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了！人們奮力衝破重重封鎖與迷霧，對“信陽事件”以往的三個誤區進行了重新解讀：
其一，“信陽事件”並非只發生於1959年，而是長達五年：從1957年9月4日毛澤東大駕鄭州蠱惑吳芝圃“反右補課”，至1961年春中央派出452名中直機關幹部幫助信陽人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其二，“信陽事件”的直接責任者並非只是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而是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有直接責任關係：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三點成一線”，毛澤東是“信陽事件”的“帶頭大哥”，是產生“信陽事件”的兩大背景——禁止言論自由（“反右”紅色恐怖）和專制執行機構（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
其三，“信陽事件”的要害，並非只是餓死百萬人和“村村人相食”，而是公民言論自由民主權利被殘酷剝奪而致大面積非正常死人。
近些年來“假大空”成風，將尖銳的貧富兩極分化，政府整體腐敗、生態污染瀕臨絕境等粉飾成“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大有“信陽事件”指石為金之風！
——提要
1、“信陽事件”也五十年了
2、“信陽事件”全新解讀
3、毛澤東對“信陽事件”負有五大罪責
4、“信陽事件”在今日的新變形
1、“信陽事件”也五十年了
2007，一個不斷沉痛默哀的“悼念年”！人們紀念55萬右派在五十年前遭遇“陽謀”之害，又想起因“反右”而致的“信陽事件”也五十年了——一百多萬信陽農民在“糧滿倉”的官倉旁邊或悄悄餓死，或瘋狂人相食！曝屍數月，無人埋葬！一曲現代“白骨盈於野，千里無雞鳴”繞樑五十冬！由此哀輓“大躍進”時期“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非正常死亡”[1]！——最新史料與研究表明，“餓死百萬人及村村人相食”的“信陽事件”，始於五十年前毛澤東駕臨鄭州鼓動吳芝圃“反右補課”。
五十年了！人們奮力衝破重重封鎖與迷霧，對“信陽事件”以往的三個誤區進行了重新解讀：
其一，“信陽事件”並非只發生於1959年，而是長達五年：從1957年9月4日毛澤東大駕鄭州蠱惑吳芝圃“反右補課”，至1961年春中央派出452名中直機關幹部幫助信陽人進行“民主革命補課”[2]。
其二，“信陽事件”的直接責任者並非只是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而是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有直接責任關係：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三點成一線”，毛澤東是“信陽事件”的“帶頭大哥”，是產生“信陽事件”的兩大背景——禁止言論自由（“反右”紅色恐怖）和專制執行機構（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
其三，“信陽事件”的要害，並非只是餓死百萬人和“村村人相食”[3]，而是公民言論自由民主權利被殘酷剝奪而致大面積非正常死人；“信陽事件”以封鎖真話的“反右補課”開始，以歪曲真相的“民主革命補課”暫停，其真相至今不能全面研究和公諸於世，導致“信陽事件”今猶在——近些年來“假大空”成風，將尖銳的貧富兩極分化，政府整體腐敗、生態污染瀕臨絕境等粉飾成“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大有“信陽事件”指石為金之風[4]；2007年各級政府面對物價逐月持續全面飛漲，矢口否認通貨膨脹危機四伏，與“信陽事件”時明明看見餓殍遍地卻仍然高呼“特大豐收”的“謊言大躍進”，如出一轍——與“信陽事件”時一樣，“權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官方最高的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其運轉的基本方法仍然是製造恐懼與謊言。
昔日以“反右”製造恐懼禁止真話，今日借“和諧”鉗口高壓圈禁真話。“信陽事件”正在復興，正在以新的變形還鄉！
“信陽事件”一日不充分曝光，中國一日沒有希望！
2、“信陽事件”全新解讀
此論的主要依據，可首先參考一本“黑書”（我近日從武漢老右派於真先生處借得）——由李銳作序，郭維敬、梁惠全編著的《共和國早期的故事》（簡稱《早期》。《早期》的表面格局似一部紀念反右50周年的各類右派人物回憶錄，有京滬幾個著名右派的別傳領銜；但其主體部分（約百分之七十）是河南信陽地區的右派故事，集中展現了關於反右導致信陽餓死百萬人，出現“人相食”慘劇的歷史見證與反思，近乎一部“信陽反右餓死百萬人及人相食”專著。也許礙於“信陽事件”和“反右”的出版忌諱，書名含糊為《共和國早期的故事》，希望藉此暗渡陳倉。然而，李銳之序《按照歷史的真相總結歷史——共和國早期的故事引出的思考》，已見2005年第6期《炎黃春秋》，廣傳於網上，但《早期》全書自2004年2月自費私印內部贈閱徵求意見，時光已過三年多，至今仍然不準公開出版發行。這讓人頗多奇怪，今日中國處處事事都標榜“和諧”“科學”，何以不能樹立“科學歷史觀”，讓一部研究”謊言大躍進”的“信陽事件史”和諧出版，自由問世？“和諧”何以要如此維護假話？莫非1958年代的“謊言社會”與五十年後的“和諧社會”實乃一根滕上兩個瓜，一脈相承，唇亡齒寒？
到目前為止，《早期》是關於“信陽事件”最全面最有深度的紀錄。其中不僅有的張樹藩（“信陽事件”時任信陽行署專員）《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曾載《百年潮》1999年第12期），而且有張樹藩秘書余德鴻關於“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的回憶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有信陽平輿縣縣長曹銘的思舊錄《當年信陽地區“右傾代表人物”來信》，有《河南日報》信陽記者站站長魯嘉賓的見證《千萬不要忘記“信陽事件”》，更有15篇紀錄信陽反右恐怖的殘酷與荒唐的個人補證。
綜合這些材料，人們對“信陽事件”有了全新的解讀——
一、“信陽事件”實際跨度長達五年，關鍵原因是言論無自由，“謊言大躍進”。
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美稱的信陽，之所以出現850萬人中有105萬人餓死（餓死率達12.4%，此為官方統計數，民間推算實際上還要多一倍），村村有“人相食”慘劇，源起於1958年”謊言大躍進”，而”謊言大躍進”產生於1957年反右恐怖消滅真話，導致言論無自由。因此，“信陽事件”雖然餓死人高潮在1959年，實際則跨越五個年度，即始於1957年秋的“反右補課”，延於1961年春的“民主革命補課”。這一“五年說”，比以往認為“信陽事件”只是發生在一年中（1959）或發生於四年內（1958至1961），更深刻地揭示了“信陽事件”的真相和根源——毛澤東是“信陽事件”第一責任者。
“信陽事件”時“謊言大躍進”達到何種程度？即使是用“體制內思維”敘述，也是矚目驚心。余德鴻回憶：“信陽事件”中，“原信陽地區的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幾乎全部都變成了瘋子，都變成了唯心主義者，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了，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沒有了，黨內的民主精神沒有了，共產黨的一切優良作風都沒有了，不分時間地點，閉著眼睛說大話、假話、空話，千方百計地發動組織帶領群眾搞無效勞動，不僅把新年中國建立後的主要成果毀壞殆盡，連老祖宗留下的家底（樹木）也幾乎全部搞光了。表面上是轟轟烈烈，社會主義建設在加速前進，實際上政治經濟基本上都是全面危機，把一個魚米之鄉搞得一貧如洗，在全區850萬總人口中，不僅有百餘萬餓死，其倖存者也都是饑寒交迫，瀕臨死亡的邊緣。”[5]
二、“謊言大躍進”只因公民言論自由和民主監督權利被殘酷剝奪。
1、災年被迫謊報為特大豐收年。
據張樹藩1993年寫《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時回憶[6]——
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眼看著大面積歉收或無收。……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人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只有張樹藩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歉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不過40億斤（後來證實只有20多億斤）。
1959年8月底9月初、河南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委要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張樹藩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說了。接著談了他在地委常委會議上談的不同意見，這便引起省委將他定成嚴重右傾分子。擴大會議後，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徵購，信陽地區又上交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徵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伙，群眾無奈，就在家裡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公社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要餓死人了，反而認為是農民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大規模“反瞞產”運動。這就更逼得許多人餓死。
2、嚴禁幹部上報餓死人、人相食的消息。
“信陽事件”最早餓死人是什麼時間？目前的史料證明，“大躍進”“大豐收”的1958年11月底就開始餓死人。
張樹藩在《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中說：“1958年11月底，密縣已經餓死人，1959年春，豫東黃泛區內‘浮腫病’的泛濫和死人的事態蔓延開來，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廬山會議上依然起勁地‘反右傾’，‘共產風’再度刮起來，夾帶著瘋狂地‘反瞞產’，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像土改時鬥地主那樣挨批挨斗；哪個農民交不夠糧食，就吊打追逼，關壓拘留，拆毀房屋，全省籠罩在恐怖之中。”
恐怖生產謊言，謊言製造餓殍。據余德鴻撰文回憶，他最早親眼發現餓死人是在1959年2月，1959年12月份回家時發現路上平均一公里有一具餓殍，河邊有好些成片的（一片百來具）屍體。但因自己已和張樹藩一起被打成“右傾分子”，根本不能向外報告“餓死人”了，更不敢說“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
“進入1959年後，餓死人的事就斷斷續續發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橋、觀廟兩地，先後餓死數人。7月，我在遂平縣（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誕生地）和興公社青石橋大隊丁一生產隊就親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餓死。”
“我於1959年12月份（奔喪）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至防胡的9公里路旁，見到的屍體約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難過。但在由防胡回家的4公里路旁，發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發現一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一片，數量也很多。我當時雖然眼中無淚，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後，我父親及二伯父親已經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無力行動，我母親正在采野草樹皮等物。我在家呆了兩天，既沒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沒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沒有吃到任何東西，就含淚離家了。據說在我走後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繼死去了。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7]，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
“我回到專署的當天就被拉進了批鬥會場，繼續對我進行批判鬥爭。平時同志們都說我敢大膽放言，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子，但這時我確實是害怕了，也不得不違心地說起了瞎話來。他們問我家中的死人情況，我說是年老多病；他們問我農村形勢，我說很好。因為被批判鬥爭者和參與批判鬥爭者是不能平等的，是沒有道理可講的，只能是他打你挨，他罵你聽，打死你算是罪有應得，逼死你算是畏罪自殺，叛黨叛國。面對這種情況，我不得不採取了個光棍不吃眼前虧的辦法，得過且過。”
像余德鴻這樣一個行署專員秘書的家尚且餓死這多人，並無法絲毫減輕災難，一般的普通農民家庭，餓死者必然更多更慘。
3、嚴懲群眾說真話，各郵局設關扣壓的呼救信件達12000多封。
“信陽事件”中，幹部皆因反右不敢說實話，敢說真話的百姓又受到殘酷鎮壓打擊。張樹藩回憶說[8]：
“光山縣委書記一天竟拷打40多個農民，一個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陽地區領導班子中9個常委中就有8個同意把全地區糧食總產20多億斤誇大成70多億斤，強行徵購，農民顆粒無存，1960年，一邊是大小官倉堆滿糧，一邊是抓人、關人，一邊是100多萬人成餓殍、屍橫於野，有的地方死人沒有活人掩埋。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為了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短期拘留的人達10720人，死於拘留所的667人。饑民煮野菜、吃薯葉，幹部還要砸農民的鍋。農民外出討飯，他們圍追堵截。”
“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000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制，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已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信，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並要查處。”
如若當時讓這12000多封呼救信發出，縱然政府不管，在親朋幫助下，也必然會少餓死一些人！可憐當時信陽人的外地親友也不能知道信陽正在人相食！
[8:53:46]朱健國說:3、毛澤東對“信陽事件”負有五大罪責
近些年不斷有人為毛澤東的大躍進鳴冤叫屈，說毛澤東兩次主持“鄭州會議”反左，與“信陽事件”無關。事實恰恰相反，毛澤東對“信陽事件”負有五大罪責。其證據如下——
1、毛澤東到河南視察27次，對“信陽事件”負有“培育浮誇風典型”瀆職罪。
有目共睹，河南堪稱毛澤東建國後的“蹲點省”（可能因河南是三皇五帝夏商周發源地，鄭州不遠就是黃帝故陵，帝王根基悠久深厚，讓毛產生尋根封禪情結，情有獨鍾），是其發動農業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四清、文革一系列運動的重點聯繫省，既創造了“人民公社”、“信陽事件”這樣的經典極權事件，又培養重用了反右酷吏吳芝圃和文革重臣紀登奎這樣的經典老左。
據《黨史博覽》披露，毛澤東建國後離京行動總共有57次[9]，而到河南（鄭州為主）視察、開會的次數高達27次（河南可謂“天下第一聖眷省”），其中2次到信陽——在“信陽事件”五年中，毛澤東到河南10次，並於1958年11月13日親臨信陽遂平縣視察人民公社，而此時距鄭州僅僅40公里的密縣已出現餓殍，距信陽大面積餓死人只有兩個月，各種瀕死的饑民應該隨處可見。然而，毛澤東此時被高官和“群眾演員”前呼後擁，滿足於“專列中聽彙報，大路邊聽萬歲”，對真情毫無知覺！——經過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傾，敢說真話者幾乎絕跡。有回憶文章[10]說，1958年8月7日凌晨，“史向生（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在專列上向毛主席彙報了楂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況。當談到楂岈山公社試行簡章時，毛主席聚精會神，邊聽邊問，他說：‘這是個好東西，給我！’他如獲至寶，極為高興。”即使“毛主席來到咱們村”，也是事先準備得“千家萬戶齊歡笑”，只有高官和“農民演員”近得身旁。在信陽“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時，毛澤東先後五次到鄭州視察或開會——1958年11月2日至13日，1958年12月29日、1959年3月10日、1959年6月21日至22日、1959年9月22日至23日。但這五次到鄭州，毛都沒有抓住河南大躍進的要害是言論無自由，”謊言大躍進”，而是一再捨本逐末，泛泛空談“反共產風”：1958年１１月２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空喊“糾正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等錯誤；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７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更是陶醉於“重點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具體政策問題”。
如果此時毛澤東真正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真正依照憲法保障幹部百姓的言論自由，不可能不察覺密縣和信陽正在餓死人，特別是1959年9月22日至23日，毛澤東在鄭州呆了兩整天，其時河南和信陽都已大面積出現餓死人，卻仍然不知已有“人相食”慘禍！還在笑聆“好學生”吳芝圃彙報的河南省水庫裡面有許多“十幾斤重的魚”無人吃，而幽默河南人“能治水不能治魚”，其官僚主義、專制昏庸之可怕，比歷代帝王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髮指！
毛澤東在“信陽事件”五年中“十到河南”的具體行程是——
1957年9月4日到鄭州（鼓動吳芝圃反右奪權）。
1958年8月5日21時至8月6日新鄉——8月6日晚鄭州——8月6日晚許昌（發表“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7日13時至14時長葛——鄭州——蘭考東壩頭（鼓勵“全民鍊鋼”，大辦“公共食堂”）。
1958年11月1日晚新鄉——11月2日至13日鄭州——11月13日17時遂平——11月13日信陽（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後視察“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1958年12月29日鄭州（鼓勵吳芝圃）。
1959年3月10日鄭州（鼓勵吳芝圃）。
1959年6月21日至22日鄭州（向吳芝圃下達500億糧食高指標）。
1959年9月22日至23日鄭州（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
1960年5月6日鄭州（穩住吳芝圃）。
1961年9月25日鄭州（嫁禍於人，鼓吹“民主革命補課”）。
毛澤東其它時期到河南的行程有——
1952年10月29日19時蘭封(今蘭考)——10月30日15時開封——10月31日早6時鄭州——10月31日10時黃河大橋——10月31日上午至11月1日上午新鄉。
1953年2月16日鄭州——16日許昌——16日駐馬店——16日18時信陽。
1955年1月3日18時至1月4日6時30分鄭州。
1955年6月22日上午10時鄭州。
1962年3月23日12時14分至24日15時44分鄭州。
1962年7月1日5時42分至23時17分鄭州。
1963年1月30日2時39分至31日19時15分鄭州。
1963年6月13日鄭州。
1963年10月11日21時56分至13日13時30分鄭州。
1964年3月30日至4月1日鄭州。
1965年7月17日鄭州。
1967年7月13日下午鄭州。
1967年9月22日9時至11時鄭州。
1969年5月31日鄭州。
1970年7月22日鄭州。
1970年9月17日鄭州。
1971年8月16日鄭州。
毛澤東如此關心熱愛河南、鄭州，其秘密何在？後文將有一段落“泄露天機”。
2、毛澤東推動河南為全國反右狀元，右派人數佔全國15%以上；反右傾全國第一，奠定信陽”謊言大躍進”的思想基礎。
據《河南日報》信陽記者站長魯嘉賓在《千萬不要忘記“信陽事件”》[11]文中說：河南省是反右的重災區，劃的右派佔全國15%以上，全省學校教職員中被劃右派、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平均占教職工數的23%，有的地區達50%以上，個別學校達70%以上。信陽是河南省的“重中之中”。信陽地區反右派中，反映真實情況，敢講真話的人幾乎一無例外地被戴上“右派”、“中右”甚至“反革命”之類的帽子。固始縣劃右教師佔全體教師的48%，“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發源地遂平縣的右派佔52%，平輿縣的右派人數竟然佔全縣公務員人數的18%。連老紅軍李華軒，也因為反映農村真實情況也被劃為右派。
而毛澤東，正是以河南為典型推動全國反右的始作俑者。1957年9月到1958年12月，毛澤東五次駕臨鄭州，先是支持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批倒右派第一書記潘復生，在河南興起“反右補課”，大抓“右傾分子”，850萬人的信陽地區，被批鬥的“右傾幹部”多達20萬人，數以百計的人被活活打死或逼得自殺。如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竟然發動縣委批鬥會，將“有右傾思想”的副書記張福鴻當場打死，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
1957年9月4日，為開好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到鄭州對時任省委副書記、省長的吳芝圃鼓勁反右，支持其在8月的省五次全會上批判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主持制訂《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自此，吳在河南佔據主導地位，把持了河南的黨政領導權。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五中全會還未結束，中央就發出通知，吳任省委第一書記，免去潘復生職務。吳從北京把潘揪回河南批鬥，作出《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復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復生”20萬之多。
張樹藩認為，“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抓‘小潘復生’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這些極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從此，很多人都睜著眼脫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記得在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歷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12]
吳芝圃如此公然暗示幹部必須順從指鹿為馬，因為他自恃有毛澤東的尚方寶劍，也可以指石為金。
3、毛澤東親自到信陽誘逼農民創辦人民公社，形成了一邊國庫糧滿倉，一邊餓死百萬人的專制機制——由於毛澤東的欽命，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誕生於信陽遂平縣，而人民公社採取中世紀專制的政教一體，全民鍊鋼，強行公共食堂，禁止農民家庭做飯，厲行“禁真話，堵上訪，抓乞討”，造成信陽地區850萬人“失去在家燒飯和外出討飯的自由”，終於出現“村村人相食”慘劇。
毛澤東慫恿吳芝圃指石為金，誘逼信陽農民創辦人民公社的步驟如下：
（1）面上號召暗示作鋪墊——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把小型的農業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1925年就是毛澤東“廣州農講所”學生的吳芝圃初具耳提面命，立即在豫南尋覓試點。一個月後——4月20日，就促成河南遂平縣山楂岈山紅衛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如成一個大社。接著平輿縣也辦了一個，然後在新鄉等地全省急推。
史料[13]說，毛澤東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報的一些比1957年實際指標浮誇2.4倍的假數字，高度讚揚吳芝圃。吳便又對毛承諾，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引者按：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說“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毛澤東甚至在成都會議上激勵吳說：“你是馬列主義，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就是根據毛這個“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的聖旨，吳芝圃指石為金地操作了“信陽事件”——1958年4月的河南省委第八次全會上，吳芝圃部署全省大躍進：6月8日，《河南日報》報道信陽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道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在信陽放出全國第一顆“高產衛星”。到10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澤東1955年合作化時的一段按語，說：毛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這一不合實際的“假話大躍進計劃”，使河南各級政府開始向農民高指標徵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徵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達到75.43億斤！同時還外調14.78億斤，而信陽等地區，徵購竟增加75%以上。
正是因為有“毛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才有了河南信陽的”謊言大躍進”。毛澤東就像清代雍正皇帝推動河南巡撫田文鏡搞“稅收新政”逼民逃荒一樣，一步步推動吳芝圃搞“指石為金大躍進”，製造出古今中外空前殘酷的“信陽事件”。
（2）親臨河南督戰，欽命“人民公社”——毛澤東在吳的陪同下，1958年8月上旬巡視了河南[14]。8月6日到新鄉縣七里營公社視察社辦工業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並轉頭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1958年11月13日又到信陽和遂平視察，要求把楂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在《紅旗》雜誌登出來，“要好好吹一下，一個省找十個人吹。”於是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一個月合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
（3）毛澤東對人民公社造成的空前災難視而不見，放縱“喉舌”顛倒黑白。
余德鴻、張樹藩等人回憶[15]：信陽地區成為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發源地，更加忘乎所以，繼4月20日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將全區5300多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並成了200多個人民公社，到8-9月間，又掀起了第二次並社高潮，將200多個人民公社並成了190個，經過毛澤東派來陳伯達等空想主義者的反覆研究之後，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農林牧副漁統一經營，生產資料全部公有，勞動組織實行軍事化，進行大兵團作戰，取消商品生產，取消集貿市場，取消社員家庭副業，勞動產品由公社統一分配，實行供給制，取消社員家庭廚房，興辦公共食堂等管理制度。《人民日報》1958年8月18日在頭版以“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結合，人民公社好”為題，發表了重要消息，將信陽的人民公社總結出十大優點及四項有利條件。這促使信陽地區人民公社再掀“指石為金大躍進”高潮，在8月份，各縣市均先後召開了有數千人或近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組織了反右傾、鼓幹勁和反瞞產、反“反冒進”的大會，批判鬥爭了所謂保守派、觀潮派及秋後算帳派，使極左思潮進一步膨脹起來，五風（高指標、瞎指揮、浮誇、共產、強迫命令）越刮越大，結果將廣大社員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後來食堂停伙時，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大放”衛星”的“謊言大躍進”，一時間成為人民公社的標誌。不論你走到哪裡都能經常看到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放衛星、送喜報的場面。“衛星”雖然都是假的，但卻受到了各級黨政領導的支持及各種新聞媒體的表揚鼓勵。突出見報的就有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畝產7320斤的小麥衛星（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報》）；信陽縣雞公山人民公社新集大隊畝產稻穀48925.7斤的水稻衛星（1958年9月9日《河南日報》）；西平縣盆堯鄉東風人民公社第三大隊第六生產隊畝產芝麻7239斤的衛星（1958年9月29日《河南日報》）；息縣包信鄉張大莊農業社吳庄生產隊畝產202735斤南瓜衛星（1958年8月1日《人民日報》）。其中對信陽地區影響最大的是信陽縣雞公山公社新集大隊放出的水稻衛星。1958年秋季，雞公山黨委迫於整個大躍進的形勢，迫於縣委提出的“十年規劃一年實現”的要求，迫於掃暮氣、拔白旗、反瞞產、反右傾及反“潘、楊、王”運動的壓力，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絞盡腦汁，苦思冥想，違心地想出了一個不僅能保全自己而且能飛黃騰達的兩全之策，將新集大隊的130多畝水稻的產量都加在6畝試驗田上，以總產324375.5斤，畝產48925.7斤的特大喜訊，分別向省地縣委報了喜。1958年9月9日《河南日報》在第二版上，以“雞公山上紅旗插，水稻畝產四萬八”為題，進行了詳細報道。新華社也隨即發表了消息。省、地、市三級領導偏聽偏信，在不調查、不研究、不分析的情況下，就給予了肯定。不僅如此，原信陽地委為了誇大大躍進的成果，又派人去現場對這顆假衛星作了進一步的完善，增加了很多糧倉以示大豐收。為解決糧源不足的問題，便將稻草放在倉下，上面蓋點稻穀。假現場布置好後，以此為教材，將其當成了批判右傾的武器。組織全區各縣市社隊領導及群眾積極分子以及所謂右傾思想比較嚴重的同志前往參觀學習，接受教育。
毛澤東不愧為“秦始皇加馬克思”，一面鼓動指石為金，一面又要求“吹牛要上稅”，報高產地區必須按比例上交國庫，結果信陽地區農民的口糧種子全部被“反瞞產工作組”強行搜走上交。
於是，1959年秋收以後，人越死越多，進入冬季，饑寒交迫，餓殍百里。因為當時一律是公共食堂制，社員家中不準起伙，也沒有炊具（都搜走鍊鋼了），食堂停了伙，就只能餓死了（又不準外流不準偷吃家畜等）。毛澤東到河南視察時親自接生的“人民公社”，成為信陽餓死百萬人的鐵面劊子手（直接因素）。
據余德鴻回憶：“人民公社的發源地、遂平縣的查岈山公社死亡人數也為4000名左右，佔總人口的10%左右。據遂平縣的一位老同志回憶，他在1959年11月中旬接到劉班庄村群眾的一封來信，說他村已餓死62人，另有幾十人外流出去了，家中剩下的人也只有一口氣了。他趕到該村感到很累，想在一草垛旁休息，忽然發現垛根旁躺個死人。約在下午5點左右，在該村西頭推開了一家屋門，見當門坐了一位婦女，滿臉浮腫，身旁擺著三個孩子的屍體，剩一口氣的老頭躺在床上，又走進了一家，推門一看，發現全家4口人全部餓死，其中床上2個，地下2個，真是慘不忍睹。”
[8:54:29]朱健國說:4、1959年6月22日毛澤東逼吳芝圃要500億斤糧，又在半月後主持“廬山會議”大批彭德懷，全黨“掀起反右傾新高潮”，使“信陽事件”餓死人速度再一次提速。
毛、吳關係之密切，可從“毛主席給《河南日報》題寫報頭”一事管中窺豹。據《河南日報》報史載：１９４９年９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吳芝圃作為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河南代表赴京，請毛主席為《河南日報》題寫報頭，毛主席風趣地說：“各家報紙都讓我寫報頭，那全國報紙的報頭豈不成了清一色啦？還是不寫為好！”但最終毛主席還是破例給了“好學生”吳芝圃面子，在一張約八開大小的宣紙上，筆走龍蛇，書寫了四組“河南日報”共１６個遒勁大字，於１０月下旬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寄到了河南省委。這是毛澤東1949年至1966年期間唯一的一次為省報題寫報頭，可見對吳芝圃的聖眷之隆，對河南的別有用心。
所以，毛澤東與吳芝圃談話一向趣味多多。現在網上有一份1959年6月22日毛澤東同吳芝圃談話的錄音整理稿[16]，其中可見這一對君臣的極端昏庸無道——百姓就在不遠處紛紛餓斃，無人掩埋，他們卻在餓殍旁邊暢談“特大豐收”“特大躍進”，時而輕鬆掉書袋炫博識，時而發思古之幽情，尋覓商代帝王河南故地，為紂王鳴冤翻案。最後，毛澤東“圖窮匕見”，直逼吳芝圃要500億斤糧。正是這一500億斤糧高指標，逼得信陽農民又上交了16億斤糧，將最後的一點口糧與種子全部上交一空，於是信陽村村人相食！如果沒有這最後一次上交16億斤糧，信陽人不會餓死百萬。
此事發生在毛澤東已兩次主持“鄭州會議”，大喊“反左反共產風反高指標”之後，足見毛澤東反左是假，繼續推動“謊言大躍進”是真！毛澤東一再巡幸河南，主要是對“謊言大躍進”的先鋒河南再鼓幹勁！
請看毛澤東逼吳芝圃要500億斤糧談話的“華彩樂段”——
（1）吳芝圃；前年（河南全省糧食總產）是二百五十億斤，去年報了七百零二億斤，多了，實際只有四百五十億斤到五百億斤。
毛主席：我不信你那個五百億斤，我信你那個四百億斤。四百億斤就是增加一百五十億斤。今年能不能搞五百億斤？（毛澤東以為打點折扣就是“反浮誇風”了，似乎不知四百億斤也仍然水分多多，仍是“謊言大躍進”。朱注。）
吳芝圃；假使天氣沒有什麼變化。今年搞五百億斤比較有把握。今年種得很多，種得早。
毛主席；今年的吃法、收法、管法、用法，都不同了。收要精收，顆粒還家。管是分散管，農民個人的由他家裡自己去管。吃法就是以人定量，自願參加。完工吃飯，曠工找錢，吃飯不要錢同吃飯要錢相結合。
華夏新聞 | 時事與歷史：毛澤東在「信陽事件」中五大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