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聽老綏遠韓氏講過去的事情
作者: 韓麗明
朋友老岑，祖藉山西，先輩清中期移民至內蒙古。先是給蒙古王公貴族墾荒，交一定的押荒銀，墾熟後每年交些地租。那時，清廷所定的押荒銀和歲租，按土地質量有所差別，東西部也不一樣。綏遠一帶押荒銀每畝至少一錢，最多達到二點一兩；歲租每畝一般是銀一分到二分左右。
老岑的先人經過多年的辛苦勞作，手中有了一些余錢，就開始從蒙古人手裡買地。據說，那時的地非常便宜，尤其荒地給錢就賣，常常跑馬為界。老岑的先人是慈禧老佛爺領導下第一批勤勞致富的人，及至民國，老岑家的水澆地就有上百傾；草場不按畝、而是按里論。
據老岑講，他的先人對長工們非常好。他的祖父就是一位性格溫良敦厚的地主，樂善好施、扶危濟困。同情農民、關心農民、幫助農民的事他常做。
那時候的地主們，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送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那時，地主在年前還必須關照他人的過年情況，如有窮苦人家過不去年，同村富裕人家必須單獨或湊錢給與必要的幫助。
老岑說，每年夏天，他的祖父都要給長工做兩套單衣：兩件白市布褂子、兩條褡褳布褲子、還有兩條用來擦汗的羊肚肚毛巾。村裡有人說：「其實有一套也管行了！」他的祖父說：「受苦人夏天出汗多，總得有個洗換的吧！」
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知「活兒在手裡」這句話的分量。如果「對著干」的話，長工自有千百種方法來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如果得罪的太狠，半夜把你家的糧垛、草垛點著後跑了，你去哪裡尋他？
那時，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地打發，絕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看叫花子，其中可能就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裡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個敢得罪長工？
但是，突然有一天，「地主」變成了一個天大的罪名，有地皆「主」，是「主」皆惡。僕人既然翻了身，舊社會的「主人」當然沒有好日子過了。從沒收財產到人身批鬥，不僅傾家蕩產，一生名譽也掃於地下，甚至肉身難保。
1950年，歸綏市土改開始。工作隊確定對象後，需要引導貧農們起來鬥爭。但工作隊員們很快就發現，一些貧農表現並不積極。因為並非所有的地主都與僱農勢同水火，甚至有的地方雙方關係還較為「和諧」。起初，不少人不願意撕破臉向地主發難，在工作隊動員他們起來鬥地主時，不少貧僱農反而還產生一種抵觸情緒。
為了順利實現土改目標，工作隊還排演了話劇《白毛女》，採取宣傳的形式來做貧僱農的工作，但沒有什麼效果。老鄉們反而認為：「黃世仁是遠處的地主，我們這裡的地主都是好人」。
不少人無法理解地主對他們的剝削，稱：「我給地主幹活，人家管我飯吃，年底還給工錢，這都是說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給工錢，或者不給飯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確實給錢了，也給飯吃了，那還有甚錯？」
土改打殺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門、慘絕人寰。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起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除了用棍子打、錐子捅、繩索捆、石頭砸之外，還有好多種。比如磨地，把稜角鋒利、黃豆般大小的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後把要斗的人衣服脫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雙腳在這上面來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為止。即便是下跪，膝下鋪的也是玻璃碴子瓦渣子，那種鑽心的疼痛，常人難以理喻。
捆綁可能是最有中國特色的刑罰之一。一些擁有不容置疑的生殺大權的人，只要高興，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將另一些被他們稱為階級敵人的，被徹底剝奪了尊嚴的人捆綁起來肆意凌辱。即使將人致傷致殘甚至致死，其行為都是革命的，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老岑的祖父在那時就被捆過一繩子。那次鬥爭會一開始，老岑的祖父就表示認罪服法。工作隊要求從明朝開始退賠剝削所得，老人家也連連點頭同意。鄉親們都說：「態度挺好的，就這樣吧，別鬥了。」但工作隊不認可，幾個村裡的地痞和二流子，他們先脫掉老人家的衣服，從後面將其轟然一聲猛推在地——他們稱為「狗啃屎」。然後用麻繩一圈一圈地將老人的手臂捆緊，雙手反剪，從地上拉起來。用膝蓋抵住老人的腰部，再使勁將反剪的雙手往上提，老人立刻發出殺豬般的慘叫。
那天，老人家被捆的血液不能流動。一會就臉色蒼白，全身沁出一層白蒙蒙的細汗。這是痛到極致的一種生理反應，就因為這一繩子，老岑的祖父半年多胳膊都舉不起來，自己不能穿脫衣服。
那年春節，老岑家什麼也沒有準備，別說肉，就連米面也沒有了。全家人在悲悲戚戚中度過了年三十。
初一清晨，老岑的父親一開大門，發現門口擺著好幾個籃子。他慌忙提回家去，倒出來一看，發現全是食物：燒豬肉、油炸糕、饃饃、粉條、豆芽，應有盡有。他們全家喜出望外，感動的熱淚盈眶。他們能猜出，這些吃喝都是過去的長工們送來的。那些年，每到年關，他們家都要準備好多份食物，送給那些貧寒的人家。人心都是肉長的，這是積德的回報。
有了這些食物，他們總算安然過了個年。但後來的日子會如何，他們根本無法猜想。起初，他們天真地認為沒收了土地和財物就算到頭了，誰能料想到，噩運這才開始，淪為賤民的日子整整延續了數十年。
令人唏噓的是，臨近解放時，老岑的祖父聽說口裡土改，自知在劫難逃，於是把半數土地分給了長工。事與願違，那些分到地的長工，到土改時都被定成了地主，為此數十年受盡磨難。
前年夏天，老岑回老家尋根。遇見了幾個兒時的玩伴，都是昔日長工的子弟。他們見到老岑異常親熱，都爭先恐後地邀請老岑去家中做客，並做徹夜聊。
那次榮歸故里，一個當年長工的兒子說：「岑哥你再回來哇，那些地還歸你，你領著我們干哇！」說這話的人都年近古稀，自然是玩笑之談。由此可見，地主與僱農並無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所謂的階級仇恨都是人為杜撰出來的。
後記：
近日上網查閱資料始知：順治初，中原地區災荒不斷，清朝曾提出「酌開邊門」，讓內地農民出邊耕種，於是許多農民冒險出關。但清廷同時又規定：「不許在蒙古娶妻生子，春去秋歸，從事季節性勞動；不許在口外定居，不許攜帶家眷前往。」至17世紀末18世紀初，關外內地農民越聚越多，至十數萬人之多。
出邊農民耕種土地有三種形式：第一種，自己在山隅向陽處墾種；第二種，由蒙人招募內地農民耕種；第三種，由清廷將八旗官員的口內熟地換給口外荒地，從而招募內地農民開墾種植。
17世紀末，出邊農民逐漸在熱河、喀喇沁、察哈爾和歸化城土默特等長城沿邊的一些地區形成農業點。
在歸化城土默特和察哈爾，各種官地的招墾佔了較大的比重。順治七年確定：「外藩蒙古，每十五丁，給地廣一里，縱二十里。」康熙八年，清廷提出以古北口等邊外空地撥給無地旗人耕種。按定製，歸化城土默特兵丁無餉，撥給「戶口地」為生。
清廷圈佔上述大量蒙古牧場，這些田地或因差役無暇自耕、或因不熟悉農耕，大部分被租佃給漢民。這些內地農民主要來自河北和山西兩省，「沿邊數州縣百姓，歲歲春間出口……皆往土默特地方耕種」。這些季節性出邊種地者，或曰「伙盤」、或曰「雁行」。雍正朝以後，土默特的墾區擴大，出邊的農產越來越多。「搬移眷屬」「蓋房屋居住」，並且呼朋喚友、互相援引，「一年成聚，二年成邑」「漸成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