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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記(50)

來源: 延安日記

作者: 弗拉基米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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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13日

又一個美國人來到延安,他就是美國駐華戰時新聞處負責人麥克費希爾先生。

根據在延安的美國人普遍流露的情緒來看,美國不打算讓它的外交官常駐延安,免得蔣介石不高興。謝偉思和廬登畢竟是美國駐重慶大使館的官員,他們在延安的逗留很容易被看作是事實上承認延安,而這是盟國的主要被保護人蔣介石所不允許的。

就是由於這個緣故,謝偉思對中國同志屢次提出的由美國在延安設一常駐機構的建議,噤若寒蟬。在這個問題上他好像成立聯合政府。這給中共領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共中央主席命令中共駐重慶的代表加緊反對國民黨政府。

中共駐重慶的代表是董必武(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林伯渠。中共中央主席兩次給他們發電,要他們著手把反對政府的人都組織起來,開展活動。這個有組織的活動,通過在報上發表文章和在本屆國民參政會上採取阻撓戰術來進行。毛要求社會各界對政府進行全面抨擊。

軍事失利和經濟危機,激起了中國社會對國民黨政府的反抗情緒。毛慫恿他的人竭盡全力利用這一有利形勢。

事實表明,共產黨的代表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右翼發動了猛烈進攻。

事實之一,就是著名的記者和政治家胡政之出其不意來到中共駐國民黨的正式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的辦事處。他說,共產黨的努力一定會成功。他抨擊蔣介石採取的辦法,批評政府,讚揚共產黨。他說共產黨贏得了中國人民和外國人(這是重要的)的支持。

胡政之是重慶一家最開明的報紙《大公報》的主編。《大公報》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蔣介石政府對這家報紙進行了種種刁難,包括禁止它發行。

1944年9月14日

在同中共領導人會談中,麥克費希爾提出了在延安建立一個軍事情報機關的想法。這將作為總署的分支機構。總的看來,麥克費希爾倒不是那種熱心人。

巴雷特是美國軍事觀察組的組長。最初幾個星期,這位美國上校相當謹慎,閉口不談重要問題,不許願,不表示意見。後來,他突然改變了工作作風。現在他像謝偉思一樣,大叫大嚷地批評蔣介石政權,批評中央政府的無能,批評它不能控制局勢。還批評國民黨軍隊靠不住。這位上校居然表示,他極不贊成蔣介石反對共產黨,強調他對特區和中共政策的好感!

麥克費希爾則堅持要中共領導人允許也的部下來特區工作。盛傳大批美國情報人員和心理戰專家將來特區。據麥克費希爾說,這批人將從事瓦解敵人的戰鬥部隊,擾亂敵人後方的工作。中共希望美國專家在延安設立總部。

周恩來是毛與盟國會談時的主要助手。葉劍英與周緊密配合。劉少奇正忙於準備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以及其他黨務工作。

科利亞一有機會,就要跟我談到他的妻子麗達和他的小兒子謝爾蓋。我理解他需要藉此來寬心。但是,當他跟我談起他的家庭時,我的心裡便是一陣劇痛。瑪麗亞和孩子們不知怎麼樣了?

1944年9月15日

戴維?巴雷特發胖了。他四十五歲或五十歲上下,北平話說得很地道。他很隨便,並不盛氣凌人。他軍服上衣的袖口通常不扣扣、往上卷一點。領帶隨便塞在襯衫外面。他的軍靴顯得很舊了。雖然繃著臉,但還是和藹可親的。

中共中央主席沒有朋友。只有他所需要的人,但不是朋友。他只賞識一時用得著的人。一切的一切,凡對他個人無用的,都是毫無價值的,甚至是有害的。此外,他把對他本人有用,以及對「他的」革命有用的事物,看作是一回事。除了他自己的利益之外,什麼都不存在,什麼都沒有意義,甚至革命本身也不例外。

這是一種特殊的虛榮心,這種虛榮心對生活舒適與否是不計較的。權力,才是他唯一的夢想和野心。通向最高權力的途徑也就是通向真理和美德的唯一途徑。從他的整個生活方式中看得出來,他對限制權力的一切事物都嗤之以鼻。除了權力之外,一切都是塵埃。他對歷史上所有偉人的業績,也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的。

過去的偉人所以強烈地把他吸引住,就是因為他們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毛澤東認為,活著就是為了權。有權就有理,有權就是勝利,有權就有一切。

黨和人民只是一種想像虛構的事物(某種抽象的概念),是為他的目的服務的。

毛常常會見很多人,儘管如此,他還是特別不愛交際,甚至是孤獨的。他的孤獨是不可改變的,而且冷酷無情到了危險的程度。

他的力量在於他的直覺。他雖然感到在我們這一世紀的革命大動蕩中,馬克思主義是不可戰勝的,但他並不怎麼理解。他把毛記馬克思主義(現實的馬克思主義)與奪取最高權力的慾望,巧妙地結合起來。他在革命的風口浪尖上,想法把權抓到手。每當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他個人的觀點相抵觸時,他就篡改馬克思主義。他拿蠱惑人心的宣傳作幌子,不斷歪曲馬克思主義。

他的全部活動可歸結為這樣一點,就是絞盡腦汁地想出最適合他進行奪權的策略來。依他看,原則只不過是別人對革命應盡的許許多多的義務。多麼實用主義的公式啊!這就是他怎樣使別人服從他的意志的辦法。原則束縛住千萬人的手腳;他以原則的名義行事,自己卻不受原則的約束。

「現實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他毛澤東的哲學,一種沒有道德和野心極度膨脹的哲學。

1944年9月16日

延安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篇相當離奇的社論。美國觀察組事先與聞了文章的內容,但結尾部份仍使他們大吃一驚。

很清楚,走這步棋的目的,在於使美國人按平等原則分配武器,即將來給中央政府和特區的武器數量要相等——根據美國武器的情況,這是一種苛求。

另一個目的是加緊進行會談以便收到實效。

還有一個目的是削弱蔣介石,使美國人削減援蔣的數額。

社論詳細敘述了美國對中國援助的意義,提供了關於武器、彈藥和食品的分配情況。

至於黃山會議,則成了最後決定向特區運送武器的一個藉口。這次這個問題可直截了當地向美國人提出來了。

1944年9月17日

巴雷特上校巡視了一個旅之後,對八路軍、新四軍參加未來的抗日聯合作戰得出了幾點結論。

觀察組組長把他在報告中提出的主要結論,送給了共產黨的軍政領導人。這份報告是美國人在特區待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得到的第一個成果。

美國觀察組組長把這份報告發往重慶美軍總部。

有一個想法常使我夜不能寐:情報局局長能夠很容易地把我幹掉,因為我對他自己所乾的勾當,以及他的保護人的所作所為了解得太多了。

耗盡體力的傳染病,陡峭的山路以及其他許多「事故」,能幫助他幹掉我。

另一方面,他們還不能走得這麼遠。莫斯科在他們的計劃中占很大的分量。他們是想幹掉我的,但現在他們還不能這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