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讓他親手處決自己的父親 十年後…

題記：他父親是鄉長兼舵把子，50年聚眾叛亂。他親自去勸說父親投誠，後又親自處決了他的父親，一時獲得中共重用。沒有想到十餘年後，他又被中共處決……

雷馬屏農場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勞改農場，建立於五十年代初期，方圓五六百里，海拔平均約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馬邊、屏山三縣的交接地，故稱雷馬屏。這裡水惡山險，溝壑縱橫，重巒疊嶂，雲遮霧障，氣候惡劣，人煙稀少，是漢彝民族雜居之地。由於它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和自然環境，因此盛產茶葉。它三面是莽莽原始森林，穿過原始森林便是波濤洶湧，濁浪排空，奔騰咆哮的金沙江；金沙水冷，含沙極重，縱是世界游泳冠軍也泅不到對岸，惟有一條獨路新市鎮和宜賓相連，只要在那裡設一座關口，縱是一隻狐狸也逃不出去。

一九四九年後，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無產階級專政”改造人犯的勞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把這裡圈劃為監獄，真是一座天然的監獄。它用不著設置重兵，也用不著修築高牆，更不需要架設電網，只要在那連接宜賓的新市鎮關口處修築兩個碉堡，架設幾挺機槍，便固若金湯萬事大吉。於是，從1950年起，一批批國民黨“殘渣餘孽”（甲長、保長、鄉長、縣長和軍以下的師、團、營、連軍官）送到這裡來“勞動改造，脫胎換骨”，接著是不甘心失去財富的地主、富農和槍口下留下來的土匪惡霸，再後是不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機倒把分子”，再再後是“造反派”與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僅管他們出身不同，社會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幾乎一樣：不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或仇視“無產階級專政”。昔日戰場上的冤家，鬥爭會上的對立面，經濟利益上的仇敵，均成了殊途同歸的“同改”。

雷馬屏勞改農場為地師級編制，直屬省公安廳管轄，有四個分場，每個分場下有4個大隊，每個大隊下面又有4~6個中隊，每個中隊約200多號犯人，刑期從3年到20年不等。除此，分場和總場還有直屬的工廠、醫院，據說有三四萬犯人。它的管理幹部多是轉業軍人，少部分是地區調來的工農幹部，幾乎沒有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和經過正規警政學校教育培養出來的幹警。

雖然他們大字不識幾個，開口閉口媽屁連天可代表黨和毛主席呀！因此，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是法，一招一式都是律，誰敢於反抗？誰又敢反抗！稍不注意，輕則加刑，重著掉命。由於雷馬屏遠離城市，座落在深山老林里，幾乎沒有任何娛樂生活，環境十分枯燥單調，不少獄吏便把訓斥犯人、打吊犯人視為消遣取樂的“玩一手”。縱然有時失手打傷、打殘、打死幾個犯人，也是方法問題，不是立場問題。方法不掉飯碗，立場要脫警服，故形成了一套傳統的“獄政”方針：對犯人改造“寧左勿右”，打一打吊一吊視為“家常便飯”。

我是一九七八年去雷馬屏勞改農場“接受改造”的，先在馬湖分場唐家山大隊入監隊學習，三個月後分到馬家灣中隊正式勞改。入監隊有兩佰多人，分成10個組，組長是接受改造的老犯，每天向幹部作次匯報。一次分場管教王管教來向我們訓話，十分直白地指著大隊部壩子內幾棵粗大枝彎的柏樹說：“解放20多年來，我們雷馬屏改造了幾十萬犯人，你們看這幾棵柏樹就是吊人吊彎的。”我的天，業續多麼輝煌！

王管教原是當地征糧剿匪武工隊的隊員，三十出頭，身材矮胖，黑黝黝皮膚，手短足短，由於臉上肥肉膘太多的原固，一講話肉就發顫，人就顯得特別兇殘。他不僅是分場部的當家管教，還是雷波縣人民法院的派駐人員，管犯人加刑減刑，權力大得很。他屁股兜上就揣著法院的加刑通知書，比如遇上心情不好，犯人冒犯了他或他看你不順眼，立即把你叫過來，從屁股上掏出法院加刑《通知書》，用鋼筆在上面一划，劃你幾年就是幾年，所以犯人私下叫他“王加刑”。我去前，分場部剛開過全場犯人的寬嚴大會，槍斃了一個叫曹剛山的犯人。有人說這是條好漢，判了死刑關在小監里還呼喊反動口號：“打倒暴君毛澤東！”“打倒暴政共產黨！”嚇得幹部、武裝如臨大敵。還是王管教拿刀割了他的舌頭，才使他喊不出來。他還不依不饒用腳踢，後又用刺刀割斷他腳筋，四個人把他架到會場，真夠頑強。但也有人說“這樣的人遲早該殺頭，連自己父親都不認，去當劊子手，這叫報應。”

我是記者出身，喜歡打聽，後來一個叫周銳的老犯向我講述了整個事情的經過。說他是“老犯”並不是指年齡，而是在這裡關押的時間。他是成都人，初中時因結社成立文化團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58年送來雷馬屏農場勞改，他曾和曹剛山在一個小組，對曹的歷史、為人、犯罪經過、被殺原因等一清二楚。下面記敘的這些血與淚的文字，就是曹剛山一生的故事：

1948年和1949的夏，在共產黨策劃和操縱下，全國各大城市暴發了“反飢餓，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的大遊行，參加者多是學生。在成都提督街是遊行的中心，上萬學生聚集到國民黨省政府門前，與軍警憲相持了三天三夜，他們演出“靈官掃台”的行動劇（當時省府主席叫王陵基）高唱《團結就是力量》、《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並喊出“民主建國，反對內戰”、“要自由，不要獨裁”、“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等口號。

當時曹剛山已經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是成都學運的一個小頭目，負責聯絡和傳遞消息。國民黨用皮鞭、警棍、水龍頭把學生驅散，並開始搜捕學運的指揮人，曹剛山上了逮捕黑名單，地下黨組織即時通知了這一消息，他不敢怠慢，立刻逃回老家宜賓縣躲藏起來。

他的父親是個鄉長，又是三義會的舵把子，在地方上是個連縣長也不敢惹的歪人。追捕他的人找到他父親，叫把曹剛山交出來。父親自來心疼兒子，對他寄有厚望，哪會交人。追捕人要強行搜查，他父親笑笑說：“沒說你們這幾個人，就是來一個團我也不會交出我兒子。”他喊一聲來人，廳下馬上站出五六十個彪形大漢，人人手裡提著德國造20響的連發手槍。來搜查的人，聲明道：“曹鄉長，並不是我們要和你過不去，這是王主席的命令。”他父親一聲冷笑道：“把‘命令’拿給我看”當他看了‘命令’卻一把撕得粉碎，把胸脯一拍，對著追捕人道：“你們回去告訴王陵基，沒說他的‘命令’不執行，就是蔣介石蔣總統的‘命令’老子也不執行！要人，沒門，老子槍眼不認黃，快滾！”幾十個提刀握槍的大漢步步逼上，嚇得幾個追捕他兒子的人求命逃竄。

伺夜，他把兒子叫到屋裡問過明白，曹剛山坦誠自己是共產黨員，是成都大遊行的組織者之一。他聽後思索了半天，提醒兒子道：“聽說共產黨共產共妻，六親不認，要它真的來了，沒把老子弄出來斃了。”兒子道：“爸爸，這是謠言，共產黨是最開明最進步的黨，一切為著老百姓，要它是共產共妻，六親不認，能解放半個中國嗎？現在國民黨被打得抱頭鼠竄，老蔣很快就完蛋了……”他爸爸抽著水菸袋，默默地聽著，若有所思地點點頭，然後又不相信地問一句：“我們是有錢人，我又是地方上的鄉長，三義會的‘舵把子，’萬一他們來了要整我怎麼辦？”兒子道：“爸爸你就放心吧，只要你把多餘的田地房子交出來，共產黨整你幹啥，再說你兒子就是共產黨，我還騙你不成。”爸爸說：“老子就信你的，反正錢財是身外之物，你都不疼我還疼什麼。”最後提醒他：“現在你先藏段時間，等風聲過了再說。”

天翻地覆，鑼鼓喧天。1949年12月四川和平“解放”了，曹剛山成了接管當地的軍代表之一。當時社會秩序尚不穩定，散兵游勇，地痞無賴，燒殺搶奪的事時有發生。不少人斷言，共產黨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各地很快響起了叛亂槍聲，他父親也卷了進去。鎮壓叛亂，安定社會，成了當務之急。組織找他談話，叫他去說服他父親認清形勢，棄暗投明，歸順共產黨。他毫不猶豫接受了這任務，隻身回到鄉里作父親的工作。父親說：“共產黨不講信義，抓了不少起義的人，所以大家才動起來，我是迫不得已。”他批評父親說：“我是共產黨員，縣裡的軍代表之一，你這樣做不是葬送了我的前程。我們和別人不一樣，我們是革命家庭啊！”父親道：“我現在鬧了這當事，共產黨能放過我嗎？”曹剛山說：“組織上向我保證，只要你放下武器，跟著共產黨，仍然當你的鄉長，要是立了功還會受到獎勵。”

天底下誰的父親不相信兒子的話，難道兒子還會害父親嗎？曹剛山也決無此心，但後來的形勢發展卻由不得他了。在強大的武力和政治攻勢下，叛亂槍聲啞了下來，代之而起的是轟轟烈烈的“征糧剿匪”、“減租退押”等運動。曹剛山的父親被通知到縣裡舉辦的“自新人員學習班”學習。

這個學習班的學員全是國民黨時代的鄉保甲長與袍哥大爺，學習的內容是各人主動坦白交待罪行。開始每周回家一次，漸次取消了，再後有了解放軍站崗，不能自由出入，再再後是一個一個五花大綁推向公審會，吃了槍子兒。曹剛山的父親曾逼死過人，有血債，屬於鎮壓對象。

一天組織找曹剛山談話，並告訴了此一決定，要他“劃清界限，站穩立場”。他想了想，立刻慷慨激昂地表示：“我父親是個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分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我堅決擁護組織上的決定。”這時，他考慮的是自己革命前途，而不是父子之間的親情。

他十分清楚，只要有半點猶豫，沒說晉升提拔，受到黨的重用，就連這個軍代表都當不成。組織上畢竟比他考慮問題周到，又提出個新的問題問他：“你父親被槍斃後誰去收屍？”他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我是兒子，應該由我收屍，但我是革命者，不能做這沒有立場的事，豬拉狗扯，是他的活該。”組織上默然，不再說什麼。回到機關他的女朋友（即後來他的妻子），是個新參加工作的狂熱青年，得知這事後向他說：“剛山，這正是你爭取立功表現的機會，是我一定向組織申請，親自斃了他。”曹剛山全身震動，膽怯怯地道：“他是我父親呀！”“什麼父親不父親，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也是一個立場問題。現在組織上不是號召我們要大義滅親嗎？你為什麼不敢？”

他經過長久思索，終於下定決心，向組織寫出書面請求，大意是“我父親曹××，罪大惡極，血債纍纍。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了劃清界限，堅定革命立場，請求組織將執行槍決我父親的任務交給我來完成。”他的革命行動很快得到組織批准。當他父親插著用紅筆勾了名子的死標，押上刑場，在執行前的一刻，突然轉頭怒視道：“娃娃，想不到老子死在你手裡。”他不敢看，閉著雙眼扣響了板機。自此，曹剛山成了地區紅人，“大義滅親”的“模範人物”，大家學習的“榜樣”，各方面都一帆風順，官位步步高升，先是“清匪反霸”武工隊的隊長，爾後升為大隊長，再後升為支隊長，大權在掌，威風凜凜。

民主運動結束後，轉入建政時期，他被任命為地區工商局局長，行政十五級屬縣團級。那時的工商局不象現在的工商局這麼熱火吃香，是個非要害部門，地區黨委政府直轄部門才是走紅部門，諸如組織部、宣傳部、秘書處、辦公室。他心裡不太舒暢，常常在愛人面前發牢騷：“我出生入死，大義滅親，到頭來卻得了個閒位子。”愛人是文印員，地位雖然低卻是要害部門，經常接近領導，便把它的思想問題如實地向地區領導作了匯報。開初是個別談話，稍後是不點名地在會上批評。到了1955年5月，全國開展了反胡風的“機關肅反”運動，一夜，肅反領導小組對全區幹部實行大搜查。搜查內容主要是私人來往信件和日記，以及一些文字性的東西，後在他日記上發現這樣一段文字：“媽媽愛我卻不疼我，媽媽信任我卻不用我，哪兒才是我的綠草？哪兒才是我的雨露？哪兒才是我夢想的王國？”很清楚這是“人在曹營心在漢”的表白。

再一查他的歷史，他曾在大學二年級時集體參加過國民黨的“三青團”，地區“肅反”領導小組立即懷疑他是“暗藏下來的階級敵人”。對他實行隔離審查，批判鬥爭，叫他如實交待問題。他說，參加“三青團”是黨組織的決定，目的是打入敵人內部刺探情報，但拿不出來任何文字性的證明材料，找當時地下黨負責人吧，那負責人解放後不知在何處工作，根本聯繫不上，最後作為懸案存檔。

自此，他不再是地區工商局局長，成了地區市場管理部主任。地位一變，家庭也發生變化，愛人從過去唯唯諾諾的主婦，一下成為頤指氣使的領導，洗衣煮飯全成了他的“革命任務”。有什麼辦法，此一時彼一時也！好在有了一個五歲兒子，對家庭起到了十分穩定的作用。當時宜賓地區當權者是劉吉挺、張西挺，他認為是整他的人，總想伺機報復。

他不久發現，劉張和四川省委李井泉書記不和，常在私下裡說他“專橫”“不講民主”，搞‘一言堂’。他偷偷地寫成檢舉材料直寄省委李書記的辦公室。不知是他的告狀起了作用還是其它原因，不久劉張被省委撤職隔離反省，關進省公安廳看守所。他高興得手舞足蹈，酪酊大醉，笑著在人前罵：“不是不報，日子未到，日子一到，一切皆報。老子雖不是局長，總還是個市管會主任。你威風，吃你‘二三三’去（指獄中囚糧，犯人每天早晨二兩、中午三兩、晚上三兩）。”並揚言，這是他向李書記反映的結果。

當時中國是個不斷搞政治運動的國家，毛澤東天生喜歡鬥爭，總是不斷用政治運動來樹立自己的威信。在他看來，不搞政治運動就要亡國亡黨。就像一個賭徒，一天不賭錢手就會發癢；又象一個妓女，三天不找男人就過不得日子。有人說，老毛的嗜好就是喜歡整人，每次政治運動都要揪出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如果說過去運動整的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打擊的對象便是各級“當權派”。他認為翻身的日子到了，帶頭成立了“東方紅”造反組織，一天四處揪“當權派”。他愛人和兒子卻是“百萬雄師”保守組織的成員。兩派對立，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家庭到先打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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