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號文件《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中，用這樣幾個詞勾勒了曾經紅極一時的林彪的最後結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溫都爾汗」，蒙古境內一個本不為人知的地名，卻成了中國一段特殊歷史事件的見證。孫一先，原駐蒙古共和國使館二等秘書、當年中方到達墜機現場勘察的4人成員之一，1973年結束蒙古使館的8年任期後，又被委派出任中國常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團長。眼看著國內關於「9．13」事件，近幾年不斷有各種撲朔迷離的說法，孫一先說:「作為親歷者，我覺得我有責任講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緊急約見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剛吃過飯還沒到上班時間，使館值班的工作人員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來的一個緊急電話，說蒙古副外長在8點30分要約見中國駐蒙古大使。
那時，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剛剛到任25天——「文革」開始後，大使一職一直空缺，直到1971年8月20日，原在剛果使館任政務參贊的許文益走馬上任，彌補了中國駐蒙古大使長達5年的空缺。
剛一上任便遇到這種緊急約見，摸不清底細的許大使馬上召集外交官開會。那時候中蘇發生了兩次邊境衝突，中蒙邊境也時刻處於緊張狀態，前蘇聯部隊已推進到中蒙邊境線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應大多認為邊境出了事。但也沒有多長的討論時間，8點20分，許大使和翻譯匆匆登車而去。
許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呆了40多分鐘後匆匆趕回，又召集我們緊急開會通報:9月13日凌晨兩點左右(注:時間後確認為2點25分)，一架中國軍用飛機在蒙古的縱深墜毀，機上9人，包括一名婦女全部死亡。蒙方對中國飛機深入蒙古領土提出口頭抗議，並要求中國方面給予解釋。
一聽完這個情況，大家立即議論起來。出事的地方在貝爾赫礦區，離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不遠，而離中蒙邊界至少有350公里。一架中國軍用飛機怎麼會跑到這裡呢？有人猜測是美國或臺灣地區的偵察機塗了中國大陸軍用機的標誌，來蒙古偵察，挑撥中蒙關係，進而挑動中蘇戰爭。但我想，哪兒有坐9個人的偵察機呢？說了半天也沒理出頭緒，最後決定一方面盡快向國內報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讓我帶兩個翻譯去勘察現場。
當時的條件下，把這樣一個消息傳回國內，卻是費盡周折，放在今天來看，簡直有些難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議。
中蒙之間並未互設電臺，通訊要靠當地的電報電話局，兩國關係惡化後，這條線路疏於維修，故障頻出，平時一份特急電報也要4個小時才能發到國內。不料這會兒又趕上故障，對方告知，電報要通過莫斯科中轉，不能確認何時發到北京。
中蒙蘇友好時期，從莫斯科經烏蘭巴托到北京開通了一條專用電話線，供三國領導人和使館工作人員通話使用。1966年我到使館時這條熱線還在用，但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總理下令封停了這條熱線。緊急關頭，許大使當機立斷，決定啟用已經中斷了兩年的熱線。外交上有一句老話叫「外交工作授權有限」，許大使當時的舉動是冒著一定風險的。
翻譯小劉很快要通了北京的電話總站，說有急事請接線員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對方卻先是推說不知道外交部的電話號碼，後又說外交部的電話線壞了，「啪」地一聲掛斷了電話。
我們最後又想出一個辦法:讓翻譯到烏蘭巴托的電話局打國際長途電話直接找中共外交部。那時候服務效率低、通知質量差，小劉用了一個多小時、幾乎是直著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辦公室接電話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馬上請示同意啟用。電報通過這條熱線傳送完畢後，已是9月14日中午12點20分，墜機已發生了整整34個小時。
溫都爾汗的中國飛機
午飯後不久，蒙古外交部來電話，說專機已經準備好，13點鐘左右起飛去溫都爾汗。但給國內的電報發過去還沒回電，我們就一再拖，說還沒準備好。直到晚上18點多，終於接到了電報:對「誤入」表示「遺憾」，並要求許大使親自帶隊勘察現場。
發給我們的這份電報，對死者身份隻字未提。我後來才知道，那天這份電報直接送到了姬鵬飛手裡，他看了電報後說了句:「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電報又被緊急送到正在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和毛澤東(注:毛澤東在林彪出逃當天從中南海搬進了保密措施更嚴的人民大會堂)那裡。周恩來後來交待，所有得知電報內容的人要「絕對保密」。
在烏蘭巴托的我們當然不知道那時的形勢已是那般複雜。9月15日下午14點15分，我與許大使以及瀋慶沂、王中遠兩位翻譯一起坐蒙方提供的伊爾14專機，去現場察看。上飛機一看，除了中方4人之外，後面坐滿了蒙古工作人員。
從烏蘭巴托到溫都爾汗，整整飛了一小時。溫都爾汗機場是一個很小的簡易機場，用紅黏土反覆壓實後的土製跑道，也沒有塔臺，只有幾部電臺車。墜機現場離溫都爾汗機場還有70公里，為了趕在太陽落山之前到達現場，我們立即換乘汽車繼續趕路。一段比較平坦的河邊公路後，又走了一段顛得很厲害的丘陵路，最後拐進一條草叢小道。似乎很少有車輛通過，車胎軋得枯草吱吱作響。
我的視線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緩坡，蒙方司機說:到現場了！汽車就從慢坡往上爬，逐漸看到了坡頂上黑糊糊一大塊燒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崗。汽車又往上爬了一段，一個高高翹起的飛機尾巴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陽下，飛機尾巴上那噴塗的五星紅旗和「256」機號標誌異常醒目，一看到它們，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國或臺灣地區偽裝中國大陸飛機的懷疑——這是一架中國飛機，這一點毫無疑問。
墜機現場是丘陵中的一塊盆地，從盆地中間的一大塊草地全部被燒焦，上面散落著一塊塊飛機殘骸。我和翻譯小瀋邊走邊拍照，飛機碎片也由少到多。走著走著，看到地下有一張紙，上面印著一個英文單詞「NOTE」，上面寫明飛機型號為Trident-1E(三叉戟1E型)。我看了一下現場被燒焦的座椅架，數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斷定，它是一架專機。
再往前800米，看到了屍體和飛機頭。飛機頭已燒得面目全非，旁邊有一段斷翼，機翼上面有一個40厘米的大洞。我在現場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屍體的察看和拍照取證。那時天已經涼了，又近傍晚，冷風一吹，覺得心情特別淒涼。起初都蓋著白布，9個人分成三堆，第一堆是3個人，第二堆是4個人，第三堆是兩個人。一般的飛機失事，屍體都比較零碎，但這幾個都比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號屍體(注:駕駛員楊振剛)的衣服裡面還發現一本《毛主席語錄》，那個8號女屍體(注:葉群)，面孔特別安詳，像是在睡覺，沒有什麼痛苦的感覺。我當時想，這位女同志應該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務員，不過，「服務員」的年齡看起來似乎有些偏大，難道因為這是架專機？
死難者的東西都堆在飛機的食品櫃附近，亂七八糟，什麼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槍和兩把微型衝鋒槍，40多發子彈——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堅持認為是中國軍用飛機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屍體上的皮夾克雖然外邊被燒得殘破，但打開一看裡面是軍裝。
我和翻譯王中遠一起翻看這堆雜物時，除了一本《法蘭西內戰》和一些雜物外，還在一個塑料夾中發現了空軍大院的出入證，上面寫著:林立果，男，24歲，幹部。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許人也，還推想是機組一名成員。一個月後，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後，小王才告訴我，他當時就想，不會是林副統帥的兒子吧？因為小王畢業自北大外語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學生，「文革」後輟學離開了北大，但在那時候，林彪的聲望正如日中天，誰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著沒敢說。
「軍」「民」之爭
總的來說，在現場勘察中，蒙方的態度一直比較友好。他們可能有這樣的心理:這架飛機畢竟是在蒙古境內墜毀的，他們也擔心我們說是他們打下來的，所以對勘察一直很配合。
中方要求對屍體進行火葬，但蒙方表示蒙古沒有火葬的習俗，我們最後同意土葬。蒙古人的風俗是，墓地要選一個能每天都看到太陽升起的地方。為此，蒙方領事司司長特地走了一公里多，在西邊的山坡上找了一塊居高臨下之處。
一個班的蒙古士兵被調來挖坑。那時晚上已經很冷了，仍穿著夏裝的士兵們凍得瑟瑟發抖。我把隨身帶來的兩瓶二鍋頭送給他們，他們特別高興，又抖擻精神連夜幹活。第二天中午，9具屍體放入棺材下葬。其中9號屍體太大而棺材太小，棺材蓋子沒蓋上，結果把胳膊什麼的就弄折了，咯吱咯吱響，我心裏很不是滋味。那時一直以為是中國民航飛機誤入蒙古而失事，所以最後，許大使和我，以及小瀋、小王還站成一排，一起向死難者畢恭畢敬地三鞠躬以示致哀。
其實在我們中方人員到達墜機現場前，蘇聯方面已經去過兩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的現場;次日上午，蘇聯軍事航空專家特地從赤塔坐直升機，再一次去了現場。三叉戟是我們通過巴基斯坦進口的英國飛機，它的發動機是著名的羅爾斯．羅伊斯公司生產的，體積小，動力大，對蘇聯來說比較陌生，於是他們拆走了發動機，機尾上的一個黑匣子也被拆下帶走。
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身在現場的我們，都完全沒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蘇聯人的注意力在機械上面，而我們的注意力則集中在飛機究竟墜毀的原因上。來現場之前，許大使也讓我重點研究這一方面。我在國內時參觀過被打下來的那架U2美國偵察機，它是翼根被打穿後掉下來的，看到機翼上的那個大洞，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飛機被導彈襲擊過嗎？
我們和蒙古之間還要就此事寫一個正式的「紀要」。但在對飛機和機上人員的性質認定問題，我們在賓館裡一直爭執到凌晨兩三點還未平息。蒙方要求在「紀要」上寫軍用飛機，後來又要求改成「軍人駕駛的」，或「軍人乘坐的」，反正強調帶個「軍」字;而我們一直堅持認為，這是一架民航飛機，駕駛員可能是空軍的，但乘客都是普通乘客，特別在現場發現了一雙很漂亮的白皮鞋，一隻燒掉了，另一隻還保存得很完好。我們以白皮鞋為證，說這是空中小姐的，所以這架飛機的性質肯定是民用航空。
究竟是「軍」還是「民」，經過五輪談判、一直吵到17日中午不歡而散，最終還是沒有達成協議。
「9．13」之後，在烏蘭巴托市東北的一座山上，蘇聯駐軍的幾部遠程警戒雷達全部啟動起來，而此前半年，這幾部雷達並不一起啟動，只是單部輪換轉動。我還特地到烏蘭巴託附近的地空導彈基地觀察，發現那裡的導彈也都架到了發射架上，而蘇軍集團軍指揮部所在地入夜後一片燈火通明，闖入的中國飛機使本來就不輕鬆的中蒙、中蘇關係更加緊張，對方已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真相與震驚
9月17日一早，我們回到烏蘭巴托。剛到使館，許大使就告訴我，外交部已來電，要求使館立即派人回國詳細匯報情況。使館決定派我執行這一任務。由於中蒙航線早已停飛，9月20日，我搭乘國際列車，一天以後回到北京。
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來迎接的符浩(注:時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帶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讓我把帶的資料、膠捲都交給秘書，並要求我，不許跟外界，包括跟家屬和單位聯繫;不許向任何人透露有關飛機失事的事。我這樣被「軟禁」了兩個星期。
當晚，我整理了匯報資料。23點多時，突然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紹是王海容，然後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說:「走，小孫，跟我匯報去！」
我這時還不知道要見的是誰，到了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進去一看，有個身影背對著門。他轉過身來我才看清楚是周總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沒想到是周總理要親自聽我匯報。
我把隨身攜帶的一張現場位置圖打開，向周總理指明墜機的具體位置。總理突然問我:「離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我答直線距離700多公里，他又問我山海關、多倫、貝勒廟(注:內蒙古自治區的兩個地名)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總理立著右手掌，從山海關開始，沿著這兩個點到溫都爾汗，畫了一條線。那一刻，我十分震驚，我才知道這絕對不是東北飛機向關內飛的迷航，而是從山海關飛出來的叛逃。
這時又進來3人，一位是總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軍副司令兼民航總局局長鄺任農;最後一位是空軍司令吳法憲。吳法憲的個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腳還夠不著地，很明顯，周總理是故意讓他進來聽我的匯報的。我記得吳法憲當時臉色蒼白，表情木然。幾天後，總理讓吳法憲看那些照片，要他辨認。吳法憲推說有的看不清。總理冷言道:「你們空軍那幾個人，什麼人跟林彪走了你會不知道？！」
總理好像對飛機的情況不是很感興趣，聽著聽著還閉上眼睛打了個盹——我後來才知道為了處理「9．13」，他已經連續工作了50多個小時;但他對屍體殘骸卻顯得頗有興趣。他一邊看，一邊翻過來在背面寫什麼東西。特別是5號(注:林彪)和8號，他戴著花鏡反覆看，然後把照片都別在一起。最後一張是我們「追悼儀式」的那張，總理掃了一眼，馬上扔到了一邊。當然，我那時什麼也不明白。
我也向總理匯報了機翼上那個可疑的大洞，說懷疑是防空導彈打的。總理讓我好好研究。10月1日，8341部隊政委楊德中和外交部的軍代表李耀文陪我一同到了西苑機場，找到了一架256號的姐妹機——一架252號三叉戟。現場看了這架三叉戟的結構，大家明白了:原來那裡有一個檢查孔，油箱爆炸後向下炸開了這個大洞，這是洞口的鋁刺基本朝外翻的原因。如果真是被導彈擊中，一定會形成貫穿的大洞，而且鋁刺朝內翻。縈繞於心頭的許多謎團一下子打開了。
1971年10月3日下午，我被通知到外交部禮堂聽報告。當我聽到「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時，腦袋轟地一下，竟然是林彪？！
不盡的話題
「9．13」事件已經過了30多年，但圍繞這個事件的很多問題至今仍爭論不休。作為親歷者，我覺得有責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於眾，也對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見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飛機絕對不是導彈打下來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多次講話以及多位當事人的回憶已足以證明，中國方面沒有發射過導彈。而蒙古方面，我注意到，9月12日是個星期天，那一天雷達根本就沒工作;「9．13」之後，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元帥還特地到蒙古檢查防空安全，這也證明他們知道蒙古的防空系統出現了漏洞;蒙軍和蘇軍當時都沒發現這架三叉戟。三叉戟不是被導彈擊落的，這是一歷史性結論。
其次，飛機為什麼要迫降？前蘇聯安全局長說三叉戟上的油足夠飛到伊爾庫茨克，他的說法是建立在飛機加滿20噸油的前提下。而後來調查證明，這架飛機在北京起飛前加了15噸油，飛到山海關後用了2.5噸。這架三叉戟平均每小時耗油4∼5噸，墜毀前，它飛了118分鐘——也就是說，到了蒙古上空，飛機只剩下兩噸多一點的油，所以它必須迫降。
通常，飛機迫降前或者空中放油，或者低空盤旋將油耗盡。但不幸地，這兩項駕駛員都不敢操作:三叉戟的發動機在後面，空中放油會著火;盤旋又擔心對方國家雷達發現，他們最後只好採取帶油迫降。從現場來看，飛機肚皮擦地長達29米，速度太快引起震動，導致油箱在貼近地面位置上爆炸，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那些屍體都相對完整。因為當時並未做屍檢，無法判斷他們是被炸死的，還是因起火導致的窒息身亡。
第三，飛機上是否發生了搏鬥？我們在現場並沒有發現子彈殼，艙內也沒有任何被子彈擊中的痕跡。我認為，還有一個特別有力的證據能證明，這次迫降是有準備的:一是手槍都從槍套裡取了出來，二是在現場發現了一隻半高腰的翻毛皮鞋，鞋帶是解開狀態——這證明鞋子不是被甩掉的，而且是主動脫掉的。既然能做迫降前的準備，說明飛機一直在正常飛行狀態，並沒有發生搏鬥。
最近炒得特別熱的一個說法來源於前蘇聯克格勃的一位官員。他說:他們在雷達監測上發現，林彪的飛機已飛到離蘇聯境內的赤塔只有50公里了，但突然180度轉向，向回飛，似乎說明林彪心生悔意。
溫都爾汗離赤塔有700公里，如果真如那位官員所稱，飛機經過溫都爾汗—赤塔—溫都爾汗，即使在油充足的情況下來回1400公里也至少需要兩個小時，這樣推算，飛機墜毀應發生在凌晨四五點之間。所以，我認為這位前克格勃官員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最後一點，256號飛機的飛行軌跡究竟說明瞭什麼？根據中方雷達監測顯示，飛行先朝向244度飛行——這是向著廣州的方向;幾分鐘後又轉向270度正西——這是往北京的方向;不久又調整到280度—西北，然後幾乎是正北飛行——這是赤塔方向，最後又由340度調整到325度——溫都爾汗—伊爾庫茨克方向，恰好在空中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問號最後的那一點，正好是墜毀的著火點。
當時回北京參加事故分析的34師師長說，如果飛行員在既定的航線起飛，僅需10秒就可以把飛機對準航向。而這架飛機在空中不斷調整航向，可以證明飛行員事先是不知道林家的出逃計畫的。
1980年，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9．13」事件時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1981年12月，事隔10年之後，解放軍總政治部就飛行員潘景寅和三位機械師做出結論，「隨機正常死亡」。
1971年10月以後，中國一位大人物叛逃的傳聞開始傳諸國外。蘇聯克格勃於是第三次去了溫都爾汗，因為他們無法斷定究竟是誰，於是重新挖開墳墓，將唯一一位女性和年齡最大的屍體割下頭顱，架上大鍋煮，將毛髮、皮肉剝離，最後將煮乾淨的頭骨裝箱帶回莫斯科。回國後，他們將頭蓋骨復原，又找到林彪當年在蘇聯治療時留下的病歷。林彪當年得的肺結核，因此肺上有一個鈣化點，而克格勃用X光拍的屍體照片上，正好有一個點，他們於是證實了此人便是林彪。
關於「9．13」事件，遠遠沒有結束。比如當年的黑匣子現在俄羅斯;而飛機上的物品還保存在蒙古方面;林彪和葉群的頭骨被蘇聯帶走了，而餘下部分仍在蒙古，將來怎麼辦？有一連串的問題，沒有結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中共《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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