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延安日記
作者: 弗拉基米洛夫
1944年8月7日
美國軍事觀察組的其他成員已於今日到達。他們是雷吉納爾德?福斯中校，威爾伯?J?彼得金少校，查利斯?E?多利少校，布龍克?多蘭上尉，西蒙?H?希契中尉，路易斯?M?瓊斯少尉，沃爾特?格雷斯中士和四級技師喬治?I?中村。
美國駐重慶大使館二等秘書雷蒙德?廬登也來了。
歡迎儀式和7月22日舉行的一模一樣。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自始至終都在場。
來歡迎美國人的還有一些外國記者，其中有愛潑斯坦，沃陶等人。馬海德也來了。
1944年8月8日
湘豫戰事發生之前，特區的政治形勢一直是緊張的。儘管進行著反國民黨的宣傳，人們對蔣介石還是害怕的。此外，特區南部邊界的國民黨軍隊也是個威脅。現在，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
美國人參觀了醫院，遊覽了延安。馬海德就像是他們自己的人。
延安為觀迎美國人舉行了招待會，演出了各種節目。
朱德給了我一枚八路軍指揮員的徽章一枚刻有「第249號」的圓形徽章。想必是像征抗日統一戰線的團結和反侵略鬥爭的一切愛國力量的統一的。
徽章中間是鋁製的青天白日旗圖案，徽章圓圈的紅邊上刻有八路軍字樣。好吧，留著它作為對延安、對戰爭年代的一個紀念品吧。
1944年8月12日
今天，毛澤東把我召去，對我說：「我們一直在考慮給我們黨重新起個名字，不叫」共產黨「，叫個別的名稱。這樣，對特區形勢會更有利，特別是跟美國人打起交道來要有利一些。」
有關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日軍的文件，已經提供給美國人了。他們了解中共軍隊在過去幾年裡的戰鬥情況。這一切描述，帶有多大的傾向性，就不用說了。
1944年8月13日
中央政府軍在河南和湖南的潰敗，以及美國記者和軍事觀察組的到來，大大改變了特區的軍事形勢。形勢的發展，對於中共領導來說，從來沒有這樣有利過，其有利程度甚至超過了最樂觀的預計。
中共總的政治路線沒有改變，仍然激烈地反對蔣介石，不過，最近的事態發展，為實現這個路線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中共中央主席的威望更高了。是啊，畢竟數他是一直反對抗日統一戰線、主張與國民黨打內戰的嘛。現在，蔣介石一敗塗地，不就證實了他的一切分裂活動是正確的、他以前的分析是非常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嗎？
中共領導人和美國人正在度蜜月。他們熱情地互獻殷勤。
除了經過粉飾的官方的說法外，人們不可能了解到任何關於毛澤東的個人經歷。他從不在別人面前談起他青年時代的事，提及他的親人和朋友。這個話題是禁區。有本他的正式傳記，這倒是人人為增強「革命精神」所必讀的書。
1944年8月16日
儘管報紙上或其他方面，反國民黨之聲甚囂塵上，大家還是害怕蔣介石。人們覺察到，在反對國民黨的運動中有種恐懼和不安之感。他們每日每時都擔心重慶會進行報復性的打擊，擔心國民黨軍隊以此為藉口，突然派軍隊全面進犯。中共領導決定派林伯渠再去進行談判。他們把這個消息通知了國民黨領導人，並且開動了官僚機器。我相信（首先是毛的行動使我確信），如果前線形勢沒有發生這種突然變化，共產黨領導一定會作出讓步。
反對國民黨的宣傳，以及整風運動，在黨內造成了一種壓抑的令人窒息的氣氛。黨組織里人人擔心著明天，他們喪失了主動精神，機械地死記硬背中共中央傳達下來的指示，死記硬背「二十二個文件」，以便來贖自己莫須有的罪孽，表現得更加忠心耿耿。可以明顯感覺到，大家都缺乏自信。他們高呼口號，信誓旦旦，向「黨和人民的富有戰鬥力的領袖」毛澤東表忠心，但是，在口號和誓言的背後，卻是混亂、同志情誼的喪失、恐懼，甚至灰心喪氣。
說到團結，在黨內沒有團結可言。據說，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在為爭取團結而鬥爭，並且現在還在為之而鬥爭呢。毛同我談話時，喜歡三番五次地說，整風實際上是「為黨的團結而鬥爭」；當然，他是不會提這個運動的細節的。這裡，我也同意他的意見整風是為團結而鬥爭，但這種團結是在服從毛澤東的基礎上的團結，是在承認他為領袖的基礎上的團結，是在全體黨員同意他的、而且只能同意他的意見的基礎上的團結。
這便是過去在黨內和領導層內部的情況（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目前仍然是如此）。
大多數領導人劉伯承、葉劍英、博古、周恩來、彭德懷以及其他一些領導同志（當然是按毛的指示），蓄意反對劉少奇、賀龍、彭真等少數人，當然還有康生。
起初，上述大多數領導人在不同程度上「檢討了自己的錯誤」，站到了康生等一小撮壞人一邊。這樣，他們在1943年經過思想上的「脫胎換骨」之後，都成了中共中央主席盲目的追隨者了。
可是，這兩部份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他們互不信任，充滿猜疑，在有些情況下則公開敵對。雖然在表面上，他們觀點一致。
湘豫的大敗，外國記者的特區之行，觀察組的到來，蘇軍的勝利以及蘇聯的威望和力量的不斷增長，都強烈影響了延安的形勢和共產黨內的氣氛，排除了中央政府進攻的可能性，就暫時情況來說，至少是這樣。因而，人人都鬆了一口氣。其他根據地的形勢也相應地得到了改善。
就像是一陣清新的風，吹遍了黨組織。好像萬物在延安污濁的空氣中經過一場噩夢之後，蘇醒過來了。這對中共領導發生了直接影響。生活在慢慢地但是扎紮實實地改變著，從互相搞小動作，採取警察手段和心存疑懼，變為進行實際活動。人人早已渴望著的真正的工作，醫治著「洗腦筋」造成的創傷，並改造著人們。生活在恢復正常，當然，並不是沒有困難的。
但是，毛澤東卻妄稱這一切都按他的計劃在進行。總之，他正使黨和特區作好與蔣介石鬥爭的準備，並煽動反國民黨的情緒，就拿湘豫戰局來說難道他不是預料到了嗎？
毛澤東設法把所有這些事實解釋得對他有利，以證明他的政策是正確的。當然，唯唯諾諾和拍馬屁的人多的是。
1944年8月19日
今天，我在路上看見兩個戰士推著一輛車。車裡堆滿了一卷卷寫著標語的布橫幅，上面放著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和英王喬治六世的畫像。國王喬治的像比其他的像大得多。我不知道他們要把這些像送到哪裡去，也不知道送去幹什麼用。很可能是在為歡迎另一批外國記者作準備。按畫像的大小來看，英國記者可能要來。
1944年8月20日
為了打通通往中國的陸上運輸線，戰鬥正在緬甸進行著。米特金（Mitkin）是個轉運站，印度到中國的陸路就從這裡開始。
羅斯福宣布，唐納德?馬爾?納爾遜和帕特里克?傑伊?赫爾利將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訪問中國。
納爾遜是美國軍工生產署署長，赫爾利將軍是美國前國防部長。
中共中央主席對新形勢漸漸地適應了。原來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者」和「莫斯科派」都安排了工作。毛澤東所急需的有經驗、有能力的幹部，絕非康生情報局提拔的那種人所能代替得了的。說到領導人，毛愈來愈願意任用朱德、彭德懷、博古、周恩來、聶榮臻和葉劍英。他們逐漸成為他的主要助手了。這樣做並非出於中共中央的心愿，而是迫於形勢。
這必然使原先有權有勢的康生少數派喪失威信。生活把他們推到後面去了。有明顯的跡象表明，情報局頭子的權力削弱了。
延安正在緩慢而痛苦地蘇醒過來。
黨正在逐漸擺脫空談和自我毀滅的做法，清除人們怕再挨整的憂慮，開始認真考慮生活，開始積極地工作。但是，這一切並不是中央委員會主席努力的結果。
這裡的一切都充滿著蘇醒的歡樂。在今天的黨組織中再要出現1943年的那些做法，是完全不可能了。共產黨員是不再接受的。康生感覺到了這一點，毛和其他人也都意識到了。
不承認這種新形勢，就意味著會控制不了未來事態的發展。所以，毛為了利用形勢變化來達到他的私利，就使自己去適應這種形勢。
德國的最終失敗，日本的潰敗，以及中國的政治命運這些大事還在後頭。但它們已初露端倪，並逐漸在把延安喚醒。在這樣的形勢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團結的、強有力的黨，因此毛儘力在給黨政幹部恢復工作，恢複名譽（即使只是非正式的，只要對他們表示「信任」）。
黨員都高興起來了。他們認為1942年和1943年的鎮壓是一種偏差，而應負全部責任的只有康生及其一夥。
對這種看法，毛聽任其發展。這是一種策略。他還是一身清白、英明、完美無缺。他是沒有過錯的。中共需要開展整風運動，但遺憾的是，這個運動被「具體執行者」搞偏了。中共中央主席對整風的看法，只能這樣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