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延安日記
作者: 弗拉基米洛夫
1943年9月19日
康生繼續使中央委員們反對王明。
江青大大促進了我們與毛澤東的接觸。當然，她這樣做，她丈夫並不是不知道。毛澤東顯然希望我們接受他的觀點，並據此向莫斯科報告。
江青常請我們去吃飯，在這種時刻，我們絕口不談政治。
昨天，毛澤東沒頭沒腦地說：「如果當權者不循正義途徑行事，孔夫子是支持造反的神聖權利的。」他悠閑地看著我，直視著我的眼睛來觀察他的話所引起的反映。他習慣於一面說著話，一面注視著你的眼睛。
他說話時，其他人都不作聲，即使在家裡也是這樣。他猛抽煙，字斟句酌地低聲說話。即令在家裡，他也是個演員。
1943年9月22日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此外，毛澤東還經常指示他向我們傳話。
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時想為這項「買賣」製造理論根據。從一次長而乏味的談話聽出來，與中共領導的說法相反，特區的經濟和財政形勢，極為嚴重。通貨急劇膨脹。財政工作日趨困難。已經發行了六百萬元的貨幣！可是，這並沒有改善經濟狀況。
任弼時詳細談了經濟困難的情況。所有在特區的人，包括我們在內，都感覺到了這些困難。
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與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
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份都將由部隊來管。賀龍的120步兵師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
發布了一項大量進行鴉片交易的命令。鴉片體積不大。把鴉片運到延安或特區其他指定地點，再從那裡送往中央政府所轄各省，以高價出售，並不困難。
在談話結束時，任弼時說，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時想指點我，使我能「正確」理解中共領導的「鴉片政策」。任弼時要蘇聯記者理解這個決定。我說，我會把這情況告訴我們小組同志的。說完後，我們就分手了。
1943年9月23日
馬克思主義的黨，實質上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如果在各級沒有集中的和有紀律的領導，也就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的黨。但這並不是說，黨是它的領導人意志的沉默而順服的執行者。
領袖的意志應該是黨的意志的集中表現，而黨的意志是通過民主集中形成的。
沒有民主集中制，馬克思主義的黨就不能具有真正的力量，並不可避免地會變成一群爭吵不休的空談家，極容易為組織嚴密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所摧毀。
在中國共產黨內，由於對任何與「毛主席」持不同意見的人進行鎮壓，民主集中制已銳化成馬克思所譏諷的由信仰而產生的奴隸制了。
毛澤東懂得中國的古典文學，他的同胞所以給他唬住了，這是主要原因。他對西方哲學了解得很少，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是庸俗的。
我們誰也沒有在他那裡見過莎士比亞、斯丹達爾、契訶夫、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的中譯本。
凡屬不是中國的東西，毛澤東一概加以蔑視。可以這樣說，對他說來，中國的東西是世界文化的頂點，是終極真理。
他經常看的，是一套中國百科全書，古代哲學論文，和一些舊小說。
莫斯科要召回尤任、阿列耶夫和多爾馬托夫，十月底要派飛機來把他們接回去。根據與中共領導商定的意見，我、奧爾洛夫和里馬爾將在延安留至戰爭結束。
毛澤東就此同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用各種辦法來試探我的情緒。
1943年9月24日
今天，在我們例行的碰頭會上，康生意味深長地說起王明來。他說，王明在漢口時的所作所為，不像一個黨員應該做的。他和他的一夥在那裡好像另立了一個黨中央，而置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於不顧。實際上，王明並沒把以中共中央主席為首的延安的整個領導放在眼裡。王明不服從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甚至拒絕翻印他許多很重要的文章，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還說，王明作為中共駐國民黨區的代表，違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經毛澤東同志許可，就直接跟蔣介石通信。他瞞著中共中央主席進行的這種通信聯繫，是令人吃驚的，因為至今還一點也不知道給蔣介石的這些信件的內容。
很明顯，康生是要在各方面給王明抹黑。他所舉的一些事情並不能看成是什麼嚴重問題，這一點他很清楚。在某些情況下，王明不按慣例，而是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命令，作了相應決定，這是形勢的需要。對王明與蔣介石通信的未知部份，對他在這方面的活動加以懷疑，顯然是找岔兒。這是胡說八道，但這種胡說八道大家立刻就會信以為真。這是加於王明的又一罪狀。
說完這些以後，康生說，在1941年9月，政治局著手處理這個問題，結果產生尖銳的分歧。從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關係就變得十分緊張。（據我了解，毛澤東想要由他來裁決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是否合理，就是說，他要凌駕於共產國際這個工作機構之上。）
情報局局長還說，政治局對周恩來的報告及一些「有關問題」的討論結果是，除王明以外，所有有關的人都這樣那樣承認了錯誤，只有王明把自己「擺到了與黨對立的地位」（毛澤東正好是要把王明逼到這個境地）。
康生說，有些同志說到他們的錯誤時，不坦率，不誠懇，他們「顯然只是形式上坦白了」。
「我們對這點沒有懷疑，要愚弄我們不是太容易的！」康生總結說。
康生是出於天真還是他的愚蠢，以為我傾向於接受他的觀點。他跟我談話時，對一些顯然有損他自己和中共中央主席的事情，有時也並不隱諱。好吧，儘管對我的這種態度不會持續很久，可是眼下我知道了很多情況，確實很有價值，很有趣，以前這些情況對我們一直是小心保密的。
這也許是毛的策略？也許他想這樣來使我持中立態度，使我成為他的代言人？無論如何，江青對我們的態度說明了這一點。她隨便，可親，而且越來越想和我們經常在一起。有時，他拉拉扯扯，似乎有失體統，有悖於對女性舉止有嚴格約束的民族傳統。
1943年9月29日
江青讀的書比她丈夫多得多。無論如何，她對世界文學名著是熟悉的。
毛澤東對他在蘇聯學習的兩個兒子一點都不放在心上。我們誰也想不起他曾提到過他們，或者問過他們的健康情況。順便要提到的是，他對小女兒也很少關心。如果他表示關心，那也全靠他妻子來儘力激起他的父愛。她是很能左右他的。
江青照顧他的健康、日常工作和衣食，是他最信得過的秘書。
中共中央主席已分化了他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對手。他用軟硬兼施的政策，把他們拉到他一邊去，然後再使他們彼此相鬥。他甚至假手於王明和博古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來跟這兩個人算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