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的悲劇

作者：智效民

前幾年，網上評出“美國頂級名校知名華人”，饒毓泰、曾子墨、張朝陽、李政道、錢學森、宋慶齡等人並列其中。與其他人相比，饒毓泰的知名度有點低，因此想介紹一下。

饒毓泰字樹人，1891年生於江西臨川。他早年在上海求學時，與胡適是中國公學的同學。因胡適兼任英語教師，他成了胡的學生。因此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論學問，我那時怎配教英文？但……我教的兩班後來居然出了幾個有名的人物：饒毓泰（樹人）、楊銓（杏佛）、嚴庄（敬齋），都做過我的英文學生。”

辛亥革命後，饒毓泰赴美國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22年回國後，他擔任南開大學教授，並創辦南開大學物理系；1933年又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他的學生吳大猷說：我國物理學研究的開始，不過是1931年前後的事。那時的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競在量子力學研究上頗有成就，但他後來卻投身於飛機製造業。1933年饒毓泰接任後，不僅聚集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學者，還邀請國際著名科學家前來訪問。這種少長咸集，群賢畢至的局面，使當時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躍（《吳大猷文錄》50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抗戰期間，清華、北大、南開共同組成西南聯大，物理系陣容非常強大。其中不僅有清華的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霍秉權，北大的饒毓泰、朱物華、吳大猷、鄭華熾、馬仕駿，南開的張文裕以及許貞陽等人，還培養出楊振寧、黃昆、李政道、胡甯、林家翹、張守廉、黃授書、李蔭遠等一批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回憶說：“遇見這樣的‘群英會’，是使教師最快樂的事”（同上，56頁）。

抗戰勝利後，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饒毓泰認為這是開闢“吾國教育……新紀元”的大事，也是“延攬人才”、“復興北大”的好機會。為此，他把錢學森寫的《工程科學系之目的及組織大綱（草案）》寄給胡適，並提出“可否由北大聘錢學森先生為工學院長”的建議（《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2卷518頁）。但是不知什麼原因，錢學森沒有及時回國服務。

1948年年底，胡適乘飛機離開北平時，饒毓泰本來也在國民政府搶救學者的名單中，但他卻留了下來。1949年以後，他繼續擔任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兼理學院院長和物理系主任。1952年年初“三反運動”開始後，饒毓泰最得意的一個學生在大會上指責他所謂“趕上世界學術水準”，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饒不能接受，著名學者、北大副校長湯用彤又批評他思想有問題。不久，饒毓泰在家中暈倒，隨後又精神失常。當竺可楨看望他時，只見他“眼睛直視無睹，不能認人，但云‘為什麼緣故’。”（《竺可楨全集》第12卷573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962年，中央研究院在台灣舉行院士會議，院長鬍適在歡迎新院士的酒會上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驗證‘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3898頁，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遺憾的是，話音剛落不久，胡適因心臟病突發而倒地身亡。

也許胡適並不知道，自從“三反運動”以後，饒毓泰就“靠邊站”了。文革開始後，他又倍受凌辱，於1968年上吊自殺。中國物理學奠基人的最後20年，居然會是這樣！

據說，當年國民政府計劃搶救的學者共60人，但實際上除了胡適、梅貽琦、毛子水等人外，大多數人沒有從命。有人做過統計，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人留了下來，中國科學社27位理事除一人去了海外，全部留在大陸。

為什麼在最關鍵的歷史時刻，大多數學者都選擇留下呢？這恐怕與他們心地善良、思想單純有關。當時馮友蘭就對他的弟弟馮景蘭說：“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學的，那就更沒有問題了。”他還說：“作為一個學者，對於自己所鍾愛的學術事業，不能輕易放棄；對於政治，應當保持一定的距離；自己希望國家強盛，但對於哪一個黨派掌權，則不想干預，也無力干預，誰能夠把中國治理好，自己就擁護誰。”（《馮友蘭傳》204-205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這顯然是當時大多數學者真實而幼稚的心態。

後來，有人在美國國務院的外交檔案中發現，胡適飛到南京後，曾老淚縱橫地對司徒雷登說：抗戰勝利後，他只知道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學術，放鬆了思想戰場上的努力。正因為如此，胡適在1949年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作序，揭露了極權政治的本質；1950年又寫下《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國》，探討了“中國崩潰”的教訓。

看來，個人與社會、學術與政治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否則就會釀成不可挽回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