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廬山上發生的彭德懷事件對接班人問題具有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加深了毛澤東對於黨內出現“赫魯曉夫”的憂慮;林彪也從中認清了毛澤東晚年的致命弱點，向著第一接班人的位置發起衝刺;為劉少奇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廬山會議上對毛澤東的公開批評，可以講係共產黨執政10年來黨內會議上從未有過的。圖為1959年，毛澤東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遊覽廬山
一、彭德懷事件加深了毛澤東對於黨內出現“赫魯曉夫”的憂慮
1956年蘇共廿大批判斯大林，毛澤東曾表示過，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係指揭開了教條主義的蓋子;“懼”，除擔心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出現思想混亂外，也包含擔心身後有人否定自己。所以，胡喬木在一次講話中講過：“廿大批判了斯大林，這對毛主席的刺激係非常深的。”[1](P147)
對於蘇共廿大批評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最初係支持的。在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於1956年4月5日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下簡稱《一論》)中指出：“個人崇拜係過去人類長時期歷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蘇聯共產黨廿次代表大會展開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正係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掃清思想障礙物的一個偉大的勇敢的鬥爭”。[2](P41)在中共八大上，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代表中央再次鄭重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但此後毛澤東對於反對個人崇拜的睇法發生了變化。
變化的起因緣自反冒進事件。1955年下半年，毛澤東設想要加快經濟建設的速度，1956年周恩來、陳雲等人卻搞了針對他的反冒進，這讓毛澤東十分不滿。但當時他的意見不佔多數，他不得不作了妥協。反冒進事件使毛澤東深深感到他的意見、主張在黨內不能得到順利貫徹，存在很大的阻力。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轉而認為，只有強化個人崇拜，才能遏制黨內外的大批反對派，防止國內出現“赫魯曉夫”。最明顯的標誌係1956年12月29日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下簡稱《再論》)一文不再提反對個人崇拜。1957年3月1日，負責起草《再論》的康生在介紹《再論》時講：《再論》和《一論》基本相同，但有一點不同，《一論》中有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再論》中就不再提這個問題了。[3](P402)可以講，從1956年底開始，毛澤東就不再主張籠統地反個人崇拜了。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進一步明確提出：“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係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咩不崇拜呢?……另一種係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係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係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4](P793)毛澤東講這番話的真實意圖係要鼓勵對他本人的崇拜。因為毛澤東認為，真理在他手裡，為咩不崇拜呢?所以，當會議上有的中央委員公開提出“對主席就係要迷信”、“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5]時，毛澤東係欣然領受的，兩個月後，這位中央委員還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講話中還講：黨內有啲人屈服於蘇共廿大的壓力，要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又講：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係為了想別人崇拜自己。[3](P214)這些話，明顯係針對彭德懷等人的。因為正係彭德懷等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蘇共廿大後，彭德懷在中南海西樓開會時曾經幾次提議唔好唱《東方紅》，不贊成喊“毛主席萬歲”。
1958年，毛澤東不僅嚴厲批評了對他不搞個人崇拜，反而針對他搞“反冒進”的周恩來、陳雲等人，迫使其作出檢討，並且在許多會議上一再談到要準備黨的分裂問題。
1958年5月17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的最後一個問題係“準備最後災難”。所謂最後災難，其一係世界大戰，其二係黨搞得不好，要分裂。他講：不能講不會分裂，蘇聯還唔係分裂了嗎?在5月20日的會上，他又講：新的分裂係可能的，只要有黨，就可能分裂，一百年後還會有。我們係樂觀主義者，不怕分裂，分裂係自然現象。5月23日，他又重複講：有分裂的可能，這係階級鬥爭的正常現象。預料到了，就唔好緊。
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他講：黨有兩種可能性，一係鞏固，一係分裂。部分的分裂係經常的，舊年以來，全國有一半的省分(份)在領導集團內部發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係準備分裂。沒有準備，就要分裂。有準備，就可以避免分裂。
12月23日，他在接見參加全軍政工會議的各軍區負責同志談話時講：壞事無非係打世界大戰，扔原子彈，再有就係共產黨分裂，分成兩個中央，三個中央，有的省委分成兩個係可能的。[3](P212)
毛澤東一再講黨內可能會分裂。他主要係在懷疑邊個呢?在當時，他沒有明言。第二年，在廬山會議上，他在批判彭德懷時講出了答案：“舊年八大二次黨代會講過，準備對付分裂，係有所指的，就係指你。”[6](P197)可見，毛澤東對於彭德懷反個人崇拜的舉動係早有戒心的。
1959年的彭德懷事件，對於毛澤東係一個深深的刺激。毛澤東一直擔心有人會在他去世後否定他，沒有想到這樣的事情等不到他去世就已經發生了。彭德懷除了給毛澤東的意見書之外，他在小組會上的啲發言也係很有刺激性的。他曾直言不諱地講：“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係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7]“‘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係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係這一切弊病的根源。”[8]張聞天也在發言中講：“主席常講，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係對的。但係，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係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唔好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係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6](P128)這等於係批評毛澤東壓制民主，使黨內同志不敢講嘢。此外，張聞天還講：“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係的講話，我認為係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6](P128-129)，弦外之音，也係對毛澤東言行不一的批評。這樣公開批評毛澤東，可以講係共產黨執政10年來黨內會議上從未有過的。
更加刺痛毛澤東的係廬山會議上批“彭、黃、張、周”時揭發和交待出的私下發表的種種言論。呢度試舉幾例：
張聞天交代：彭德懷談到中央常委會上只有毛主席一個人講得多，別人很少講話，他一個人講了算。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對反冒進的同志，係否一定要採取那麼個鬥爭方法，係否只注意了個人威信，而有注意集體威信。還講過要注意斯大林後期的危險，以及毛澤東讀中國的舊書很多，熟悉舊社會對付人那套辦法，很厲害。[6](P280-281)
黃克誠交代：(1)主席在上海會議講話後，彭德懷給他講過：“主席要挂帥，難道過去唔係他挂帥嗎?”(2)彭德懷給他談過“集體領導問題”。(3)彭德懷過去曾給他談過：“主席講要下毛毛雨，但給送去文件又不看。”(4)彭德懷同他講過：“舊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5)彭德懷給他講過，“各省都給主席蓋房子”。[6](P281)
黃克誠交代：彭德懷“對各地修房子不滿;反對唱《東方紅》歌;對喊毛主席萬歲不滿;調文工團，他罵蕭華和羅瑞卿同志，講係‘選妃子’，實際係罵毛澤東同志。”[6](P322)
彭德懷交代：張聞天在廬山三次到我樓上來，他講過毛澤東同志厲害，講過係斯大林的晚年，講過獨裁。[6](P285)
周小舟在交代中承認自己曾經講過現在係斯大林晚年，並解釋這個話的意思係指毛澤東同志多疑，獨斷專行，自我批評不夠。廬山會議從反“左”到反右係一百八十度大轉彎。[6](P282)周小舟還交待，7月23日晚上，他講過：主席對彭這樣的態度，到底係怎麼回事?這中間有咩原因?係咪毛澤東主席一時的憤慨?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見係咪一致的?係常委決定的，還係主席一人決定的?係否會造成黨的分裂，影響毛澤東同志的威信?[6](P283)
周小舟在交代中還提到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準備在離開中南海的時候向毛澤東提三條意見。[6](P332)(這三條意見係：一係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係唔好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係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6](P34-35))
不難想像，毛澤東聽到這些議論會係咩樣的一種心情。8月11日，羅瑞卿在批判會上講：毛澤東同志講過：“蘇聯鞭死屍(指斯大林問題)，我們呢度鬧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屍。”[6](P282)
8月1日，毛澤東在一個關於研究人民公社問題的批語中憤而提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係反對的，或者係懷疑的……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9](P391)不久，毛澤東又指示吳冷西、陳伯達、胡喬木等編一本關於人民公社的書，告訴他們：“我準備寫一篇萬言長序，痛駁全世界的反對派。”[9](P463)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們”的痛恨之情溢於言表。
8月15日，毛澤東在一份題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材料上，寫了長達800字的批語，其憤怒之情一覽無餘：“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嗰啲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係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係‘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係‘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係‘錯誤一定要堅持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係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嘢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係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傢夥，你們哪裡肯聽我的嗰啲昏話呢?”[9](P447))
如果講在彭德懷事件之前他還只係懷疑黨內有出“赫魯曉夫”的可能，那麼在這之後，毛澤東已經越來越把黨內出“赫魯曉夫”看作一種現實的危險。從此以後，對於任何懷疑他本人和他所首創的“三面紅旗”、對於工作中的失誤提出批評的傾向，毛澤東都極為敏感。而他最擔心的當然係他的接班人會成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清除中國的“赫魯曉夫”成為毛澤東日夜思慮的中心問題。
最善於揣摩毛澤東心態的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懷時就公開宣稱：“中國只有毛主席係大英雄，邊個也唔好想當英雄”[6](P189);“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唔好打這個主意”[6](P207)。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又信誓旦旦地講：“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要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係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係我們行動的準則。邊個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邊個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係野心家，一定係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3](P410–411)這些話可以講係講到毛澤東心坎里去了。林彪能在三個月後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他的這番表白應當講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彭德懷事件突出了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
毛澤東在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始終考慮的係多幾道“防風林”比較好。所以，他沒有把接班人選局限於劉少奇一個人身上，而係設計了一個接班人序列。這個序列中就包括他在戰爭年代的愛將林彪。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林彪和鄧小平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係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在1945年到1956年的11年間唯一一次增補政治局委員。這次人事變動與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考慮係密切相關的。林彪的這次升遷，意味着他與鄧小平一道，進入了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視野。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設立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毛澤東把他作為接班人之一來培養和考察的意圖已清晰可見。林彪雖然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政治局委員中的排名，僅在六位常委之後，這顯示出了他的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着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只係遲早的事了。更重要的係，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中央主席時，毛澤東未得全票，少了一票。這一票就係毛澤東自己的一票。毛澤東這一票投給邊個了呢?他沒有投給自己，但也沒有投給黨內第二號人物劉少奇，而係投給了林彪。[10](P40)毛澤東的這一票實際上意味着，在接班人的人選上，如果撇開其他因素不論，僅就私人感情而言，毛澤東更傾向於選擇林彪。
1957年夏，毛澤東在上海，聽講林彪也在上海療養，親自登門看望，發現林彪紅光滿面，了無病態，認為林彪可用。[11](P676)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名，林彪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黨的領導人中名列第六，排在鄧小平和彭德懷的前面。從此，林彪也就成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重要成員。
1959年的彭德懷事件，對於林彪來講係一個重要的考驗。彭德懷的信7月14日下午交給毛澤東，7月17日林彪即被召上廬山。他顯然係毛澤東緊急調來的“援兵”(林彪自己在廬山會議上也講：“我係先到的援兵”。[6](P214))。林彪深知他這次的“表現”至關重要。如果自己的“表現”被毛澤東打了“合格”乃至“優秀”，自己便會朝着通向第一接班人的道路大大邁進。
因此，在8月1日政治局常委會上林彪發言批彭，一開始便直擊“要害”，為整個即將召開的全會和斗彭綱領定了調子。林彪講，彭德懷係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中國只有毛主席係大英雄，邊個也唔好想當英雄。他講這幾句話時係聲色俱厲的。[6](P189)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批彭，雖然講話次數不多，但出語驚人，上綱上線，必欲置彭死地而後快。他講彭德懷“長征時講過，入黨前，救中國捨我其誰”;“在黨內也有藐視一切的思想，好犯上”;“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寫信的目的係“發表以爭取群眾”，“動機係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6](P204–206)“他係打着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的旗幟，來向党進攻，向毛主席進攻。”[6](P215)“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6](P217)
彭德懷事件中林彪的“出色表現”，為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增添了一個重要的砝碼。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與劉少奇和鄧小平相比，林彪真正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對要小啲。可以這樣講，在毛澤東的接班人序列上，劉少奇排第一，鄧小平排第二，林彪排第三。但在彭德懷事件以後，林彪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林彪的地位開始步步上升，構成了對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強大挑戰。
林彪也從彭德懷事件中認清了毛澤東晚年的致命弱點，意識到搞個人崇拜係“得一人者得天下”、謀取個人權位的捷徑。“大躍進”受挫後，黨內一線領導人都在致力於糾正工作中的失誤，林彪卻獨樹一幟，在軍隊內部首先不遺餘力地搞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竭力塑造自己毛澤東思想捍衛者的形象。
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大講頂峰論。他講：“毛澤東同志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現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係咩?就係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係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思想的頂峰。”他還提出：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主要係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係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係一本萬利的事情”。[3](P408)
在1960年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宣稱毛澤東係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係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號召全軍指戰員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林彪主持搞的《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提出了一個響亮口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句口號後來在“文革”中大行其道。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後來影響巨大、流傳甚廣的學毛著“21字方針”：“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
“背警句”也係林彪在此時的發明創造。他要《解放軍報》在報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語錄。他提出，對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覆學，反覆用，對於其中的許多警句，要熟讀、熟記，能夠背誦出來。
林彪係個工於心計的人，他很善於琢磨毛澤東的心思，投毛澤東之所好。他搞個人崇拜搞得也很高明。他知道毛澤東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政治挂帥，於是就迎合毛澤東，在軍隊大搞“突出政治”，把軍營變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1960年1月，林彪把毛澤東在延安為抗大題詞中的三句話、八個字，總結成所謂“三八作風”，作為軍隊革命化的標準。1960年9月12日，林彪又提出了“四個第一”(人和武器相比較，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種工作相比較，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務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相比較，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相比較，活的思想第一)。在林彪的主持下，軍委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在這個決議里從內容到表達方式盡量模仿毛澤東在紅軍創建時期為紅四軍黨代會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林彪稱自己這係在“復古”。毛澤東看到這個文件頗為心領。羅瑞卿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講：“我把文件呈送主席，並把此點(指林彪‘復古’的提法)報告了主席，主席表示了極大的喜悅。”[12]
1963年，工業部門的同志主動提出學習解放軍，從上到下設政治機關，加強工業部門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澤東對此建議十分贊成，11月16日，他在致林彪等人的信中講：“看來不這樣做係不行的，係不能夠振起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還有農業部門)成百萬成千萬的幹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又講：“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因而更便於工業部門採用和學習了。”[13](P454–455)1965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接見海軍幹部工作會議人員、《解放軍報》編輯記者、戰士演出隊時又讚揚林彪講：“四個第一好，這係個創造。”[10](P40)
由此可見，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係深得毛心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會講出這樣的話：希望林彪多活20年，因為林有馬列主義。[14](P541)唔好小看這個評語。毛澤東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五項條件第一項就係要搞馬列主義，唔好搞修正主義。在毛澤東心目中，這係方向問題，係接班人的首要條件。然而，在毛澤東看來，黨內真正懂馬列主義的領導人實在係少而又少。有兩位學者指出：“頗堪玩味的係，毛澤東幾乎從未認為有邊個符合他心目中‘馬克思主義’的標準，他幾乎從未講過哪個人係‘馬克思主義者’，他甚至連‘懂馬克思主義’這個平常的肯定之辭都很少使用。”[15]因此他總係勸黨內的同志們認真讀馬列的書，要懂得啲馬列主義。明乎此，便可知曉，從毛澤東口中講出“林有馬列主義”，其意義係非同尋常的。這恐怕也就係林彪才能夠享受的殊榮。
1966年，林彪發表了著名的“5·18”講話，極力頌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大講天才。他講：毛主席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係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恩格斯承認有天才，列寧也承認有天才。毛主席係天才。毛澤東廣泛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19世紀的天才係馬克思、恩格斯，20世紀的天才係列寧和毛澤東同志。唔好不服氣，不服氣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他又講：“毛主席思想係人類的燈塔，係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澤東思想能夠改變人的思想面貌，能夠改變祖國的面貌，能夠使中國人民在世界面前站起來，永遠站起來。能夠使全世界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站起來，永遠站起來”。“毛主席的話，句句係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3](P410)
同年9月18日，他又講：“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係世界最大的天才。”他提出，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我們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毛主席著作。[3](P411)
在林彪的帶動下，整個中國的廣播、報刊也都吹起來。毛澤東的話，句句係真理，成了最高指示，衡量人們言論、行動的唯一準則，任何與毛澤東言論相左的思想、言論都被視為謬論、修正主義，甚至講成係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林彪則以“紅旗舉得最高”，“思想學得最好”而青雲直上。
在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代替了劉少奇，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毛澤東的“最親密的戰友”、“最可靠的接班人”、“副主席”、“副統帥”。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寫入黨章，開創了國際共運史上的先例。
三、彭德懷事件為劉少奇的悲劇埋下伏筆
彭德懷事件係中國共產黨政治生態的重要轉折點。麥克法誇爾曾經指出：“廬山會議使延安的‘圓桌’出現了裂縫，而文化大革命徹底打碎了它。”[16](P317)自延安整風以來，中共高層基本係團結的，儘管1949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傾向有所滋長，尤其係19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進使得黨內政治生活出現嚴重不正常，但像彭德懷事件這樣殘酷的黨內鬥爭卻係第一次發生。以彭德懷事件為標誌，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傾向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黨內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所謂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係集中，集中於一個人的意志。廬山會議的形勢，講到底，就係對毛澤東批評不得，尤其係有過‘舊怨’的人批評不得。那時就已經感到‘全黨共誅之’的氣勢了。”[6](P369)從此黨內形成一種不正常的“讓步”習慣：毛澤東總係對的，即使在批評工作中失誤的時候，也要首先肯定毛澤東“革命路線”的正確性，寧可讓黨、讓中央集體來承擔責任，也不敢講他負主要領導責任。
與此相適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進一步得到強化。在毛澤東於1958年3月公開提出“有兩種個人崇拜”，為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大開綠燈之後，彭德懷的意見書可以看作係對黨內開始盛行的個人崇拜之風的一種抑制，結果被毛澤東視為“挑戰書”。毛澤東對彭德懷的出人意料的發難其實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彭德懷等人成為“個人崇拜”陰影下“有理不敢講”的第一個犧牲品。彭德懷事件表明，毛澤東與他的同事們在權威上的距離有天壤之別。毛澤東就係毛澤東，其他人功勞再大，地位再高，也和一般平民百姓一樣，係毛澤東又敬又怕的崇拜者。
彭德懷事件後，反對個人崇拜成為政治禁區，提倡個人崇拜被視為政治忠誠的標誌。作為毛澤東的第一接班人，劉少奇更要表現出堅定擁護個人崇拜的姿態。1959年8月17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突出講到個人崇拜的問題。他講：在蘇共廿大以後，在我們黨裏面，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有這個意見。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唔好唱《東方紅》，或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咩“斯大林後期”，咩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這些問題實際上從(蘇共)廿次大會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運動。我諗我係積極搞個人崇拜的。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那麼妥當，我諗我係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還在七大以前，在起草中國共產黨七大黨章的時候，我們的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6](P352)
劉少奇還講：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廿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諗係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係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6](P353)
然而，個人崇拜政治生態的不斷強化，對於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糾正毛澤東的“左”傾錯誤越來越構成巨大的制約因素。在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中，雖然從地位上講，僅係黨的主席與副主席之差，但這種差距係巨大的：劉少奇不僅係共和國主席、黨的副主席，還係一個普通人。而毛澤東除了他的地位外，更重要的，還在於他的個人魅力。可以講，毛澤東完全係因為具有“大救星”、“紅太陽”、“締造者”的品格，才理所當然地居於黨與國家的最高地位的。因此，毛澤東地位(職務)上的權威只係他個人權威的延伸而已。劉少奇的權威則主要係他的地位賦予的，他的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毛澤東的授權。“因此，在毛澤東的“個人魅力”的強光照射下，不可能有一種據理力爭的黨內批評氣氛。”[17](P395–396)劉少奇等人批評“大躍進”時，始終只能以批評“我們”的形式出現，而且即使如此，也顯得心有餘悸。雖然實踐已經證明“大躍進”係錯誤的，調整政策係正確的，但只要毛澤東發難，包括原則性最強的劉少奇在內，黨的高層領導都得立即作出自我批評。“毛澤東係革命的象徵，他們無論如何不能糾正他而至多只能講服他。所以他們只能處於被動、守勢。”[17](P394)
本來，“一線、二線”體制和幕後操縱的潛規則，最難處理的問題係“一線、二線”的關係。咩需要呈報“二線”決斷，咩可由“一線”處理，都係模糊的，根本沒有具體界限，全憑信任。更何況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教義和實際工作的要求嚴重背離，這就使劉少奇處在一個自主空間極為狹小的政治夾縫中。為了使國家擺脫困境，劉少奇必須糾“左”，必須改變毛澤東不切實際的一套做法;為了使調整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劉少奇又必須對毛惟命係從，緊跟毛澤東。鄧力群有一個回憶，真切地反映了劉少奇的處境。鄧力群講：西樓會議開到最後，“少奇同志講：這只是我們呢度的討論，毛主席不在北京，毛主席沒有參加會議，聽日，我、總理、小平，到武漢，把文件帶上送主席審閱，會議情況口頭彙報，主席同意，文件就下發，主席不同意，返嚟再議。……第三天少奇同志從武漢返嚟，給我打電話，講：‘主席都同意啦。’高興得不得了。”[18]隨着調整工作的深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支持就越來越少，劉少奇的處境就越來越艱難。個人崇拜成了時刻戴在劉少奇頭上的緊箍咒。劉少奇作為第一接班人的悲劇命運從這時起可以講就已經註定了。
而在毛澤東眼裡，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也越來越不聽話，陽奉陰違，私下裡另搞一套。他們雖然不敢公開批評他本人，但自己的一套已被他們悄悄地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轉換。毛澤東越來越感到，他被冷落，被架空，他的“思想”正在被束之高閣，“革命”成了博物館的擺設，他本人則變成了“牌坊”。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一線領導的不滿逐漸加深。1964年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公開否定毛澤東所倡導的啲做法(比如“開調查會”)，並且對毛澤東關於社教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的判斷明確提出異議，這就讓毛澤東進一步認定，劉少奇就係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實際上已把矛頭對準劉少奇。《五·一六通知》係劉少奇主持下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然而對於《五·一六通知》中講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劉少奇並沒有理解其真正所指。《通知》通過後的第三天，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北京玉泉山會見一位外國黨領導人時，都認為“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已經挖出來了。[19](P1841)可見，對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劉少奇當時全然沒有覺察。斯諾講，“劉少奇似乎並沒有認真地採取任何有計劃的行動，以應對毛的全面挑戰，或者講，他在8月以前甚至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就係頭號的目標。”[20](P85)“他只能做一件事，就像他過去一直做的那樣，或如毛可能預料的那樣，保護幹部，並因此而落入精心設置的陷阱。”[20](P88)劉少奇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才明確自己就係毛澤東要“炮打”的頭號目標。他作了兩次口頭檢討和一次書面檢討。毛澤東看過書面檢討後講態度認真，檢查很好。1967年3月毛澤東甚至仍表示要選劉少奇作中央委員。隨後劉少奇專案組成立。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宣布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劉少奇受盡折磨，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含冤病逝。
其實，在20世紀60年代那種日益濃烈的個人崇拜氛圍中，毛澤東儼然已成為人民的化身，他的話句句係真理，句句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既然毛澤東已經代表人民宣布劉少奇係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政治生命也就畫上了句號。劉少奇受批判後曾經對夫人王光美講過，“好在歷史係人民寫的”。[21]顯然，劉少奇講的“人民”係不能由毛澤東來代表的。然而，如果不改變個人崇拜的政治生態，又怎能把人民和毛澤東區分開呢?
如果講彭德懷係“個人崇拜”在中共高層領導人中製造的第一個犧牲品的話，劉少奇則係“個人崇拜”在毛澤東接班人中製造的第一個犧牲品。個人崇拜成為毛澤東晚年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毛澤東可以藉助這個法寶打倒開國元勛彭德懷，當然也可以藉助這個法寶打倒接班人劉少奇——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講，“為了打鬼，藉助鍾馗”。“鬼”指的就係劉少奇等人，“鍾馗”係指咩呢?準確地講唔係指毛澤東本人，而係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且事實上唔係林彪藉助個人崇拜打倒劉少奇，而係毛澤東本人藉助林彪搞的個人崇拜打倒劉少奇——這個道理，劉少奇在批判彭德懷反對個人崇拜時也許不明白，但不知臨終前係咪悟到了?
劉少奇在中共高層領導人中曾經係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劉少奇因此被毛澤東欽定為第一接班人選;在彭德懷事件中劉少奇批判彭德懷反對個人崇拜，藉以鞏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1966年他本人卻成為個人崇拜的犧牲品。這真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其實，毛澤東其他的接班人又何嘗唔係如此呢?在領袖個人專斷的條件下，不搞個人崇拜無法成為接班人;但靠鼓吹個人崇拜換來的接班人地位終究係靠不住的，這或許就係歷史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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