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年底，《人民日報》引述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當時還在鬧革命的全體紅衛兵小將，即1966-68年的初高中學生（俗稱「老三屆」），在鑼鼓喧天中被遣送到全國各地的農村去。
據統計，在隨後的十年中，共有2000萬左右的城市知識青年投入到上山下鄉的隊伍，從而成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人口大遷移運動，並演繹出一幕幕曠古未聞的人間悲劇。
從1968年到現在，已經是整整半個世紀了。當年風華正茂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如今已經是白髮蒼蒼、垂垂老矣。他們中除了少數人在後來的高考中躍入龍門之外，大多數人面臨著下崗的處境和病痛的折磨。
對於這一代人的經歷和苦難，儘管已經有不少著述問世，但是作為早在1964年就已經下鄉插隊的我來說，總覺得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疏理和反思。前不久，我曾經寫過幾篇回憶文章，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鼓勵。如今還想把這個工作繼續下去，也不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中能否如願。
要想考察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來歷和性質，我認為還應該從頭說起。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在其研究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專著《失落的一代》中指出：李大釗是中國第一個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對我寫這篇文章是個重要的參考和提示。
1919年，李大釗在題為《青年與農村》的文章中說：「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裡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做些開發農村的事，是萬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
李大釗所說的「俄羅斯青年到農村去……」，應該是19世紀下半葉的事。有關研究認為，李大釗「到農村去」的思想，首先來自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的運動。
在我們的教科書里，民粹主義（Populism）是19世紀在俄國興起的一股社會思潮；它的基本理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二是依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並把普通群眾當作政治改革的唯一決定性力量；三是通過強調諸如平民的統一、全民的公決和人民的創製等價值理念，對平民大眾從整體上實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縱。
有研究者認為：俄國民粹主義是一個龐雜的思想體系，它因為崇尚「人民的力量」，所以對農民不僅有感情上的依戀，而且還認為農民身上具有社會革命的本能和生機勃勃的力量。所以，民粹主義者既有自命為「民之精粹」的英雄主義一面，又有「以民為粹」或「粹藏於民」的平民主義一面。這就使他們認為俄國可以通過保存農村公社、發展農民固有的精神，來達到繞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目的。中國二十年代的鄉村運動，也與這種思潮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李大釗應該是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才接觸到俄國民粹派有關思想的。當時他可能是從日本獲得了早期民粹派運動的有關資料，從中發現了俄國青年知識分子試圖與農民相結合的獻身精神，認為這對於改造中國具有借鑒意義。所以他希望中國青年也能像俄國青年一樣，到農村去，到中國最需要你們的地方去。
正因為如此，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在《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中說：如果說李大釗的社會改造理論沒有直接取自俄國民粹派的東西，那它們之間至少也存在著理性上和理論上的共鳴。
莫里斯·邁斯納還認為，這種「共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調農村的田園質樸的生活，從而與現代都市的罪惡形成鮮明的對照；二是在農民身上可以找到傳統的俄羅斯文化和高貴的俄羅斯精神。
人們注意到，李大釗的這種共鳴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有集中的表達。他說：「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裡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上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清潔。」
李大釗進行這樣的對比，是想讓青年人做出他所倡導的選擇：「青年啊！走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啊！」
這種對農民的稱頌和對農村的憧憬，在李大釗的思想中獨具特色；即使在他參與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以後，這種同情農民和嚮往鄉村生活的思想感情，仍然洋溢在他的許多文章中。
李大釗還認為，因為中國農民沒有辦法真正擁有土地和自由，也沒有走向社會主義的思想覺悟，所以青年知識分子在農民的啟蒙方面負有義不容辭的使命。也就是說，李大釗是把改造中國的希望寄托在城市青年知識分子身上，希望他們能為中國大多數農民群眾的解放，離開城市到農村去，在與農民相結合的過程中，激發農民身上潛在的政治覺悟。
需要注意的是，李大釗的這一思想，被農民出身的毛澤東繼承下來並加以改造，從而成為毛澤東對待知識青年乃至整個知識界的有力武器。
來源：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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