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是淚的文字，是血的凝結，僅把我幾十年曆經的痛苦生涯，傾吐在紙上，以喚起社會的良知，我們不能再恐懼下去了，要勇敢面對歷史……
開篇
人的一生中要經歷很多人和事，有些很快忘記，有些卻留在腦海里，而留在腦海里最深的莫過於是自己的父母和兒女。
我是個較早失去父母的窮孩子，是在姐姐的照看下長大成人的。1949年底，正當我姐姐不能供養我這張嘴巴的時候，我和眾多苦命的徒工一樣，流著眼淚湧進了“革命”陣營。如果有人問到我：“小鬼，你為什麼要參加革命？”我只能用當時視為最樸素的“階級情感”語言回答：“消滅剝削，消滅壓迫，保衛翻身果實。”其實“剝削”是什麼？根本鬧不清；說到壓迫吧，似乎還有點門，那就是老闆常常打我、罵我，對我吹鬍子瞪眼。所以說，我對舊社會的憤慨倒不是來源於生活的困苦，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凌辱歧視。可誰能想到歷史會在我身上重演呢？
1957年“整風反右”我被定成“極右”，列入中共四川省委紅頭文件“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中成員，還是“欽定”的“七君子”中“一君子”。“在劫難逃”，接著開除公職送專政機關改造。時間也流逝得快，一晃就十五年了。臨近解系的時候，我思想複雜起來，考慮的問題越來越多，是悲是喜很難說清楚。不過想得最多的還是長別的妻子和女兒。說也怪，只要思想一觸到這個事兒，心裡就酸楚楚的痛，好像肝膽都碎了。早幾年姐姐的來信中就說到“新華已離你多年，就不要去想她了。現在是保重自己身體，加速思想改造，爭取早日回到故鄉來…”這隱隱不明的話語中似乎暗示我：“她已結婚了。”我有點半信半疑，心想不會吧？！那就是想到我們昔日相愛的感情。
中國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不去面對現實，遇到不好的事情總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幻想，希望有個好的結果在等待自己。當時的我就是這樣。為什麼？本來感情這東西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不是鐵鑄不變的物質，它受掣於客觀環境。
逝不去的往事
那是1953年夏天，時年才18歲的我，被組織上任命為成都市郊站東鄉普選工作組的組長。組長雖不是拿著委任狀的“官”，可權力並不小。我們工作組有25個男女同志，他們都得聽從我的指揮安排。按老人們說“嘴上沒毛，說話不牢”，可我說話是很牢的。全鄉幾千人的農民大會上，不打稿子我可以講半天，而且會說得農民不打瞌睡。所以區委書記很喜歡我，說我是一個“天才的鼓動家”。實際上我有什麼“天才”，由於書記偏愛，同事們都很尊敬我，老是“黃組長”前，“黃組長”後地喊過不停。
當時工作組二三十人中只有一個人不喊我“組長”，這就是她，一個皮鞋商的女兒，省女職的高材生。人生得漂亮，很白淨，一雙水靈靈的眼睛嵌在白裡透紅的鵝蛋臉兒上，小小的嘴唇紅潤紅潤像顆熟透的櫻桃，恨不得一口吞下。唯一缺點是身材矮一點，不過矮得適中，和那紅噴噴嫩絨絨的鵝蛋臉配得起。她的鼻子、嘴巴不怎樣具備特色，和一般姑娘差不多。她是工作組秘書，負責起草工作簡報，幫我修改講稿上的別字錯字。那是什麼講稿啊，天曉得！我的文化超過了水平，儘管參加工作後在夜以繼日地不休學習，可基礎太差了。她對我幫助耐心，每一個字都要講半天。比如我看報看到“頗”這個字卡殼了，她便抿嘴一笑，柔聲細語地說：“這個字讀頗，有“很”和“拼”的意思，是狀語，修飾副詞的。像頗得意、頗著干。”說也怪，經她這一講解，像烙鐵一樣地烙在了我的心上，再也忘不掉。一天夜裡我們一同下村歸來，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我打破沉默道：“x同志，你對我幫助太大了，不知該怎樣感謝你？”
“感謝？”她的身子微微一怔，隨即輕盈地嬌憨一笑：“隨你便。你認為哪種方式最好，就用那種方式……”
我低頭細心品味著她的話，腳步更慢了，月光下拖出的兩個人影。在染著露水的秧苗上忽閃忽閃的。“今後你可不要再叫我同志了，聽來多彆扭。”她略微放高聲音，把一條辮子拉過來放在手裡玩。
她把辮子往背後一拋，扯片秧葉輕輕地放在嘴裡咬著，用那水靈靈的黑眼睛燃燒著我的眼。我心裡感到一陣緊張的熱，聽她繼續說：“…——嚯，你看，流星。”
一顆流星划過夜天，墜落在遠處。這時蛙鼓奏得更歡了，把溪流的潺潺聲都掩蓋去。一陣涼風吹來，她身上的香脂味鑽進了我的鼻孔。我雖是18歲的少年，也算情竇初開了，…
是故意還是調皮，我道：“那喊什麼？”
她似乎有點慌亂，但很快安定下來，把聲音壓得很低說：“小肖小華高都行，任你高興。”說也巧，她在說話時忘了看路，一腳踩下了秧田的過水渠，“哦唷”地叫了聲，身子幾乎跌下去。我即一把扶著她輕盈的腰肢，感到一股強烈的電流從心上涌過。她不掙扎，久久倚偎著我，呼吸變得很急迫。我們就這樣悄悄地愛上了。
在我們愛情發展到了白熱化的時候，一晚在公園的花叢中，她如痴如醉地躺在我懷裡，接受我輕柔的撫弄。
她柔情地悄聲問：“你得到我，滿足了嗎？”
我點點頭，看著她那雙水靈靈的眼睛（這雙眼睛此時已被愛火燒得發紅髮亮）道：“滿足了，完全滿足了。”
“你對我的愛不會變心吧？”她張開兩臂抱著我的脖子，…
我甜蜜蜜地說：“傻姑娘，說些什麼，我倒怕你把我扔了。”
她燦然一笑，把我的手捉住放在她柔軟的胸脯上。“做人得講良心，我又不是‘杯水主義’者。愛情的可貴在於同甘共苦，共患難……我最恨那種朝三暮四，水性楊花的女人，把愛情當成市場上的商品交易。”
我們很順利地結了婚，建立了小家庭。接著，我因工作需要，調入市委機關報做了記者，也是第一代工農記者。
丈夫的榮譽總會給妻子帶來光榮。這時她除了更注重穿戴打扮外，對我的愛簡直達到至高無尚的狂熱程度。每天早晨挽手送我到機關門口，夜裡（我常常值班）倚門織毛線等到凌晨兩點過，一日三餐我不回來不動筷子。熱天親自為我做冷飲，冬下又為我用酒精燈煎梨糕冰糖水，上床入睡時非得把頭枕在我的手臂上。愛使她變得更美麗漂亮了！
她為有我這樣一個“聰明多才”的丈夫而驕傲，我為有她這樣一個多情溫柔的妻子而滿足。可是當我劃成“右派”送到專政機關後，突然提出了離婚。我當時簡直驚呆了，這可能嗎？
那次見面是在警局的一間辦公室，她跑來找著我，哭得像淚人兒一般，手絹都不知揩濕了多少張。她細聲細語地說：“你應該原諒我，原諒我，我不願意呀！可有什麼辦法，別人都罵我，說我劃不清界線，是‘右派分子’的臭老婆，為了我的前途也是我們孩子的前途，我們暫時離吧！但我一定等著你，死死地等著你！你去多久，我等多久；你走時家裡什麼樣，回來家裡也是什麼樣……”
也許文人都重感情，重感情的人都容易輕信。我經不住她如水似的眼淚，“誠心”的保證，隨即同意她的離婚請求。相信她會死死地等著我，所以在法官問到我財產時，我表示不要，全歸女方。於是，她不僅輕易地拿到了《離婚判決書》，也拿去了我的全部財產。在進入專政機關改造後，我一直沒有向她寫信，怕影響她和孩子的前途。後來就沒有條件了，相互各一邊，音訊杳杳。現在解系省親，我想縱然結了婚，一般朋友的友誼還存在吧？何況我還丟下了歷年勞動所積蓄的財產和裔親骨肉女兒，所以我在離開勞改農場前向她寫了封簡短的信，請姐姐轉交。信是這樣的寥寥數語：
“親愛的，請原諒我仍這樣稱呼你，也許是最後一次稱呼。我不是想挽回飛去的桃花，或拾起那打碎的珍珠，更不願打亂你家庭的寧靜。現在我解系了，很快回來。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一下你和孩子。這僅僅是對舊有感情的回戀——人喲總是有感情的啊！何況孩子是我們愛情的果實。這些年，我做夢都在想著她，想著她！多麼希望她叫我一聲爸爸呵！……”
我就帶著這樣千縷情絲，萬縷希望，背著簡單的挎包，一個頻經浩劫僥留存的孤魂，邁著踽踽步伐向故鄉一步一步走去。迎接我的是凜冽寒風，咽咽錦水，一地花瓣，一路陌生。十五年多麼漫長的歲月，五千多天的年華，請問：一個人的一生有幾個十五年？春花秋月，冬雪夏日…？
他回來了，回來了，帶著滿身的傷殘，遍體疤痕，和那一顆被勞累、屈辱損磨得過早憔悴的心——回來了……他為著什麼？一篇干預生活的小說，說了一下別人想說而沒不敢說的話而已，難道就應該受到不公平的監禁麼？
法律呀法律，你為什麼變成了權力的姘婦？
真理呀真理，你為什麼成了謊言的代名詞？
真善美的標準是什麼？假惡丑的內涵又是什麼？！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五千年的歷史古語，竟成了今天活生生的現實。
唉，生活，是你欺騙了我，還是我欺騙了你？社會的明燈熄滅了，個人的獨斷專橫成了時代的槓杵。如果說過去指鹿為馬是課堂的教材，到今天卻是血淋淋的事實！
遊蕩在故鄉的孤魂
火車在崇山峻岭中奔馳，火車在原野上疾如流星速跑。我看見了什麼，什麼投入了我的眼帘？！我看見的是雜草與稼禾並生的莊稼，破爛歪歪倒倒的草房，不冒煙囪的工廠，以及那逃荒的人群，飢餓的眼神，雜沓不安的社會秩序……五十年代人壽年豐的興旺景象到哪裡去了？這是人民的懶惰，還是領導者的失策？啊，個人命運總是和社會命運聯繫在一起，難道能分開嗎？
我長久佇立在車門，想著過去、現在、今後；想著歷史、現實、社會；想著國家、民族、個人……不禁吟誦自己寫過的一首詩：
少年追黨搏蒼龍，一腔熱血貫長空。
情真性直焉有二，豈知風狂道不通。
負屈含冤鬼掉淚，壯志沉沒神悲慟。
借問青雲龍門路，笑指肋肩逆勢從。
這列開往故鄉去的車是慢車，每到小站都要停五分鐘。正值春荒，上下車的人很多，主要是外出購糧和逃難的農民，背夾籮筐擺滿了車廂過道，來去極不方便，所以從起點站發車起就晚點。天氣雖然不熱，因人多擁擠，車上空氣很不好，汗臭酸味衝著人的鼻子。車上沒有什麼賣的，也無開水供應，很少看見列車員，只到停車時才從那間列車員小屋子裡走出來，車一開又鑽了進去。好在我是經過“鍛鍊”的人，不僅渴得、餓得，也熱得、悶得。十三個小時的長途行車幾乎都是倚窗佇觀，十五年的囚禁啊，一當自由怎不更加愛戀人間！
車到終點站錦市，也是深夜十二點半，我扛著挎包步出車站。眼前一片漆黑，沒有燈，只有敲竹槓的三輪車向旅客蜂擁而來。我走出車站鐵柵門，穿過站台花園，沿著寬敞的人民北路向城裡走去。城市在沉睡中，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音。稀落間斷的水銀日光燈投射在瀝青柏油路面上，反映出一種清冷的光。我的身影在街道上拉得長長的，顯得孤獨可憐。由不得我有點悽然，心裡湧起一陣悸痛。誰能相信這就是生我養我二十二年的城市？這座城市有我祖先的足跡，父輩的辛勞，當我作為嬰兒“伊哇”一聲降臨的時候，正是軍閥混戰的年月。炮聲催我成長，炮聲又把我推向童年的苦難深淵。儘管如此，仍有許多美好的回憶。是啊，我愛故鄉人和物，我愛故鄉每棟房，條條街道有腳印，棵棵柳樹伴我長。少年時的竹馬侶伴，童工時的弟兄，你們在哪裡？在哪裡？踏上北大橋，我憑欄眺望，滔滔咆哮的江水勾起我多少情感。
記得二十五年前的黎明，我赤著腳，身著長衫，舉著三角紅紙旗，在鞭炮聲中歡迎毛的解放軍進入這座古城。我笑呵跳呵，手掌都拍紅腫了。當時我並不懂得什麼”革命道理”，只本能地感到，這個世界變了，窮人變得揚眉吐氣，富人變得低頭夾尾。在那慶翻身的日子裡，每當喊“萬歲！”時，我就熱淚盈眶，一股巨大的電流從心上通過，似乎渾身每個細胞都膨脹了、歡笑了啊！也就在這一年，我告別了撫養我的姐姐，去到農村征糧剿匪。臨別前姐姐給了我一條花布毯，抹著眼淚說：“你去吧，弟弟，我不留你，…”
姐姐啊多麼好的姐姐，通曉道理，…在我追南逐北的征戰日子裡，她來信總是鼓勵我的鬥志：“弟弟，狠狠地打，狠狠地追，把封建剝削徹底埋葬！我做好了大紅花迎接你凱旋歸來。”
現在歸來了，歸來了，可是歸來的不是英雄，是服刑15年仍戴著“反革命”帽子的“有色人種”。我給革命的是赤誠，而革命給我的又是什麼呢？不公平啊不公平，革命，我並不向你要獎賞、報酬、享受，我要向你要的是人民生活的幸福，國家的富強！請問：二十五年來你給了國家、人民什麼？
回答我，回答我！哦，哦，哦，街燈滅了，月亮鑽進了烏黑的雲層，冷風颳得梧桐葉在哭泣。這是誰在唱啊誰在唱，我仿佛聽到一陣淒涼的琵琶之聲：
“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喜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落在街頭……”
這不是歌，這是真實慘澹的畫面啊！詩人，詩人寫得多麼好：“我從黑暗走向光明，又從光明回到黑暗。這是生活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再現？”
偶然再現，再現偶然！
舵手啊，共和國的舵手，你是昏聵了，驕傲了，居功了，還是聽信了奸佞的讒言，把這艘八億的巨輪擱淺在荒灘上？缺乏糧食，缺乏陽光，缺乏淡水，缺乏空氣。看，多少人離鄉背井，多少墮胎落街頭，多少人啼飢號寒？…
跨下北大橋進入了市區。市區也是在沉睡中。街上沒有人影，窗戶沒有亮光，甚至沒有嬰兒的啼哭聲。慘白的燈光映襯著大字報的陳跡，夜霧裡依稀可嗅出武鬥的硝煙。看，那斷垣殘壁不正是歷史的見證麼？我終於摸到了家，我哪裡有家啊，這是我姐姐的家。我舉手敲了敲門，門開了，姐姐出現在燈光下。她看著我，遲疑會兒，終於叫出：“弟弟，你回頭了，回來了！”
我一頭撲在姐姐的懷裡，咽喉梗梗說不出話來。姐姐撫摸著我，撲漱漱的熱淚掉在我的頸脖上。
“姐姐，你怎麼了？”我仰起頭望著姐姐花白的頭髮，滿是皺紋的眼睛，心裡湧現起無限的酸楚。十五年她為我擔驚受險，十五年她為我忍辱負屈，十五年啊，她又節衣縮食源源不斷向獄中寄贈血膏。外甥們因母舅是“右派”的這個關係，初中畢業後不能升入高中，不能入黨入團。儘管他（她）們聰明有天賦，仍不能得到一個理想的職業。誰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株連九族？不，在那個時候，一根“紅線”橫行的歲月，它遠遠超過封建帝王對人的作賤。
封建帝王作賤人，你還可以訴屈呻吟，可在這個恐怖的國度里，流淚也是犯法。記得姐姐的來信多次這樣寫道：“在政治關係上你是我的敵人，在血肉關係上你是我的弟弟。我寄錢糧給你是希望你好好改造，放棄反動立場……”
難道這話是真心嗎？她只能這樣寫啊！不然會落個“同情反革命”的罪名。我們生活已形成了一個套子，各種政治術語和世俗的偏見混在一起，變成一條能致人於死地的鋼鞭。友誼、信賴，正直早已不復存在，多數人都是咬人的狗。他們用賣友而求榮，以告密而保全，長於整人害人。這一套為什麼能行得通？因為社會是這樣要求每一個公民。所以評判一個人的美醜、真偽、善惡、好壞，再不是通過知識、才華、道德、忠厚，而是你能不能吹牛拍馬，阿諛奉迎，能不能為書記們提馬桶、端尿盆。生活啊，你竟變得這樣的醜惡？……
“弟弟，我沒有哭，我在笑。我多麼高興看到了你，不會是夢吧？”更多的熱淚灑在了我的脖子上，我理解這是姐姐歡喜過度的原因。她自幼把我撫養成人，十餘年同住在一間潮濕的黑房裡。因為窮，又睡在同一間破床上，直到出嫁我們姐弟才分開。這樣特殊的血肉感情，便有難以訴說的離痛之苦。
“不是夢，不是夢，姐姐，我真的回來了。”我笑，抹著眼淚，終於吐出了一句安慰姐姐的話。
“真的不是夢嗎？！”姐姐放開手，不相信地撥亮燈，走上前再次細細地把我看了一遍，說：“弟弟，你老了，要是在街上碰著我簡直認不出是你。”
是的，我老了。老，這是自然界新陳代謝不可抗拒的規律，不值得哀嘆和惆悵。在現實生活中怕老的人，多便是那些錦衣美食的養尊處優者，頭戴烏紗擁據權力的老爺們，或那般攀龍附鳳、趨炎附勢的吸血鬼，以及“金枝玉葉”的太太小姐們。老，便是死亡的信息，他們多麼捨不得已占有的東西啊！為了不老不死亡，竭力服用各種貴重藥品，恨不得連呼吸的空氣都能消毒以求延年益壽，可我一個時代的“賤民”、“囚徒”是不怕老、不怕死的，在受壓受凌到了極度之時，曾希望來個大地震，讓世界重造。現在當姐姐提到我老了時，我喟然嘆息了一聲。
“怎麼，你有病吧？”姐姐驚愕了驚。
“我很健康。”我坐下來，環顧了姐姐住的房子。這是一間極為普通約有十五個平方米的住房；既是兩代人的住室，又是書房、客堂、飯廳。屋裡一間大床，一間小床，一個平櫃，一張方桌。牆上貼著毛的畫像，平柜上還擺著毛的石膏像。書櫥上是幾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這種家庭的布置擺設，是七十年代中國居民不能缺少的政治內容。當然，這不是官方文件的強行規定，而是人們的“自覺”。不過這種自覺並不是出於人們內心的自願，而是不斷的政治運動所造成強行的社會政治空氣。你要生存嗎？就必須這樣做，否則便不會安寧，…
“我很健康，十五年福大命大，連小病也沒有生過一次。”我靜默片刻，笑笑，取出本毛語錄翻了翻，緩緩地說：“我方才嘆氣是十五年的人生白白浪費了。十五年要給人民、給國家做好多事情啊！如果沒有這場災難，我不知寫出了多少文章。”
“你還這樣想？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姐姐知我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人，曾經很支持我。現在也許是生活的磨練，或者為我未來擔憂，卻這樣說了：“不行啊，弟弟，本事才華沒有用，你現在還戴著‘反革命’的帽子，縱然造得起原子彈也沒有人用你。你沒見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專家、教授、學者，一個個都弄來鬥。男的掛牌子，女的剃陰陽頭。聽我話，快把戶口遷回來，干勞動算了。”
我一怔，兩顆眼淚奪眶而出。未解系前一度冷卻的心又燃燒起來，我相信報上說的話，“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所以仍然想回到故鄉後重操舊業——從事寫作，為”黨”而唱，為人民而歌，把人生的聰明才智獻給社會。現在我才知道社會不要我啊！它要什麼？——它要點頭哈腰的奴才，交白卷的張鐵生。我無言以對，只能悽然頷首。
接著姐姐叫我洗臉吃飯。飯後她給我沏了杯熱茶，我們面對面談起別後的事情來。直談到雞鳴二道，姐姐才催我到一間小房去睡覺。臨別前我提到看孩子的事，她才道：“你的信我交給了她，她看後又退給我說，‘回來不准他來找我，我和他沒有任何關係。’我說想看一下女兒，十五年了，誰個做父親的不想女兒。她鼻子哼了聲，冷冷一笑：‘還有臉看女兒，離婚判決書早斷了，誰是他的女兒？！’她早變心了，去看有啥意思。”
我聽後痴呆呆地站著，半天沒有言語。姐姐怕我難受，安慰道：“她和她媽一樣富貴眼，她當年愛你，不過愛的是名譽地位，你一犯錯誤她就翻臉不認人，所以那麼早就提出離婚。人家早嫁人了。男的是省財政局一個小頭頭，又生了一個女兒。你想，怎麼讓你去看她？弟弟，忘掉她吧，‘有志男兒娶九妻’，你還年輕，怕找不到麼？”
我悽然苦笑了下：“我不會再結婚了，未必還去拖累人。”
“說些什麼呵。”姐姐把我叫到小房子，用鑰匙打開門。這間房子是二侄女住的，她今晚到醫院上夜班，沒有在家。她鋪好被蓋後又小聲叮嚀：“睡吧，起動輕點，隔壁張老娘是個怪人，聽到她要罵人。”
小房裡有盞五支光的燈泡，黃澄澄地照著我憔悴的人影。我倚著床難以入眠，望著那盞燭樣的小燈出神——
漸漸那燈跳動起來，戴著一朵一朵的喜花，高新華穿著花嗶磯的中式袷衣，塗著口紅，淡擦脂粉，拖著兩條長辮，走過來緊緊地依偎著我。
“林，想什麼？”她閃著水靈靈的眼睛，把頭枕在我的肩上，秀麗的白淨臉蛋因羞澀而發紅：“十二點啦，我們睡吧。”
我輕輕地把她抱在懷裡，狂熱地吻了吻：“從現在起你就是我的妻子了，高興嗎？”
“高興極了。”她抿嘴一笑，深深地沉醉在幸福里：“林哥，你不會欺負我吧！”
“傻姑娘，”我把她平整地放在床上，愛憐地撫弄著，低低道：“我原先打算三十歲以後才結婚，至少有一個長篇問世，想不到竟這樣快成家。”
“那為什麼？”
“因為你太漂亮了。”
“是嗎？——”她張開雙臂猛地抱著我脖子，喜滋滋地道：“林，我太愛你了，有時覺得自己太主動，可是沒有一點辦法來控制。我盼呀盼呀，不知多久才能睡到你身邊，今晚終於實現了。讓我把姑娘的漂亮給你，把少女的驕傲給你，我一切都是你的……”
…
一驚，是手把床頭開關帶動了，“叭”的一聲小屋一片黑暗。暗中我聽到一板之隔的街道工業車篷廠的縫紉機在嚓嚓地響個不停。聽去好似一個被遺棄者的哭聲。它哭得那樣傷心悲切。我煩躁地重新扯亮燈，找出一張紙，若有所思地寫道：“鴛鴦鍾情犬重義，天下多變女人心。朝發百頭終身誓，晚隨心歡早忘君。“我寫完念了一遍，又覺得自己無聊，天下女人變心者還是少。就說高新華吧，要不是劃成“右派”，送去勞教勞改，她又何至離婚？她的變是社會迫使，印證了中國一句俗話：“昧良心出乎無奈”。
我要去看女兒
明知不可能的事兒仍不相信，只有當他經歷了，也許才能改變初衷。
第二天早飯後我向姐姐重申了這個意思，姐姐不好過於阻擋，但也不支持，沉思一下說：“你還是這個脾氣，決定了的事就不變……她要是不理睬你呢？”
“我看華華。做爸爸的看女兒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很理直氣壯地說：“記得1961年我在旺蒼快活鎮勞改修鐵路，你帶著華華來看我，分手時她不走，哭著要爸爸，晚上非要挨著我睡。”
提起這悲切的往事來，姐姐的眼睛紅了。那時正值所謂的“災害”時期，我們的定量從48斤銳減到36斤，有限的熱能不能支付繁重的體力勞動。我手腳腫了，體重由136斤下降生命極限的95斤。為了活命，成天除勞動外四處找野菜吃。她聞訊從故鄉趕來看我，帶了二十個高價點心，每個1.5元，在工地上看著我把“它們”一個一個地吃完。她哭了說：“林弟啊，你怎麼成了羅漢肚皮。”強烈的食慾也和精神因素分不開。說來也怪，當林林來到我身邊後，我一下吃不下東西了。每晚我們定量是四兩苞谷羹——兩小鐵瓢。我卻將這僅有的活命糧食，用勺子一勺一勺地舀來餵林林。我不僅不感到餓了，心裡還十分滿足。這是什麼填補了空虛的肚皮呢？——親情。親情，巨大的感情！她不僅深深地抓住你，還會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千百年來支持人們生活工作勞動的，不正是這種寶貴的親情嗎？可是一個時候，我們的”黨”卻不惜動員一切宣傳機器和行政手段，強迫人民去割斷她，搞什麼“大義滅親”，“劃清界線”，結果把人的理智、尊嚴毀滅，徹底毀滅，教訓呵教訓！
姐姐聽完我話，輕輕地嘆口氣：“那是過去，現在高新華把華林管得緊，再說又是這些年了……”
“世界上沒有孩子不認父母的。”我斷言道，“姐姐，我求求你，你去她家把林華叫出來吧，我要看她，我要看她，整整的十五年了啊！”
姐姐最疼我，拗不過只好道：“我去給你叫，我去給你叫。”
吃完飯，姐姐領著我向高新華住的太平街——省財政局機關宿舍走去。我們一路走姐姐一路說著文化大革命的新聞逸事。我沒有聽，思想飛到了遙遠的年代。
十六年前春末的一個星期天，我和高新華各騎著一輛自行車去郊外玩耍，路經現在穿行的總府街，她下車到水果店去買了幾斤李子，又買了一串青葡萄。我看著納悶，不禁問：“這樣酸的東西能吃麼？”她紅臉一笑，嬌娜地道：“又不是買來叫你吃的，管這樣多。”我道：“這是關心你啊，怕它酸壞了你的牙。”她看看左右，瞪我一眼，輕聲道：“你呀就是不關心人。”我莫名其妙想辯白，她把葡萄裝在提包里，翻身飛也似地走了。那晚回家洗完澡，她穿著水紅汗衫睡在旁邊，望著我哧哧地笑。我輕輕地在她鼻上劃一下道：“調皮，又笑我不懂生活吧。”她把頭揍過來道：“我親愛的記者先生你就是不懂生活，成天只曉得寫文章，連別人身上有什麼變化都不知道。”我打量她一眼，認認真真地說：“你近來常愛嘔嘛，我問你，你不是說不是病唄。”她停了會兒，欲言又止，最後捉住我的手：“你摸，這是什麼？”我的手在她光滑細膩的右下腹滑動，老實正經地搖搖頭：“摸不到什麼。”“你呀，”她咯咯地笑起來，把灼熱的嘴唇放我耳朵邊道：“我們有孩子了。”“真的？”我猛地一下把她抱起來，熱烈地吻著，她羞澀地耷拉下睫毛，合上水靈靈的眼睛，接受著我的愛。在銷魂落魄的幸福中，我摟著她問：“不會壓著小傢伙吧？”她抱著我的腰肢，搖搖道：“才三個月—-。”愛啊，你留下的不是幸福，而是無邊的痛苦……
“當心汽車。”過街口的時候，一輛公共汽車駛來，姐姐拉住了埋頭前走的我。我思緒從回憶中拉回現實，看著當頂的太陽。到了太平街省財政局宿舍的門前，姐姐指著臨街三樓一孔窗眼說：“那就是高明華的房子，你到前面等等，我進去叫林華。”
姐姐進去了，我在街檐上徘徊，長時間地看著那眼窗孔，心裡說不出是股什麼滋味。不一會兒姐姐走出來向我說：“來啦，林華來啦。”
我站在一株梧桐樹下，看著一個小姑娘從宿舍里走出來。她穿著花布衣服，藍色下裝，拖著兩條短羊角叉，個兒纖細，高高的身架，眼睛大而圓。她就是林華啊！一別十五年了！孩子，孩子，你是愛的結晶，情的凝結，生命的火花，未來的希望！普天下哪個父母不熱愛自己的孩子？孩子又難道不熱愛自己的父母嗎？是誰強行把我們拆散？是誰強行不讓我們生活在一起？你說呀，蒼天！我笑著張開雙臂向她迎上去，多麼希望她能撲到我的懷裡。可是突然響起了歷聲的尖叫：
“林華！”
隨著聲音高新華沖了出來。她變矮了，瘦了，難看極了，一張臉青白，眉毛像刀樣的立在眼睛上。她衝到我面前，雙手叉著腰，氣咻咻地道：“你跑來幹什麼？”
林華嚇往了，站在媽媽後面，不時地偷看我。
“看著林華。”我平靜地道。
“好意思，還有臉來看。”
姐姐覺得她太氣勢洶洶，不過意地道：“他是林華爸爸。爸爸為什麼不能來看女兒？”
“哼，”她瞪了姐姐一眼，大言不慚地道：“林華的爸爸姓吳，根本沒有這樣一個‘大右派’的‘反革命’爸爸。”
我眼前一黑，感到心裡在被刀戳，定定神道：“高新華，我是她的親生爸爸啊！”
她冷笑一下道：“呸，你養過她，供過她，還自稱親生爸爸。”
姐姐氣得臉色熬白，手不住抖，我反而平靜，輕蔑地一笑道：“高明華，我雖然沒有養她，供她，卻留下了幾年的工資和稿費。”
“你找法院去。”她轉身，臉也不回的拉著女兒走了。姐姐看著她的背影，氣憤地說：“好狠心的女人，連血緣關係都不承認。”
我沒有吭聲，站在那裡冷冷地不說話。姐姐仍在氣頭上說：“要是我，不扇她兩耳光才怪。”
“這樣做沒有一點好處，太有失身份。”回家路上，我這樣平靜地說，其實心裡恨極了，恨又有什麼辦法？難道我能用刀把她砍成兩塊。女人心像雲彩一樣，隨著風的擺布。如果我現在的身份不是解繫囚徒，是個衣錦榮歸的達官，她無疑會跪在面前，吻我每一個足趾。權力的社會，市俗的眼光，是構成我們時代的軸心。人們在這個軸心中擇其利而行之，但他們卻披上一件袈裟，以掩蓋醜惡的穢行。
回到家裡我二侄女惠芬得知後，大為我打抱不平：“舅舅，高娘娘太不對了，你過去對她多好，可她現在比禽獸還不如。我陪你找她去。”
她幼稚的誠實的氣話，使我笑了起來：“感情的東西不能藉助於暴力，這樣反會把事情鬧僵，我想最好的辦法是讓良心去譴責她。”
“良心，良心，現在哪個人有良心。”惠芬都嘟嘟著嘴，不滿我的懦弱。一個人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是隨著年齡增長而不同的。她二十三歲了，正在戀愛中，還不能真正理解感情的微妙，於是我給她講了朱買成的故事。她聽後笑起來：
“未必你想搞個馬前潑水？”
“我不相信才華和勤奮是罪惡，總有一天她會哭。”
第二天下午惠芬上街碰著了林華，不由分說強行拉到了家裡。見著時她不喊，怕羞似地把頭低下，我問她什麼也不回答，惠芬道：“林華，喊呀，這才是你的爸爸。”
她望我一眼，仍把頭低著，以手玩著鈕扣，面對自己親生骨肉竟是這樣陌生，我們父女間像有堵牆隔著，使感情不能融合起來。我記得1957年1月4日下午三點鐘，我坐在編輯室里，看著排字房送來的小樣。這篇稿件是我寫的，標題叫《青春的火花》：
“青春，不只是秀美的髮辮和五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裡，沙粒會變成珍珠，石頭會化著黃金。為什麼青春有這樣大的力量？是人民把她栽培，……”
一陣電話鈴聲使我放下了手中紅筆，拿起聽筒問：“喂，哪裡？我就是。……”話筒里傳來一個清晰的姑娘聲音：“向你報告一個好消息：你愛人為你生了一個千金，九磅重，胖極了……哈哈……”
我向總編室告了假，登上自行車，喜滋滋地向市產院奔去。寒風扑打著我的面額不感覺得冷，飛雪灌著衣領不感覺得冰。我只感到車速太慢，可雙腿的運動已到了最高的極限。對二十一歲的年輕人來說，似乎做爸爸還為時過早了一點，感到自己還沒有脫孩子氣哩！一月前我曾問到妻子：“華，她落了地是不是就會叫我爸爸？”妻粲然一笑，捅我一拳道：“哪兒那樣快，至少一歲後才會叫爸爸媽媽。”我想了想，望著她臨產前圓滾的腰肢道：“我怎好答應嘞？”妻瞪我一眼，憨嗔地道：“傻瓜，說些什麼，別人的嗎！”我大笑起來，捧著她的頭熱烈地吻。妻愛憐地推我一掌：“還是那樣輕狂，孩子會笑話你。”她嘴上雖這樣說，卻柔順地倒在我懷裡…
進了產院，見妻安穩地睡在潔白的床褥上，臉色潮紅，微閉雙眼，疲倦極了。我不願驚動她，進門後悄悄地坐在床前木椅上。她一下敏感地睜開眼，見是我，笑了，興奮的淚水落了出來，從被窩裡伸出無力的手。我把她的手舉起放到嘴邊吻著，安慰地道：“好好休息，每天都來看你。”她點頭，“孩子在嬰兒室，36號。”
按照產院規定：初生嬰兒在七天內不能接觸院外人員，以免引起感染。所以每到餵奶時間，便響起電鈴，催離探看家屬。我連續三天也沒有看到孩子，心裡癢滋滋的。妻子她看出我的思想，給出了主意，叫我聽到電鈴響時暫時離開，待一刻鐘後再來到產房，如果護士問就說忘了鑰匙。這個辦法終於使我看到了孩子。那是什麼孩子啊！既不會叫爸爸，也不會叫媽媽，裹在圍裙中，兩眼緊閉，頭和臉紅得像個血球。
“叫呀，這是你的爸爸。”惠芬的催促聲，把我帶回現實，林華呆呆地站在我面前，怯生生的不知所措。
十五年父女遠別，她怎相信站在面前的這個黑大漢是她的爸爸。我愛撫地把手放在她的肩子上，感情深重地道：“林華，我是你的爸爸，親親的爸爸。你是我的女兒，親親的女兒。”
她身子後退一步，擺脫我粗大的手，又注目打量我一眼，突然問：“爸爸，你是不是‘反革命’？”
“反革命？！”天呀，你叫我怎麼回答？說不是吧，組織和領導卻說我是；說是吧，我情感實難接受。我“反”什麼革命啊？十五歲就跟隨”黨”和毛出生入死，在槍林彈雨中闖進闖出。1950年4月，我們武工隊小班六個人被千多土匪困在圓山寺，打了兩天兩夜，已經到了彈盡糧絕的時候，其中一人面臨死亡哭了起來。我炸了：“哭什麼，革命還怕死麼？同志們跟我來，沒有子彈的用石頭，拿不動石頭的用木棒，戰鬥到底，決不投降！”我反革命麼，1951年全國大逮捕中，我隻身衝進當時還為國民黨“地下”殘餘勢力盤據的兵工廠，抓獲了十幾名“特務”。接著我又最早的參加土改隊奔赴農村。“三反”“五反”“合作化運動”，我哪次落了後面？為了響應號召：“向科學文化進軍”，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學習，使我很快從一個文盲變成知識分子，成了第一代工農記者……難道這就是“反革命”麼？！我的手和心一樣地顫抖啊，語不成聲地道：
“林華，我們……不要談……不要談……政……政治問題。”
惠芬看出了我的難過，不快不慢的從旁補一句：“舅舅好學，從文盲變成記者，寫了篇講真話的文章就打成‘右派’，要我說，連‘反革命’的邊都沾不上。”孩子終算明白了一點事理，悽然說：“聽媽媽說，你和她講戀愛的時候連她名字都寫不起。”
這是實話啊！1954年當我們愛情發展到熱戀階段的時候，她機關里的好朋友鬧著要看“女婿”，她也想把我介紹給她的同事，以明正言順地公開關係。可是我面淺不願意去，她迫著我非得去，還說什麼“醜媳婦終要見婆婆”。躲是躲不了，一天我穿著一身農村幹部常穿的灰布制服去了。她們是大機關，設有門衛制度，會客需得登記。那守門值班的是個女的，叫什麼“春芽”。我被“會客登記簿”難住了，拿著筆老半天寫不下去。那“春芽”是個調皮的胖姑娘，一個勁地催我：“填呀，同志，你會誰嘛？”我硬著頭寫下去，心裡想寫好一點，糟糕，發起急來竟將高新華寫成“高親華”了。胖姑娘看著歪歪裂裂的字體，故意為難我：“我們這是沒有高親華這個人。”我望著“春芽”那狡黠忽閃的黑眼睛，悻悻地不知說什麼好。正在危難時，她來了。她一看知道胖姑娘在作弄我，便撲上來笑著扭打：“春芽，你太壞了，欺負老實人。”胖姑娘才抱著肚子笑起來，並光著嗓子吼：“大家快來啊，快來看女婿喲！”
無知並不是羞恥。只有無知又不學習的人才是羞恥。“以粗為榮”是可悲的。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不能進步的。我們的時代需要知識統治，知識統治的時代才是光明的時代。當我用驚人的毅力獲知而開始筆耕生涯後，她一次以驕傲的口吻向我說：“春芽誇我，說我找了一個好女婿。聰明、勇敢、有才華。”我笑了笑道：“你認為呢？”她垂下長長的睫毛，羞澀地說：“不好我還把心給你。”在這個問題上，她畢竟吐了真言，沒有欺騙孩子。於是孩子矛盾起來：爸爸是“反革命”，可又是個好學的“反革命”。
“反革命”——是共和國最兇惡殘忍的敵人，燒殺搶奪，破壞建設，無良心沒人性為老百姓切齒痛恨。在那個階級鬥爭的年代，這危險不亞於十八世紀的天花，十九世紀的霍亂，二十世紀的鼠疫，接觸了就有死亡的危險。這個風氣的形成，全是理論家們的“偉績”，也是各報刊雜誌的“豐功”。它真正撕下了人們溫情脈脈的面紗，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政治關係、社會關係，社會再沒有親情、友情、人情，只有懷疑與憎恨。
這次和女兒的會面是短暫的，沒有深談什麼，留在我心靈的是悲愴與淒涼。
拭不去的黑暗
十二天的探親假很快就結束了，別前姐姐做了幾樣菜為我餞行。我怎麼吃得下去啊！在席間寫了一著詩：
三杯苦酒別情重，千言萬語鎖心中。
姐弟相離八千日，又去天涯憶重逢。
平原菜花春裊裊，茶山風雨霧濛濛,
不知今宵何處宿，舊夢可否在芙蓉。
姐姐看後哭了，惠芬也哭了，說我太傷感，看不見人生光明。光明呵你在哪裡？十五年我們含辛茹苦，櫛雨沐風，朝南暮北，身轉天涯，飲盡天地風霜，大自然雨露，凍餒、勞繁、飢餓、皮鞭、凌辱、歧視，人間的哪一個災難不落在我們的頭上？十五年我們開墾了座座荒山，築通了條條鐵路，挖煤、掘礦、播種、採茶，付出了多少血和汗？十五年我們得到的是什麼，批判鬥爭，九十度的“柔軟體操”，“噴氣式”的雙臂後舉，掛黑牌的遊街示眾……我們既愁肚皮又憂死亡，既擔風雪又恐打擊。
奴隸，奴隸還能繁殖後代；賤民，賤民還有一個窩棚，我們什麼也沒有啊！什麼也不應該有，能留下的是自己的腳印，能帶走的是自己的影子。我們熱愛祖國，不能為祖國服務；我們熱愛人民，不能為人民工作。才華、聰明白白地從身邊流走。無怪乎我們中好些朋友，有的鬱郁致死，有的久抑成瘋，活下來的也萬念俱灰，失去生活的信念。折磨太漫長了，打擊太可怕了，請問這無邊的痛苦何時才能結束？……
華客 | 新聞與歷史 :鐵流：誰搶走了我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