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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被遺忘的一場疫病 死亡十餘萬 比SARS還嚴重得多

歷史 俊杰 2个月前 (03-29) 32次浏览

中國被遺忘的一場疫病 死亡十餘萬 比SARS還嚴重得多

1966~1967年,一場傳染病在全中國爆發,死亡至少16萬人,令人震驚的,還不是死亡人數之多,而是這段歷史又被掩蓋了。

一場伴著「大串連」而串連的疫病

「流腦」全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是細菌感染導致的化膿性腦膜炎,易感者是青少年,它通過飛沫傳播,傳染性強,發病率與死亡率都非常高。

1966年時,中國流腦病死率為1.1%,到1967年初即高達4.04%,1967年春,流腦病死率竟高達5.49%,為什麼呢?這完全是中國政治運動引發的大規模傳染疫病。

1966年「五一」之後,清華、北大附中一些中學生,以幹部子弟為主,自發成立了「紅衛兵」。8月5日,毛澤東給「紅衛兵」寫信,對他們的「革命造反活動」予以「堅決支持」。中央文革很快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革命串連」。8月18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幾十萬紅衛兵及師生民眾,之後,北京一些紅衛兵走北京,到全國各城市宣傳鼓動造反。

自稱「煽社會主義的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恩來,8月27日在「首都紅代會」上說:「我們來就是幫助你們建立聯絡站……我們有責任幫助你們,不光成立總站,還在成立分站,給你們幹革命的方便。給你們架專用的電話線,準備交通工具、吃住……」

9月5日,國務院通知,要求組織外地師生來京參觀學習,開展「文化大革命」,規定交通一律免費。12月15日,中共提出組織學生下鄉「串連」,於是,北京等地紅衛兵到各地鼓動造反,各地也到北京學習,他們還去延安、井岡山、瑞金、韶山等中共盤踞過的地方參觀,運動風潮迅速推廣到農村,席捲了全國,中國出現了1949年以來第一次人口集中大流動。

毛澤東先後八次檢閱紅衛兵,共計1100萬~1300萬人,每次都由周恩來策劃安排,包括組織安排、交通食宿、接待、安全保衛等諸多環節,都是周恩來親自把關。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紅衛兵「大串連」的高峰,也是「流腦」疫情的高發期。首例病人是廣東陽春縣潭水中學的一名學生,他北上「串連」回到學校後,1966年11月17日,在馬水公社家中發病。自他開始,「流腦」從南至北,沿公路幹線以西蔓延開。到1967年,陽春縣發病4452例、死亡312例。通過「大串連」,該縣中學生又把「流腦」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發,接著,擴散到中小城市及邊遠農村地區,很多偏僻山區及農村因「大串連」被感染侵襲,疫病不可阻止地爆發了。

當時,串連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及吃飯住宿全部免費。學生主要是坐火車來回走動,火車嚴重超載。定員一百多人的一節車廂,甚至塞滿四五百人,連座椅下面都躺滿了人。裡面水泄不通,學生動彈不得,連上廁所都要踩著長椅背上,一點點挪步過去。車外寒冷,車廂里也沒有暖氣,只能封閉窗戶,空氣十分渾濁,幾百人被擠壓在一起,長達十幾小時,大面積傳染疫病是不可避免的。流腦就這樣短時間被帶到了全國各地。

疫情伴著「大串連」串連了。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高峰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150萬~170萬人之多!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一位廣西梧州的中學生當年曾「串連」到廣州,他回憶說:「在廣州市,住進了荔灣區的一個學校接待站里,那裡的教室橫七豎八的人滿為患。晚上還好端端地睡著,第二天就見有人被抬走了,是用白布兜頭兜面蓋住那種呢,而且還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抬走。」

上百萬等著毛澤東接見的南方學生滯留在北京,他們睡在北京臨時搭建在街道、空地上的席棚里,大冬天穿著單衣,有時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挨餓受凍,抵抗力免疫力都很低;「串連」到外地的學生,即使住在接待條件好一些的省委黨校里,也是男女混雜著,幾百人在一間大禮堂里打地鋪;很多人下鄉,住的是農村的草棚、土棚,條件就更惡劣了。

學生大面積死亡後,人們談病色變,只能自行胡亂預防求治。全國很多地方搶購中草藥,服大案葉、龍膽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與「大串連」同時進行的,是中共各級部門的內部鬥爭,從國務院衛生部到各省衛生廳,都在「造反奪權」,面對突來的疫情,一下子陷入混亂,幾乎都癱瘓或半癱瘓了。

各地疫情不能及時上報,難以及時組織預防治療,藥品和醫護人員也不可能及時送達,人也就不斷地死。疫情暴發四個月後,中共才勉強成立了衛生部的專門領導防治機構,周恩來開始下達批示指導防疫。各地推行戴口罩,「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師生人人戴口鼻罩……戴口鼻罩比吃預防藥效果好得多。」但口罩嚴重不足,如廣東恩平縣,盡了很大努力才供應出10萬個口罩,只能滿足當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多民眾不得不用舊布自己了口罩。

1967年2月、3月,中共發布停止長途步行「串連」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劃,「大串連」終於停止了。

並不久遠的一場疫情,卻已經被遺忘了

「大串連」時的腦流疫情,已經擴展了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染疫的青少年高達304.4萬,死亡人數16.7萬,僅廣東省發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遼寧發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紹興共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人。專業研究者認為,因有的地方偏僻閉塞,死亡實際數字要比統計的多一些。

1969年,中國試圖研究無毒活疫苗,未獲成功,到了70年代,「流腦」發病率才趨於下降。2011年,中共稱基本控制了「流腦」。

因流腦而患後遺症的人,很少能痊癒,常見的有耳聾、失明、神經麻痹,甚至癱瘓、弱智或精神異常。那個年代,說誰誰「流腦」,竟成了腦子有問題的俗語,老百姓把「流腦」叫成「腦膜炎」,如果說誰不開竅,就說是得「腦膜炎」了。

超過30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在這抽象的數字下面,有多少個家庭的絕望與悲傷,也都被掩蓋在歷史中了。

60、70年代的時候,中國有7.5億人,16萬人死亡,比起60年代大饑荒餓死的,已經是非常少的一個零頭了,但與2003年大陸官媒報導的SARS死亡人數相比,足以讓人震驚。

更讓人難過的是,這段因武漢病毒才被發掘出的疫病流行史,距離今天,其實並不久遠,卻已經被遺忘了。

來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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