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意志，能煽動幾乎一個國家的人為之瘋狂，團隊的力量不能忽視。張春橋、陳伯達、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林傑等一眾深諳文史、通曉權術的實名刀筆，正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倚重的宣傳大將。
除了毛本人，這些人的文章、講話都是了解文革的重要史料。他們為文革生產口號、綱領性文件，製造了不少事件的導火索、轉折點。
刀筆們的力量不僅靠文字，還要靠特權。一是為“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與《紅旗》雜誌）撰寫重磅文可署實名，把握住最重要的喉舌；
二是，他們大多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可以直接向毛澤東負責，謀划運動。難怪當時毛給他們戴上繼古開今的高帽：“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
這些刀筆都是何人？何以憑筆墨震懾四方、借勢躍升呢？
為毛代言的理論家——張春橋、陳伯達
說起文革時的“理論家”，中共黨內首推張春橋和陳伯達。二人都是年少才不羈，張春橋19歲時化名“狄克”與魯迅辯論文學，陳伯達20歲時在名刊物《現代評論》上發表短篇小說。此後，他們自持通關秘籍，步步晉陞。
要招之一便是積極上位，緊抓打人良機。張春橋在《解放日報》擔任副手時，抓住該報漏登斯大林致毛澤東慶祝抗日勝利六周年賀電一事，狠批社長惲逸群，成功取而代之。在延安整風中，陳伯達是批評作家王實味的主力，在座談會上連噴王為“螞蟥”、“小蟲子”，甚至是“托派”，成了“延安紅人”。
學會傍上司，也是必備。張春橋先傍上的是上海局書記、中央委員柯慶施，通過他了解中央動向、揣摩毛澤東的意圖，據此寫成的《破除資產積極的法權思想》刊於1957年的《人民日報》，使其一炮而紅。柯去世后，張春橋依江青的指示排演“革命樣板戲”，取其信任，成了“軍師”。陳伯達亦是如此，在延安時期就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文革時從吹捧江青到擁護林彪，積極站隊。
最關鍵的，是熟讀且會闡釋毛澤東思想，用理論武裝文革。陳伯達可謂老資格。他不僅著有《論毛澤東思想》，參與起草了《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等。陳還和姚文元一起發表了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將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觀點變成六條要點。
但真正參透毛的思想的，還是張春橋。他在1975年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巧妙地銜接毛澤東指示、文章和馬列主義論斷，堪稱文革綱領性文章。
張春橋的理論紮實，邏輯嚴密。在事實層面指出世界歷史上政權更替均改變所有制，結合毛澤東“商品制度和八級工資制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的觀點，在理論層面引述馬克思的闡釋：專政就是“消滅一切階級差別”、“一切生產關係”、“一切社會關係”、“一切觀念”，得出結論：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而且是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把毛的文革意圖說了個明明白白。
其成名作《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稱“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制度”，歌頌絕對平等的共產主義供給制，切中了毛“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心思”。
除了自己寫，張陳二人也炮製重磅文。張春橋與江青、姚文元密謀《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功點燃文革導火索，參與修改的《五一六通知》推開了文革大門。陳伯達則是文革時掌管《紅旗》雜誌、進駐《人民日報》的“輿論總管”，他經手的重磅文遠多於自己的署名文章（3篇）。
這兩位在理論、權謀上較勁的“理論家”，在廬山會議上對憲法要不要給毛加上“天才地”作修飾語而激烈交鋒。陳伯達主張揪斗持否定意見的張春橋，卻被毛棄之如履，成了“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參透了毛的張春橋得以倖免，直至被定性為“江青反革命集團”退出政治漩渦。
善扣帽子的“金棍子”姚文元
1955年年初，時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的張春橋參加了一場批判文藝理論家胡風的大會。當一位青年拿著成疊發言稿、略微口吃地念出“胡風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來掩蓋和販賣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文藝思想”這樣尖刻、上綱的判詞時，張當時認定此人假以時日，必成打手，遂步步提攜。此青年正是姚文元。
誰曾想，在《解放軍報》、《文匯報》狠批胡風的姚文元，此前因其父姚蓬子和胡風交好，得以熟讀胡風著作，是其崇拜者。中央批胡風，他就反戈一擊。政治嗅覺靈敏、文筆老練、用詞毒辣，外加貴人提攜，姚文元走向中南海的機遇來了。
他從一條新華社短訊中發現毛反擊“右派分子”的訊號，寫成《錄以備考——讀報偶感》一文。被毛點名表揚，文章被《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播發，姚文元名聲大噪。反右時，他的悶棍掃過巴金、丁玲、艾青、王若望、施蟄存、許傑、流沙河等一批作家，甚至還打到了美學大師朱光潛和古代文豪歐陽修，算起來能繞學界、藝術界一圈。
在柯慶施、張春橋的引薦下，姚文元和江青結識，寫成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姚后被推入“中共文革小組”，被江青稱作“無產階級的金棍子”。
“金棍子”得此名，是因為會擬罪名，扣帽子。姚文元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提到，《海瑞罷官》一劇中明朝海瑞所進行的“退田”、“平冤獄”，正是1962年在中共黨內受到指責的所謂“單幹風”、“翻案風”。
這反映了作者是代表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遂下定論：“《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一出，驚起四座，扣帽定性的文革之風愈演愈烈。
此後，姚文元的長文更為氣勢洶洶。《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將兩部針砭時弊的作品批成“和平演變”、“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
《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攻擊原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及其“反革命集團”要在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的導演下，演出裴多菲俱樂部式的反革命政變（裴多菲俱樂部，是1956年匈牙利群眾遊行示威反對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導火索）；
《評陶鑄的兩本書》也堪稱筆伐典例，為陶鑄編造數十個罪名，抽刀見血：“漏網的大右派”、“修正主義者”、“資產階級的忠實代理人”、“混進來的反革命兩面派”，“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毛澤東認為該文“極好”，兩次為該文加批語，並擬定文章的標題。
1975年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將“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視為“造成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產生的條件”，向當年主持整頓的鄧小平進攻。
一年後，“四人幫”成了文革浩劫的眾矢之的，“金棍子”姚文元淪為階下囚。受審時，他還習慣性地在口袋上插上鋼筆，可惜這筆此後已無處再落。
手握深紅筆桿的文史哲專家——王力、關鋒、戚本禹、林傑
說起文革“筆杆子”，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人的大名盡人皆知。王力和關鋒雖然在文革期間的署名寥寥（王力1篇，關鋒2篇），但是參寫的重磅文不少。他們起草的《十六條》成為文革綱領，撰寫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和《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在全國掀起“全面奪權”的浪潮，合著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把劉少奇的著作斥為“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的“封資修大毒草”。
他們不只會起草和筆伐，文史哲功底也屬專家級別。關鋒雖是只念過幾年私塾、畢業於初級師範，但酷愛哲學。他批判哲學家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還被馮肯定，馮稱“所有批判他的文章里，關的文章水平最高”。
王力此前從事外交工作，遊歷多國，曾在《紅旗》雜誌以“於兆力”為筆名撰寫反帝、反封建的國際評論，此後他和其他筆桿洋洋洒洒二十萬字，寫成“九評蘇共”的鴻篇巨製，成為文革語體先聲。若未有文革，中國還能多此二位哲學大師、文學巨匠。
借古喻今則是戚本禹的拿手好戲。他1963年的成名作《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信手拈來名句詩詞，氣勢恢宏，又不失雋永：“‘士眾滅兮，名已聵’，在軍隊潰散，身陷困境的時候，他們的風雲壯志消失了，於是喪師辱志便接踵而來。”和現在亂用成語、不知所云的“正能量寫手”相比，高下立判。
文革山雨欲來時，他接著《評〈海瑞罷官〉》寫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批歷史學家翦伯贊是“以‘超階級’、‘純客觀’的態度去研究歷史，具有強烈的資產階級階級性的客觀主義理論”，並首提“文革”綱領性口號“造反有理”。
他最為著稱的，還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此文首次以“權威”的姿態在中央報刊上批判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戚本禹由此化身“戚大帥”，橫掃朱德、彭真、鄧小平、陶鑄、賀龍、陸定一等黨內高層。
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后擔任《紅旗》雜誌副總編的林傑，也是刀筆。他在文革期間有9篇署名文章，以古文功底見長。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里，他寫下了結尾詩句“千鈞霹靂開新宇，萬里東風掃殘雲”，曾被一度誤認成毛澤東詩詞。
批前《人民日報》社長鄧拓時，他引經據典，把鄧被免職后的詩“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后爭先。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解讀成鄧污衊黨沒有分清他的“功”、“過”、是反黨的“傲骨”，就是等待時機，企圖東山再起。
善於觀察官場的他，一語道破了從整風運動貫穿至文革的政治權術：“一、政治無誠實可言；二、要結成死黨；三、要引導對方犯錯誤。”
縱使才華橫溢、深諳政術，這四支刀筆還是身不由己。原本在武漢“七二零”事件中成為英雄的王力，和關鋒、戚本禹及林傑因社論《無產階級必須掌握槍杆子》跌落低谷。
社論曆數軍中走資派，讚頌林彪，將“揪軍內一小撮”推向高潮。當時在上海的毛批示“還我長城”，社論是“大毒草”。江青、陳伯達急忙脫身，王力和關鋒變成了“小爬蟲”，戚本禹和林傑也遭關押。
刀筆被時勢所造，也因時勢所誤。藉由他們的筆，一個國家在“左”的思潮中浸淫、斷裂，又出新的御用文人，影響了不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