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由崇拜領袖而生——「陽謀」還是「反覆無常」

領袖說得多麼動聽

這兩年有人對毛澤東在1957年那段時間講過的有些話做了點收集，發到網際網路上，這讓我們看到，六十年前，毛澤東說得多麼好聽啊，任誰，聽了那些話，都不會想到會有後來那樣一場駭人聽聞的「打右派」運動，幾乎把中華民族推進萬劫不復的深淵。

1956年12月8日，毛澤東召集全國工商聯座談會，誠懇地宣講：「我們的政府，是跟人民商量辦事。可以叫它商量政府，不是板起面孔訓人的，不是意見不對就給他一棒子，打得他頭朝下，腳朝天。我們叫人民政府，你們有意見盡可講，我們不會藉故整人。」

1957年1月，在省委書記會議上：「對黨外人士，讓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一定要守法，不能破壞法制。法是勞動人民制定，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一定要守法。」「不允許工人罷工是不正確的，憲法上沒有禁止罷工；貼標語是言論自由，開會是集會自由。」「對付官僚主義，最好是罷工罷課打扁擔，因為老不解決問題嘛！」

1957年2月27日，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

1957年3月10日，與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開會的時候，要黨內外的人在一起，共產黨不要關起門來開會。」

1957年3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無論哪種幹部、政府，缺點、錯誤都應該接受批評，並且成為習慣。人民政府成了習慣，批評就沒有事。批評對了，當然很好，批評錯了，沒有事，這就是言者無罪嘛！人民是有批評權利的，憲法是應該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有自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什麼叫長期？共產黨有多少壽命，就是民主黨派有多少壽命。如何監督？就是屬於批評建議，用這些方法監督嘛！」

1957年3月6日，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又說：「我們對500萬知識份子，幾億農民、多少萬民族資本家和民主人士，打是不適宜的。要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有殺父、殺夫、殺子之仇的，有些血肉相連被鎮壓的。」

緊接著，《人民日報》大張旗鼓宣傳，4月17日刊發社論《從團結的願望出發》；4月23日刊發社論《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4月26日仍刊發社論《從各民主黨派的會議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有誰聽了上面這些話，不覺得領袖偉大呢？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領袖說這些話時壓根就沒想過要實行，用句老百姓喜歡講的，那就是收買人心，包括收買知識份子的心。

此外，2010年第4期《炎黃春秋》曾刊出當年見證有四千老幹部對中共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的法學家、法治思想家郭道暉回憶性文字，文章除了主題《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外，還有一副題——「《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作者告訴我們：「在四千人討論時，我作為全國人大小組的秘書，負責整理本組討論簡報和其他有關工作，有機會旁聽本組的討論和閱讀外組的簡報，得悉討論的一些情況，特別是黨內高層老幹部敞開思想、自由發言，對黨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文中說：「據事後有關文章報導，實際參加的人數大約有5600多人，其中還有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48名學員」）

在那次民主會議上，大家強調文革前17年「存在一條『左』傾路線」，而「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原王稼祥政治秘書「張香山同志說，我們也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寧批伯恩斯坦的右傾修正主義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馬列主義體系中的錯誤只是局部的，個別的，暫時的，或只是過時的，不是系統的，路線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

李維漢在發言中更是列舉了毛的片面性錯誤有十大方面，「他還指出，歷史上毛未犯過右傾錯誤，主要是左傾片面性。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強調『矯枉必須過正』，『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把赤貧分子（流氓無產階級、『痞子』）和貧農一起當革命先鋒。到八七會議後搞農民起義，普遍發生這種『左』傾。在哲學思想上強調鬥爭的絕對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點，不計其餘；『左』比右好，長期反右不反『左』。」

這樣，也就很好地解釋了在毛時代為什麼會有那樣一場「打右派」運動。至於陰謀陽謀，並不重要，郭道暉本人就認為當年那場「打右派」運動，其實也未必能說就是毛澤東特別有意要「引蛇出洞」，不過是證明了毛的反覆無常而已——郭道暉強調的是毛的反覆無常。

郭在文章中說：「當年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當時發言，說1959年夏在廬山，『毛澤東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談話，還比較融洽，承認1958年有些事他自己也有責任，如提倡敢想敢幹，也有的是胡思亂想，引起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門。否則人們會像蔣干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而毛在談到他自己時，說『自己常是自己的對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沒過幾天他就大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因此，郭道暉認為：「1957年由鼓勵鳴放突然轉到反右，何嘗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預計和謀劃，不也正是這種翻雲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嗎？」

本人完全贊成郭道暉對毛下的「反覆無常」論，而這一點，自己在讀李慎之時好像也讀到過這種意思。

從毛對魯迅態度當能看出端倪

我們知道，自魯迅之子周海嬰（已去世）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透露出「魯迅活著會怎樣」的毛羅上海對話之後，作證、考證、質疑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後者。但雖然聞者不少都感到吃驚，也還是願意相信當時毛澤東會那樣說的。因此，在此後不算短的時間裏（約有兩年），談到知識份子，談到魯迅，不少作者都會引用毛羅上海對話。

後來隨著黃宗英發表了《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還有作為向周海嬰提供毛羅對話的賀聖謨先生也出來作證，上海毛羅對話可以說幾成鐵證。這裡需補述一句的是，賀聖謨先生當時是浙江寧波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其實，他早在黃宗英發表文章對周海嬰書中所說提出證據之前一年，就在2001年11月2日和6日分別在《寧波教育報》和《寧波晚報．副刊》發表了《「孤證」提供人的發言》；此後不久的2001年11月26日出版的《新民週刊》（2001年第48期）又刊發了記者陸幸生採寫的《歷史不再是「孤證」——〈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引發當事人回憶》。然而，這些一直都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這樣，又過了一年，賀聖謨這篇「補正」的文字才再次與黃宗英那篇《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文章發表在2002年12月5日同一期《南方週末》。

上海毛羅對話是沒有疑問了——如果說還有疑問，那就是這對話為何不見當時報導；當時參加「接見」的36人應該說都聽見了毛羅對話，可為何只有羅稷南告訴賀聖謨以及後來黃宗英出來作證？當然，據《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所說，「王元化先生告訴我：他也聽說過這件事情」，但王元化先生是聽誰說的，我們不得而知。依常情來推，如有領袖在場，只要他一說話，恐怕不說在場的所有人都會屏息靜氣地「聆聽」，絕大多數人還是會自動閉上嘴巴甚至要「豎起耳朵」的吧。這一點，我們從發表黃宗英文章時媒體上所配發的其中一幅圖片中大家傾聽領袖講話時的神情可得到印證，而況領袖所說的又是如此敏感的話題呢。

證據越少，推論越多。毫不奇怪。

上海毛羅對話之外也還有一個疑問，這就是有證據表明，早在毛羅上海對話之前的1957年3月，毛澤東在作《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2日）之前至少有兩次與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其中3月8日這一次還是與上海新聞出版界的代表談話，其中還談到雜文；兩天後毛澤東又與整個新聞出版界代表一起座談。在這後一次談話中，就已經有人向毛澤東提起過「魯迅活到現在會怎樣」的問題，毛澤東也當即作了回答（儘管從流傳的上海毛羅對話來看在用詞上有所不同），只是我們至今不知道這次向毛澤東提起這個話題的是誰——不過可以肯定，也是一位知識份子，只是不會還是羅稷南。因為羅稷南先生無論怎樣「直率」，都不可能沒事找事地兩次向毛澤東提出既是相同又有些敏感的話題。

此外，人們還有些想不通的是，像毛澤東這樣一位所謂「雄才大略」者，在回答「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這樣的敏感話題時，為何顯得那樣缺乏機敏，「胸無城府」。按照魯迅研究專家林賢治先生在他的《人間魯迅．修訂版後記》中所說，那兩句話，原本應該是毛澤東的私見，也就是毛澤東心裏所想的，可「令人震驚的是，這私見卻被毛澤東本人公開了」[1]。毛澤東為何會公開他對魯迅的私見？弄清這一點，其意義當不在弄清有無毛羅上海對話之下。更重要的是，1957年，在「打右派」前後，中國的知識份子，為什麼總是有人在想著「魯迅活著會怎樣」這樣的假設，並且竟還兩次直接向領袖提出這樣的話題？這是否需要藉助那位奧地利精神病醫生、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弗洛伊德來幫助我們解開。比如，弗洛伊德就認為，潛意識是我們最不願承認的慾望和要求的源頭；換言之，或說一個人的潛意識中往往存在著不願承認或叫說不出口的慾望和要求，而「這些潛意識的願望永遠是活動的，只要有機會，它們就會和意識的願望結成聯盟」。[2]

那麼，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在潛意識中有說不出口的什麼慾望和要求呢？想來還是自由民主，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想批評執政黨，是想說「共產黨要為人民，如果共產黨不為人民，那人們也可以打共產黨，殺共產黨。」[3]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即如陳獨秀近一個世紀前在《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這篇文章的結尾處所寫下的：「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4]而若是再往前，從胡適寫於1934年1月的《政治統一的途徑》這篇文章中我們看到：「十八世紀的英國政治家貝爾克曾說：『若要人愛國，國家須要可愛。』」

但話雖這麼講，可那些知識份子口頭上又不願承認，沒有「底氣」，很驚慌，就像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所說：「那兩年的實際情況是一面牢騷滿腹，一面繼續做『馴服工具』，還在努力說服自己。只要氣候上稍微轉暖一點點，馬上就歡欣鼓舞，全原諒了。」[5]於是，這些人也就想出一「招」，通過探一探領袖對魯迅這個最有獨立、反叛意識的知識份子的口氣，推測出領袖內心對他們現在這些活著的知識份子到底是如何想的。你說這些知識份子中有哪一個是傻子，他們明白，領袖對待魯迅的態度，其實也就是對待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對待那些會反抗權力的知識份子的態度。只是那些知識份子萬萬沒有想到，領袖的內心就這麼輕易地還真讓他們給探了出來。現在想來，當時肯定有不少知識份子已經意識到了自己將來的命運，意識到了什麼「百花齊放」，什麼「百家爭鳴」，都是要在「一竿大旗」招展下才行。可意識到了這些，又有何用，他們的命運已經不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了。這一點，中國大陸當代思想家林賢治先生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所謂『團結、利用、改造』，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與他對待廣大的知識份子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6]

因此，如果允許筆者在這裡作一大膽推測，這就是，有些真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典型的如羅隆基、儲安平，他們如果得知了毛澤東對「假如魯迅活著」會是那樣一種態度，就不難想像他們今後的日子。而既然在1957年3月就已經明白自己將「在劫難逃」，那麼，他們是否在想：何不就借所謂的「大鳴大放」、借所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順勢拚死也要說出一些自己想說的話呢？不然，在那樣一種形勢下，身為《光明日報》主編的儲安平，並且屁股在主編的位置上尚未暖熱（只「坐」了兩個月多一點），何敢借用羅隆基在1949年前指責蔣介石國民黨的「黨天下」來批評如日東升的執政黨呢？

再則，毛澤東為何會公開他對魯迅的這個私見，也就是說，依常情，作為領袖，尤其又是在談魯迅，在公共場合不應該說那樣的話，否則，至少有損中共在世人面前尤其是在民主黨派面前的「光輝形象」。可毛澤東畢竟還是說了。難道他就不怕當時的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其實可以統稱知識份子。因為民主黨派可以說都是知識份子。不是知識份子，民主黨派不要。今日想來，這是否也應算是一些民主黨派的一個「特徵」呢——儘管我們知道各民主黨派其實都有自己的理想乃至綱領）起逆反心理？就不怕他這樣一說，影響作為領袖在知識份子心中的光輝形象？會不會是毛澤東借這樣的機會有意傳達他的什麼思想信息？林賢治先生所說的「其實，在毛澤東那裡，魯迅的精神遺產以其固有的價值，已然被轉化為一種資本」，而毛澤東對中國知識份子向來是「團結，利用，改造」，因此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與「他對待廣大的知識份子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這樣說，是否合乎史實？

領袖已不怕「新中國」知識份子

首先，毛澤東不怕。當然，在延安他不會這樣說，在西柏坡他也不會這樣說。但在政權剛剛鞏固後的1951年底，他就迫不及待在全國開展了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並直言不諱地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7]。何況此時已到了1957年，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祖國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擺在我們的面前。」（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63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後凡引此書，只注頁碼）

可以說，毛澤東此後的一些舉動，包括頭腦發熱搞「大躍進」要「超英趕美」、包括廬山會議上將如實反映民情的彭德懷踢下去，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都是這「不怕」作的怪。一個人只有「不怕」，才有可能胡作非為，而作為原本就缺乏民主傳統這樣一個社會中的領袖人物，一旦「不怕」起來，那社會是要遭殃的。這在古往今來的歷史上記著數不清的例子，而在華夏尤甚。難怪鄧小平後來曾這樣說道：「文革這樣的事在英國、法國、美國這些西方國家是不可能發生的，它在中國發生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

此時，毛澤東心裏非常清楚，他已坐穩江山，除了極少數內心頑固分子外，包括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幾乎全都歸順了這個新生的政權，而且絕大多數都是打心眼裡擁護。當然，毛澤東的這種感覺已經不是現在才有的，而是數年前就有了。這在梁漱溟先生的一篇回憶中應該可以得到證實：「一九五O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我看見當時無數無黨派人士聯名向毛主席獻旗，旗上寫著『我們永遠跟著你走』。」只有梁漱溟先生是個異數，他才緊接著說：「我那時心裏想，從我口裡是說不出這話的。」[8]儘管事實證明，人類社會是在不斷地變化、發展、探索，因此，沒有什麼人什麼組織什麼派別可以讓一群人乃至一個民族永遠跟著走，可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永遠跟著毛澤東走」卻是天經地義的。而毛澤東，也更是有這樣的自信。

這無論是在進入1957年3月之前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演講，還是4月上旬連續三天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開會議，聽取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關于思想動態匯報時的談話，都可以得到印證。當然，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就像一位美國人說的一樣，毛澤東「他本能地懂得中國知識份子所特有的對必然性和權威的懷念」[9]。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演講了被稱作「光輝哲學著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演講，後經毛澤東多次修訂，發表在1957年6月19日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這次演講的之「五」中，毛澤東專門談到了「知識份子問題」。知識份子有什麼「問題」呢？概括地說，就是「適應」和「改造」的問題。毛澤東認為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那些知識份子，在要他們為新社會服務時，這些人就會存在著「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和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第384頁）。毛澤東雖然承認「廣大的知識份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份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同上）。然而，就是這樣一篇其中要求知識份子要「適應」和「改造」，也就是扼殺知識份子自由精神的文章，恐怕連毛澤東本人也沒有想到，居然還是令不少知識份子高興得手舞足蹈。這在下面提到的杭州匯報和談話的具體細節中我們將會看到。這裡先按下不說。

那麼，魯迅算不算「舊知識份子」，當然算。可以說，以毛澤東的觀點，所有來自1949年前的知識份子都是舊知識份子，甚至包括後來已經跑到解放區的那些知識份子（只是不知毛是否也會把自己算作舊知識份子）。這樣，魯迅作為舊知識份子中的一員，如果活到毛澤東領導下的「新社會」，自然也在「適應」尤其是「改造」之列。當然，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也講了許多鼓舞知識份子人心的話。這裡可以作個比較。毛澤東談「知識份子問題」這一章，不過1500字，而在後面之「八」的「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章中，講了足足有4500字。尤其是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促使文化繁榮的方針，並且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388頁）可以去想，當時的五百多萬知識份子，當他們聽到和看到「偉大領袖」提出的這八個大字時，該是怎樣地激動，是何等地歡欣鼓舞，說不準這些人就認定那兩千多年前出現的諸子百家爭鳴的場面就要在「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再度出現哩！

知識份子與民主派高興得太早了

要命的是，知識份子的這種興奮勁很快就傳到了毛的耳朵裡，給他增添了底氣，壯了膽子，甚至可以推測，極有可能為毛澤東後來的所作所為鼓了信心。如果再認真一點，說不準後來大陸能那樣一次次搞起殘酷對待知識份子的運動，與知識份子自身的這種「興奮勁」有極大關係。說到這裡，不免想起二十世紀那位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他在1930年曾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我的信仰》，其中有這麼兩句話：「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體，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被崇拜的偶像。」大約愛因斯坦的這篇文章當時並未廣為流傳，至少尚未流傳到中國，或說沒有在知識份子的心中紮下根來，因而不幸的是，當時有相當一部分從舊中國走到新中國的知識份子硬是讓毛澤東「成為被崇拜的偶像」。可以說，隨後的一切大的政治災難皆由此而生。

我們從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1949∼1976年的《毛澤東傳》中可以看到，在杭州談話中毛主席很快得知，他作於二月下旬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傳達後，雖然也有少數人說這是「共產黨放長線釣大魚」（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匯報），但畢竟「黨外的人士聽了主席的報告之後都很興奮」（浙江省委宣傳部長呂志先的匯報）。毛澤東聽了呂志先的這句匯報，問了一句：「黨外興奮，黨內呢？」除此之外，可以說是甚至還有興奮得忘了形的身為民主黨派的知識份子。比如，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劉子見向毛匯報說：「民主黨派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很滿意，認為這樣加重了自己的責任。只是覺得共產黨對他們提意見少，成了單方面的監督了。」[10]我們知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哪怕是到了1957年，大多數「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都還是「黨外人士」，而呂志先這裡說的「黨外人士」和劉子見說的「民主黨派」，其實可說都是知識份子的代名詞。現在既然包括民主黨派的黨外人士，對他毛澤東的講話都很興奮，說明他毛澤東是受到知識份子或叫包括民主黨派的一切黨外人士擁護的，甚至毛澤東對這種黨外人士也即知識份子對他擁護的信心超過了黨內，且已經感覺到：「現在知識份子像驚弓之鳥，怕得厲害」[11]。所以說，毛澤東當時肯定認為中國知識份子沒有什麼可怕的。甚至可以說，這次四省一市的匯報，只是更加增強了毛澤東不怕中國知識份子的信心，又多一次證明他毛澤東的偉大。英國已故著名哲學家羅素曾在他的《自傳》篇裡說過這麼一句話：「如假定了A先生一向是錯的，就像假定他一向是對的，是同樣的糟」[12]。反之亦然。

曾幾何時，幾年前在那次與梁漱溟的「交鋒」中，毛澤東就已經體會到了民心完全是向著他一邊的，即使梁漱溟是在為中國苦難的農民說話，卻沒有人相信梁而只相信領袖相信「大救星」。這裡插一句，在這一點上，若是認真起來，講毛澤東愧對中國農民，我想不會有太大的分歧。且不說中共第一塊較大的紅色根據地就是他自己建立在屬於鄉下的井岡山；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也是以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所取得的，更不說1949年前我們的「子弟兵」大都來自農村窮苦人家，就是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三大戰役，沒有根據地（而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全是在農村）人民的支持，也不可想像。難怪陳毅元帥曾經這樣說過，淮海戰役是山東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然而，偉大領袖當時太想建設城市太想發展城市的工業了，於是不顧一切地採取「剪刀差」形式，不僅長期、嚴重地損害了中國廣大農民的物質利益，還由於城鄉戶籍的二元結構，給他們幾代人的精神帶來了極大創傷。

其次，會不會是毛澤東借這樣的機會有意隱約地要傳達他的什麼思想信息呢？現在無論從毛澤東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以及不久四省一市宣傳部門的官員在杭州向他老人家作匯報時的談話來看，都讓人看不出緊隨其後他會有那樣「驚天地，泣鬼神」的動作，誇張點說，幾乎是一夜之間將幾十萬知識份子都劃到了人民的對立面——自然，也劃到了他毛澤東的對立面。還拿他在杭州這個被稱作「毛澤東在反右前夕的一次談話」來說，我們從談話中看不出毛澤東有想「引蛇出洞」的先兆。就是把其中最含有「巧言」或說是「欺詐」的話找出來，也不能說這就是毛澤東已經想「打右派」的證明。當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向毛澤東匯報，說「少數人說，共產黨放長線釣大魚，要看看市委的態度」時，毛澤東是這樣回答的：「要讓人家批評，一點不生氣，然後去分析。現在知識份子像驚弓之鳥，怕得厲害，他們要看一看，他們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後也還是要看的。……總之，共產黨的政策要讓大家來考驗，領導者也要受被領導者考驗。」而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在說了「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之後，緊接著就承認，「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這個缺點，今後必須避免。」（385頁）可事實上呢，不是不生氣，而是一批評，就生氣，而且連一年半載都沒讓知識份子「看」，就把人家劃歸了另類。更沒有避免傷人，而是傷得更狠。尤其解釋不通的是，一邊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發表經過他毛澤東多次修訂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光輝哲學著作」，一邊在此前後卻又連續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組織力量反擊右傾分子的猖狂進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九五七年七月）》等文章，開始了令人不可思議的「組織力量」，在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

打右派很可能與毛的希望落空有關

現在公認六十年前的1957年是個「陽謀」年。但就我所看到的文字，這個「陽謀」也很有意思，如果不是從「後果」來看，恐怕誰都不能說是早就預設的，而是要看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的「表現」，看他們的「適應」和「改造」。後來，根據下面送上來的匯報，一天「反動」一天，領袖這才醒悟到：這些人還是並沒有「適應」也沒有「改造」過來，因此，是不能給他們以自由、民主的權利的，否則，就有可能壞大事。自然，這所壞的「大事」大到什麼地步，恐怕連他毛澤東當時也難以估計，或說也不願意去估計，不屑去估計。秀才造反，三年難成，他毛澤東豈能不知！

這樣說，自然只是本人一個推斷。可當十餘年前去北京並得到一本上面已經提到的美國人寫的《毛澤東》後，發現自己的推斷與那位美國人的說法頗有些相近。據說當1956年出現匈牙利事件及蘇聯批評斯大林之後，毛澤東就想避免此類事在中國發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當時並未把匈牙利事件歸咎於「反革命分子」，而只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眾的不滿情緒」，因而導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正是出於這樣一種認識，毛澤東才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說了這樣幾句話：「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368頁）可他沒有想到，「廣大人民群眾」懂得的，知識份子未必認可。《毛澤東》的作者說：1957年春，當「百花」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毛澤東全部政策的基礎就在於他相信中國的人民群眾（自然也包括那些知識份子）懂得他給他們自由的限度。「確切地說，毛的想法是，馬克思主義既是唯一正確的思想形式，那麼如果在一定範圍內鼓勵持有各種不同觀點的學派進行辯論，最終定會使馬克思主義戰勝其它一切思想。從長期來看，這種做法有助於教育非黨知識份子、作家和幹部，並把他們改造成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在最近的將來，非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即使部分是錯誤的，也會有利於馬克思主義者重新考慮他們自己的立場。」[13]而況毛澤東說過：「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裡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391頁）

然而，「毛的希望落空了，評論者並沒有滿足於批評個別的弊病，而是對整個制度的基本原則——共產黨對權力的獨佔——提出了疑問。毛於是強調他公式的另外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國出現匈牙利那樣的暴亂，與其說他強調自由，不如說他強調紀律，與其說他強調用消滅當局弊病的方法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還不如說他強調加強『無產階級專政』。」[14]這樣，「1957年初開始進行的『整風運動』，原來是針對黨和國家幹部中的官僚主義傾向的，後來就轉為反對『右派份子』的激烈運動了。」[15]而這種作風，在毛的身上也不只一次地體現出來，後來「文化大革命」就又一次地證明了：「毛本人一開始很可能認為，靠1965年下半年開始的傳統式整風運動就能強制推行他的意志，但當事實證明，反對派遠比他想像的要廣泛和強大時，他就只好訴諸於更激烈的措施了。」[16]

當然，也還有一個似乎是更合理的解釋，這就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馬基雅維裡在他的名篇《君主論》中所說的幾句話：「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不能夠也不必要在遵守信義不但於己不利，而且那使自己作出諾言的理由已不存在的情況下還去遵守信義。……而且君主總是不乏正當的理由來掩飾其背信棄義。」[17]又說，「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要安全得多。……而且人們冒犯一個自己愛戴的人似乎比冒犯一個自己畏懼的人更少顧慮，因為愛戴是靠恩惠這條紐帶維繫，而人性的惡劣，可以使他在任何時候，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將它一刀兩斷；畏懼則不同，人們會因為懼怕遭到懲罰而不得不對你有所顧忌。」[18]而毛澤東卻顯然是既要知識份子愛戴他又要知識份子畏懼他，並且兩者兼顧，還真的都做到了。

這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創造的又一個「奇蹟」，完全可與他領導一群人推翻蔣家王朝「相媲美」。

【註釋】

[1][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969頁。

[2]弗洛伊德《夢的解析》第460頁，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5月版。

[3][5]分別引自韋君宜《思痛錄》第55、第4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版。

[4]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

[7]見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

[8]見《梁漱溟全集》卷七，320頁

[9][13][14][15][16]【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毛澤東》，第236、第254、第254∼255、第255、第295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紅旗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10][11]均轉引自2004年5月28日上海《報刊文摘》第3版。

[12]《羅素文集》第三卷第520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18]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第100頁。

2017年5月定稿

作者：閔良臣　

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