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吉爾（左）和張伯倫一個被視為國家英雄，另一個卻被視為罪人。
英國名相邱吉爾從首相之位退下來超過60年，逝世也已係半世紀的事，可有關他的文章、書籍、影視作品仍不絕於市。有出版社再三出版他的演講集、書信集；有作者重新寫他的傳記；有的把他的二戰回憶錄《The Gathering Storm》搬上電視，還找來老牌演員Albert Finney（阿爾拔芬尼）演這位名相；甚至還有以他命名的香檳。
為張伯倫呼冤
最新力作要數《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這齣電影。它像近年不少講述歷史人物或事件的作品那樣以小看大，從個別歷史段落觀照更大的歷史格局，添一點深度及人味，減一點cliche與講教。試想想現在再拍一出從《慕尼黑協議》到1940年法國投降的大堆頭歷史電影只怕邊個也淡出鳥來。
以電影比電影，《黑暗對峙》比較《Dunkirk》好看，多些感染力與張力，抓住正邪對決核心之餘也沒忘記人性軟弱與掙扎。加利奧文靠增肥及化妝術扮演名相邱吉爾算係不錯，可惜表情多了點凝重，少了點playfulness，比阿爾拔芬尼稍遜一籌，喜好冒險及吃喝玩樂充滿maverick意味的邱翁要演活可不容易。
電影中對主和的首相張伯倫及外相Halifax算係手下留情，儘管最後還係以“事敗”離職收場，但至少讓他們闡述了主和及希望談判的理據，不至於被簡單化為懦弱的賣國賊。
也許學者、電影人早該為張伯倫及Halifax呼呼冤。從歷史回望，他們代表的appeasement policy已被釘在恥辱之柱上，但其實他們並唔係少數派，在英國卅年代的political establishment其實係多數。他們選擇議和其中主因係一次大戰的慘痛教訓。
從火力、戰爭的激烈程度看，二次大戰當然比一次大戰更厲害，但一戰死傷人數特別係青壯男人的比例卻高得多。法國有超過140萬士兵陣亡（大部份係16至45歲的男人），德國有200萬，英國本土也接近一百萬。每一條鄉村、每一個小鎮都豎立了紀念碑紀念一戰當地的陣亡將士。這樣廣泛而慘重的人命犧牲係前所未見的，此所以英國人所講的Great war講的唔係二戰而係一次大戰。
更值得注意的係，一戰陣亡將士遍及各階層，從貴族子女到牛津劍橋畢業生到礦工無一倖免。戰後有統計就指牛劍兩家精英大學的學生中有百分之廿在一戰中埋骨異地，傷了大好家庭也大挫國家元氣及人才庫。
張伯倫及Halifax都係一戰走過來的人，他們內心絕不情願再爆發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歐陸total war式大戰，希望回到十九世紀那樣的有限戰爭。希望像一戰前般讓德國拿回啲地盤、利益，大家便相安無事，繼續在原來的秩序正常過活。這正係為咩張伯倫從慕尼黑帶回讓德國成為中歐霸主（佔領捷克）的協議時會真心相信協議係“Peace of our time”。
再從理性上看，1940年5月德軍橫掃中、西歐，法國瀕臨投降邊緣，英國僅有的一支幾十萬人常備陸軍則被重重包圍於Dunkirk，隨時全軍覆沒。從軍事、政治常理看，英國根本無力跟德國戰落去。與其英國全軍覆沒後被佔領倒不如在仍有點籌碼時體面的認輸講和以保存元氣。從realpolitik而言，這樣的考慮不能算錯，嘗試和談怎可能係錯呢？
可惜，他們的對手係非常規的希特拉及納粹主義，係對手要全面馴服，要以極權主義消滅其他文明。面對這樣的人，只有邱吉爾的“獅吼”才能保住尊嚴，只有邱吉爾才能成為希特拉的對手。偉人與罪人就這樣定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