一百幾十年裡,都有對政治犯治罪的法律條文。沙皇有300多年的歷史,只是在最後階段才施行政治定罪,前蘇聯有70多年的歷史,政治迫害貫穿其統治的始終。在這期間,無認什麼人,只要對現行政治制度表示懷疑,都被當成刑事犯罪處理。1960年刑法規定,對進行“質在破壞削弱蘇維埃政權的宣傳鼓動活動”的人,判處7年以下徒刑,並附加5年以下流放。(見《克格勃全史》22頁)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前蘇聯時期同沙皇時期相比,最起碼可以說沒有一點進步。

分析研究俄國的歷史,人們會看到,從1845年到1988年的一百多年時間裡,並不是鐵板一塊,也出現了短暫的寬鬆時間。正是由這短暫的寬鬆,我們才有十足的把握說十月革命把俄國歷史拉向了倒退。

20世紀初,俄國出現了兩次革命,一個是1905年的革命,一個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1905年的革命雖然被鎮壓下去了,可以說是失敗了。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它又可以說沒有失敗,因為在革命被鎮壓后,沙皇迫於形勢,實行了一些改良措施。在很短的時間內取消了政治犯,革命的黨派也可以自由發展了。到1907年,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的人數都有所增加,兩個黨的人數合在一起達到了八萬四千多人,後來到低潮時又有所減少。可以說,沒有沙皇在政治上的放鬆,就不會有後來列寧所領導的革命發生,列寧利用了沙皇政府的寬容。二月革命中,沙皇可以下令鎮壓,但是他沒有,而是和平退位。正因為如此,沙皇尼古拉二世,被人們稱為“赤誠的愛國者”。後來列寧得勢以後,卻下令謀殺了沙皇的全家。

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俄國歷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由二月革命產生的臨時政府是一個進步的政府。

“二月革命”從上一年就開始了。1916年的11月,資產階級和保守派的上層人士在議會中攻擊沙皇政府作戰不利,責罵沙皇賣國。上層的變化影響到了下層,人們奔走相告,認定大變革即將到來。沙皇尼古拉二世對此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導致了二月革命的發生。革命的導火線是一次兵變,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是一批年齡較大的農民。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免役了,不滿的情緒一直在增長,所以當他們的長官下令讓他們向鬧事的民眾開槍時,他們拒不執行命令,嘩變了。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中,俄國是參戰國,將軍們怕嘩變的消息傳出去影響前方戰事,就勸尼古拉二世退位,以挽救俄國的危局。尼古拉接受了人們的勸告,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簽署了退位詔書,羅曼諾夫王朝被推翻,二月革命取得了勝利。沙皇退位后,杜馬(議會)代表們就選出了一個委員會來行使國家權力,這就是當時的臨時政府。在臨時政府成立的同時,社會主義政黨中的知識分子們在彼得格勒設立“蘇維埃”(soviet),即工人、士兵代表委員會,監督臨時政府。由此時到“十月革命”發生七個多月的時間裡,俄國就是這種工兵代表蘇維埃和臨時政府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由上述的歷史情況來看,當時即使是沙皇政府也在政治上有一個相對寬鬆的時期,同時沙皇後期並沒有絕對權力,它也不能不受監督,為所欲為。二月革命是國內各階層的民眾和軍事勢力反抗沙皇的結果。早在尼古拉二世上台之前,就已經有5000多名革命者流亡海外,採用各種方法準備推翻沙皇制度。二月革命中臨時政府的成立,正是順應了這種潮流。臨時政府上台後實行民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釋放政治犯,召開被沙皇在戰爭中關閉的國家杜馬(議會),着手建立民主國家。

二月革命發生時,列寧正流亡瑞士。一聽到二月革命的消息,馬上打電話給他那些在國內的同志,要他們不要信任臨時政府,不給臨時政府任何支持;不要和那些社會政黨結盟,要指出它的任何諾言全都是謊話,要進行揭露;要把工人們武裝起來,準備進行暴力革命。列寧熱血沸騰,急着回國領導這場革命,奪取權力。

二月革命期間孟什維克和列寧黨徒中的大部分人,原想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制”的政體,但是列寧不給俄國這個機會,急於建立一個由他主持的獨裁政權。1917年的7月,他發起了一次武裝起義,臨時政府的情報部門把所獲得的有關列寧同德國人勾結,顛覆俄國政府甘當賣國賊的案情公布了一部分,這場起義就被平復了。

被宣揚得神乎其神的十月革命其實沒有經過武裝戰鬥,也沒有所謂的“一聲炮響”,那些所謂“‘阿芙樂爾’號巡洋艦轟擊冬宮的炮聲揭開了歷史的新篇章”是人為地編造出來的,一切都進行的非常順利,沒有遇到抵抗,幾乎是不發一槍一彈就把首都的機要部門都佔領了。列寧說:“在俄國奪取政權輕而易舉,就象舉一根羽毛一樣。”這是因為臨時政府不想發動一場戰爭,他們很樂意和平地交權,他們對權力也不象共產黨看的那麼重要。列寧很巧妙地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這個口號聽起來象是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而不是一黨獨裁。既然如此,列寧又那麼熱愛權力,何不讓他來試試呢?成立一個由多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又有什麼不好?萬沒想到,列寧把俄國拉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臨時政府的國家要員們也為自己的妥協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十月革命後由列寧建立起了歷史上最殘酷、最野蠻、最反動、最黑暗的共產獨裁政權,把俄國歷史拉向倒退。這個政權不僅給俄國造成極大危害,而且也危害了整個世界。

十月革命后列寧實行最殘酷的獨裁暴政

十月革命後由列寧掌權建立起來的人民委員會,打着“蘇維埃”政權的招牌,其實是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把原來的一切司法章程、法律法規全部廢除,把司法工作交給革命法庭和新成立的秘密警察機關去處理。而那些所謂的革命法庭,主持者都是不懂法律,沒有教養,沒有知識,只有革命熱情的人,秘密警察機關專搞特務統治。列寧政權一開始就實行恐怖統治,1917年的12月,列寧贊成由“人民群眾”自己組織法庭(街道法庭)審判那些“投機分子”,他千方百計地鼓動對“階級敵人”實行恐怖行動,“毫不手軟地保衛革命”(捷爾任斯基語)。

有一個肅反委員會的官員馬爾丁·亞諾維奇·拉齊斯在《紅色恐怖》報上發表文章說:“我們不是在對個別人作戰,而是在將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消滅。在調查時你們也勿需尋找證據來證明被告在行動上或語言上是否反對蘇維埃政權。你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他是屬於哪個階級的,是什麼出身,受過什麼教育,從事過什麼職業。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可以確定被告的命運。紅色恐怖的意義和內涵就在於此。”(《克格勃全史》第47頁)列寧和蘇共的上層領導們實行殘暴的恐怖統治,搞群體滅絕。他給專政下了一個定義,說無產階級的專政就是不受任何約束,不受法律條文限制,沒有規章制度制約,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列寧就是以恐怖的手段來消滅政敵和恐嚇勞苦民眾。列寧政權為了對全社會實行恐怖控制,散布說:“反革命活動正在四處漫延,在我們生活的所有領域,以各種形式表現着,由此可見,沒有哪個領域是肅反委員會不應該涉入的。”(《克格勃全史》第69頁)

由於列寧不知道怎樣管理好國家,不懂經濟,十月革命后經濟遭受極大損失,造成蘇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災難。面對嚴重的經濟失敗,列寧出於仇恨的本性大開殺戒。有一個名叫埃特克·斯坦因倍格的左翼社會革命黨人,曾一度在共產黨政府中擔任司法人民委員。他描述1918年2月人民委員會開會時的情景,其中有這樣一段情節:列寧提出一項法令草案,標題是《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條,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經過審判即“就在正法”。這批犯人範圍很廣,只是粗略地劃為“敵特、投機商、盜賊、流氓、無賴、反革命煽動者、以及德國姦細等。”斯坦因倍格反對這項法令,他的理由是這項法令條文“過於苛酷,……勢必造成全面的恐怖統治。”斯坦因倍格寫道:

列寧對我的反對意見大為惱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義進行反駁。於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麼我們何必還要什麼司法人民委員部?讓我們乾脆把它叫做社會滅絕人民委員部,把社會上的人統統斬盡殺絕好了。”列寧頓時容光煥發,回答道:“好吧,行啊……這正是我們要做的……不過我們不能把它說出來罷了。”(以上內容見《共產主義實錄》第51頁)

1922年5月,列寧曾寫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則就是自欺欺人和蒙蔽人。”根據1922年公布的法令,國家政治保衛局獲得了槍殺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個另類型的刑事罪犯的權力,也就是他們有草菅人命的權力。整個國家陷於一片恐怖之中。

十月革命后,列寧都作了哪些事?我們不妨羅列出來,加以分析,就可知道列寧建立的是一個多麼恐怖的人間地獄。

首先是廢除由民主選舉的立憲會議,實行一黨獨裁。在十月革命后馬上進行的立憲會議選舉中,社會革命黨人贏得了絕大多人的擁護,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政黨中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選票的支持。這個選舉結果讓列寧非常惱火,他本來是要作個民主的樣子的,結果是不能再裝下去了,於是他們就乾脆解散了1918年1月召開的立憲會議,赤裸裸地實行獨裁暴政。

再就是賣國。解散民主選舉的議會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舉動,在最初奪得政權的日子裡,國內全面混亂,布爾什維克所能控制的地區很少,只有方圓500公里的地區,蘇維埃政權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脅。在國際社會看來,解散民主選舉的議會使布爾什維克無法證明他們是俄羅斯的合法政府,為了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就只能賣國。其實不只是列寧的政權,所有的獨裁政權同時也都是賣國政權。獨裁政權的最大特點是在國內實行殘暴血腥的統治,在國際上出賣民族利益。列寧讓他的助手與同盟國的德國人、奧國人、土爾其人、保加利亞人簽訂了《布勒斯特—立托烏斯克和約》,此項和約把俄國的國土象豆腐一樣一塊塊地賣掉了。

第三是發動內戰,把整個民族拉入戰火之中,三年多的內戰使俄國生靈塗炭,有數百萬人在戰爭中失去了生命。列寧領導的政黨把內戰責任推給那些仇視列寧政權的國內反動派和國外的幫凶們,但早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綱領中就有“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變成階級之間的內戰”的內容,這是其黨的中心任務,托洛斯基說:“組織蘇維埃政權,就是為了內戰。”實際上,列寧在國內組織奪取政權,就已經是在發動內戰了。在列寧主義的影響下,許多共產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就是在發動國內戰爭中取得政權的。

第四,破壞俄國經濟,人為製造飢荒。列寧黨把自由市場看成資本主義的溫床加以消滅,其結果是黑市經濟反而超過了國營的蘇維埃經濟。列寧就故意製造通貨膨脹,濫發紙幣,消滅人們的存款,紙幣泛濫成災,物價飛漲:及至1923年,蘇俄的物價較之1917年的物價已經漲了一萬萬倍。有一位蘇聯共產黨的黨內專家描述1917年至1920年蘇俄的經濟狀況,說那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大災難。(見《共產主義實錄》第51頁)破壞經濟的最嚴重後果是糧食減產,人為製造了大飢荒,政府和民眾搶糧食。《共產主義實錄》描繪蘇維埃政權搶糧的場面,文章說:

莫斯科方面把那些城市遊民武裝起來,組成浩浩蕩蕩的征糧隊,分派到各地去徵收所謂“剩餘糧食”。農民中有許多人是服過兵役的退伍軍人,有戰鬥經驗。於是結果,各地的農民便與征糧隊發生了你死我活的惡戰。大部分的鄉區都淪為內戰的戰場,其破壞糜爛的程度,超過了紅軍對“白匪”的戰爭。只要是抗拒蘇維埃政權的農民,列寧就稱之為“富農”,可以任意批鬥,並號召進行大規模的屠殺。

1921年初,列寧推行“新經濟政策”,對農民作出了一點讓步,不再用武力強征糧食:准許農民用實物來納稅,還可以把他們的餘糧拿到自由市場去出售。可是,這些讓步政策來得太晚了,蘇俄還是發生了任何一個其他的歐洲國家都沒有發生過的大飢荒。這次由一場旱災引發的飢荒,使五百二十多萬人活活餓死,僅次於後來斯大林製造的大飢荒。如果沒有美國救濟總署的接濟,還不知道將餓死多少人。

第五是屠殺民眾,製造紅色恐怖。列寧認為主,以前的革命之所以會不成功,主要是由於對敵人太手軟,半途中停下來,讓敵人得以活命,並從新組織起來進行反撲。所以他要用暴力,要對敵人毫不留情地進行鎮壓。他引用馬基亞維里的話說:“如果實現某種目的必須採用某種暴力行動,這種暴力行動必須以最有效的方式,儘可能在最短的時間裡完成。”說是這樣說,實際上是,由列寧開始的暴力屠殺,經由斯大林貫穿共產主義政權的始終。列寧最愛說的話是“殺死他們”、“統統弔死”、“就地正法”、“當成最兇惡的敵人把他消滅掉”、“絞殺那些富農吸血鬼”等。

列寧政權顯然是要造成一種恐怖的氣氛,讓人們對他的政權產生恐懼心理,甘做奴隸,不敢反抗。他在一個指示中布置完殺人任務后說:“要做到這樣的程度:使周圍數百俄里(公里)以內的民眾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會膽戰心驚,奔走相告,說我們正在絞殺那些富農吸血鬼,而且還要絞殺其他的吸血鬼。”

以上所舉五點當然是一點也不全面的,共產主義的恐怖統治滲透到蘇俄政權的方方面面,而且到斯大林時期發展到了頂峰。不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採用高壓手段打擊異己。對那些不肯附和他們的人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殺掉。諸如:騙子、流氓、投機商、盜賊、無賴、暴徒、白匪、反動富農、反革命煽動者都是可以殺掉的罪名,問題是這些罪行不一定真有,是隨便給安上的,就是說想殺誰就殺誰。

十月革命危害全人類

發生在上個世紀之初的俄國十月革命,絕不是人類的進步,而是人類歷史上的一股逆流,是恐怖分子的勝利。列寧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權,是徹頭徹尾的恐怖政權,為使自己建立的恐怖政權不至於被消滅,他積極向世界推銷共產主義。由列寧組建的第三國際把共產主義的危害推向了全世界,初步統計全世界有一億多人口死於共產主義紅禍,這一切都是從十月革命開始的。現在人們要清算共產主義的毒害,就要從十月革命開始,要從根上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危害,也從十月革命開始。要從根本上徹底同它劃清界限。

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上出現了攻擊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恐怖活動。這些恐怖活動大多是用馬列主義、斯大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名義來進行的。有些即使沒有打馬列主義的旗號(如中東的恐怖分子),也和世界上的馬列主義國家非常親近,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他們的支持。

近年來,共產主義在蘇俄有死灰復燃的苗頭,蘇聯時期的國歌也被恢復,許多蘇聯時期的塑像和紀念碑已經結束封存期,俄羅斯議會上院4日投票通過在俄羅斯軍旗上恢復鐮刀斧頭圖案。蘇聯時期的專搞恐怖活動的克格勃頭子普京說,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最近媒體報導,前克格勃特工利特維年科被毒殺一周年之際,其遺孀瑪麗娜接受媒體採訪,一些鮮為人知的秘密漸漸浮出水面,在背後指使下毒者就要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這些事說明,由十月革命製造的共產紅禍還在危害着世界,共產主義恐怖活動還很盛行,人類根除共產主義,擺脫之禍的事業還任重道遠。

(寫於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