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延安日記
作者: 弗拉基米洛夫
1944年10月7日
聶榮臻、蔡暢、李富春、李立三、周恩來、鄧穎超、傅鍾、羅邁、徐特立、陳毅、王若飛、向警予和其他一些老資格的中共官員曾在法國留學（朱德和葉劍英是留德的）。經同法國一有關團體達成協議，他們的學費由一個資產階級啟蒙組織負擔。這批即將成為巴黎大學和里昂大學學生的人，啟程之前曾在北平經過專門學習。
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歐洲的革命運動掀起了一個高潮。各種思潮和派別的政黨、團體、組織和小組，像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
因此，這批政治上不成熟的年輕人在法國受的教育，對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都有消極作用。他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同時，顯然也接受了歐洲形形色色的左翼黨的思想。他們中的許多人用革命的極端主義否認馬克思主義，否認共產國際的領導作用和十月革命的經驗。他們受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很深，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在西班牙內戰中起的作用，令人十分遺憾。有工聯主義傾向的黨派，左翼恐怖主義的組織等等，那時日趨活躍起來。
李立三正是在歐洲接受了那種無政府盲動主義的哲學，強調暴動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方式」。共產國際經過全面分析，斷然反對這種哲學。毛澤東卻大量吸收了李立三的觀點。
中國黨的大部份現領導人，雖經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習，仍沒有克服西歐小資產階級對他們的影響。從整風來看，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學科等許多方面的學習都是敷衍了事的。現在，馬克思主義被公開稱為「教條主義」，稱為「對中國共產黨不適用的西方經典的革命哲學和革命實踐」（毛澤東語）。
毛澤東與李立三的關係就很能說明這一點。毛澤東雖然憤怒譴責李立三的觀點，但仍然同他保持頗為良好的關係。
羅邁（192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李立三的摯友。同周恩來等組織了中共巴黎支部。二十年代，羅邁（真名李維漢）曾在毛澤東家裡住過一個時期。
李立三生於1896年。他和毛是同鄉，一度關係很好。李立三在法國留學回來之後，積極從事中國的革命工作。在爭奪黨的領導權的富田事件之前，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一直都很好。李立三因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而被共產國際免去領導職務。
中共中央主席只是在口頭上譴責李立三。這是同「莫斯科反對派」和「教條主義」作鬥爭的一種手段。既然李立三因犯左傾錯誤遭到共產國際的批判而名譽掃地，那麼用他的名字來搞垮自己的政敵是很方便的！毛澤東這個湖南人並不是真的討厭李立三。他公開譴責李，只是一種政治手腕。
威廉·伯金准將頒獎章給巴雷特上校。中共領導人為受獎者舉行了露天宴會。會場上擺了個大桌子。美國人由巴雷特帶領，依次走向桌子，嶄新的勛章在他胸前閃閃發光。人們向他獻花祝賀。在場的人把美國人團團圍住。
毛澤東和朱德向巴雷特表示衷心的祝賀。然後毛澤東就走到美國人中間，擺好姿勢顯然很願意讓記者照相。
客人們被邀請入座。葉劍英為祝賀巴雷特，發表了講話。
他說，巴雷特上校獲得勛章，這也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嘉獎，中國共產黨人同觀察組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馬海德翻譯了這個講話。
我想，《紐約時報》的記者布魯克斯·阿特金森會報導這個儀式的。他積极參加了這次慶祝活動。
1944年10月8日
羅斯福說，由於沿海的水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緬甸尚未收復，要援助中國很困難。
總統說，目前重慶每月能得到兩萬多噸貨物，而一年半以前，每月只有三千噸左右。從「空中橋樑」不能運送更多的東西了，因為超重型飛機B29M耗油太多。
毛非常了解怎樣運用激烈的革命詞藻，所以黨員都把他看作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的。他的判斷和思維方法看起來好像是正確的，是遵循馬列主義原則的。然而，他用表面上看來正確的邏輯推理，任意對馬列主義作出解釋，這些解釋乍看起來也是不錯的。
因此，有時在他的結論中能發現一些小資產階級政黨的綱領中所用的論點。這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秘密決議中，見得最多。它們夾雜在「文件說明部分」的一些詞句中，夾雜在列舉出來的正確結論和見解之中。可是，事後，人們才開始明白，之所以要通過一個文件，就是因為其中有這種混雜在一些詞句中的不引人注意的論點。
把有關整風的論述，和不信任共產國際的話，以及打扮成反「教條主義」的反蘇思想，塞在一堆堆中共文件裡面，已成為毛澤東的文風。這也就是早在1942年毛第一次談到的「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
理論上的模稜兩可，動搖不定，迫不得已而對蘇聯採取的親切態度，這是毛活動中的危險的徵候。政治形勢要麼把這些暴露出來，使它們更明顯，要麼把它們掩蓋起來。毛對政治形勢的變化，嗅覺很靈敏。他很會估計形勢的發展，但由於不特別聰明，也常犯錯誤。他認為蘇聯會戰敗，但蘇聯沒有。如果他預見到了這一點，在某些情況下他就不會那麼魯莽從事了。
革命鬥爭可能會使中共中央主席處於一種只得按馬列主義精神行事的地位。就連最近發生的黨員對審干委員會的活動進行批評和譴責等事，也在告訴毛，對此必須加以考慮，而黨員那樣做，倒能促使共產黨走上為創建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的道理。這種前進的運動最終可能戰勝某些領導人的機會主義。無論如何，對群眾的革命情緒，馬克思主義的深入人心以及蘇聯的威望，毛澤東不得不經常加以考慮，並使自己去順應這些情況。
最近我們談話時，毛一再勸我不要對東方人的靈活性表示不滿，應該向中國人學習，變得靈活點。
新四軍正在作戰，他們在江蘇以及湖北的部份地區有自己的根據地。
中共中央主席對伯金將軍的訪問很生氣。他願期望美國人會提出很重要的建議，而且會與美國政界上層人士進行接觸。可是，伯金將軍卻只是來莊嚴地授予巴雷特上校戰鬥勛章而已。
美國人為此組織了一次盛大酒會。我敢說，巴雷特也並不是無緣無故得到勛章的——他是美國在東方的出色的、最富有經驗的情報官之一。這個四十五歲的，禿了頭的人，長得很健壯，舉止莊重，充滿自信。他特別友好，常常帶笑，顯得隨和、誠懇。毛盡一切努力想拉他。
不論是德帕斯，還是伯金，都沒和中共領導人進行會談，這使毛澤東坐立不安，因為他準備好了所需物資的清單和各種建議等。
我認為美國人決定要檢查他們使團的實地調查，並討論一些很重要的問題。總之，中國同志大失所望。
謝偉思是美國人中最細緻的，他告訴中共領導說，這些高級軍官訪問延安是故意做給重慶政府看的。不知這是他自己的意思還是奉命這樣說的。總之，他把給毛服的苦藥丸包了層糖衣。
日軍的進攻繼續得逞。10月1日，他們佔領了湖南新寧，10月3日佔領了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