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年回家,是中國人的一種集體信仰。只有理解“過年情結”的人,才能真正讀懂中國;沒有經歷過春運的人,不足以言人生。
過年回家,一直是中國人的一種集體信仰。
而那個“家”,必須是自己出生並成長、被稱為“故鄉”或“老家”的地方,別的地方,都只能是“工作的地方”。正像一個段子所說,每到過年將至,各大城市寫字樓里的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等總要懷著既期待又厭倦的複雜心情,開始籌劃回家這件大事。然後,擠上火車、飛機,再換乘大巴、計程車甚至徒步,終於回到家裡,他們的名字也變成了接地氣的翠花、艷麗、二妮兒、大強、小明、狗蛋……
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人們回家的決心,即便是2008年那場突如其來的雪災也不能。因此有人說,只有理解“過年情結”的人,才能真正讀懂中國;沒有經歷過春運的人,不足以言人生。
春運,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遷徙活動
早在1953年2月,在《人民日報》上就出現了“過年客運”的提法。1957年,《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過年期間的交通問題》的社論,認為“要把這麼多的旅客,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運送到他們的家裡去過過年,節後再把他們運回工作崗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這篇社論提出四種減輕運輸壓力的辦法:第一,過年期間能不回家的,最好不回家;第二,各單位把過年期間旅客的啟程日期盡量要錯開;第三,買到車票、船票的,要體諒過年旅客運輸中的困難,忍受旅途中的若干不便;最後,希望各地機關、企業、部隊和學校調出一部分汽車來參加過年旅客運輸。
那個時代的旅客,主要是回家探親的機關幹部、學校師生、企業和建築工地的工人,而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還被束縛在土地上。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政府鼓勵自主就業,對人員流動的限制也開始放寬,人口的大量流動才成為可能。這些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到經濟較發達地區打拚的人,到了過年前後集中回家過年,且人數逐年幾何級增長,使得“春運”成為中國特有的現象。
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報》轉發《人民鐵道》報道:“為了做好過年運輸工作,鐵道部決定全路在春運期間增開臨時長途客車24對。”這是現代意義上的“春運”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此後,“春運”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的高頻詞,也成為需要“全社會支持”的大事。
根據新華社消息,1979年過年期間已有1億人次乘火車出行。1983年起,春運成為“全國性、大交通春運”,鐵路、道路、水路、航空等運輸方式輸送的乘客都計入春運總客流量,因此1984年春運總客流量猛增到6億多人次。第一個過年民工返鄉潮在1987年出現,這一年過年,僅鐵路輸送的旅客數量就達1.298億人次。1988年12月4日,《人民日報》刊發了一條消息,標題為《我國每天有70萬人站著乘火車》,其中提到:“今年從春運到暑期,主要幹線的特、直快旅客列車超員率都在40%以上,個別車次有時竟高達100%以上。”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春運總客流量躍升到“10億+”級別,邁入“20億+”“30億+”的節點,則分別在2005年、2012年。所以外媒把春運稱為“這個星球上最大規模的人類集體遷徙活動”,CNN還納入春運總里程指標來驗證這個觀點:“(2016年)中國春運總里程達到12億公里:約等於地球到太陽距離的8倍,幾乎相當於你飛到土星度了個假。”
然而,面對如此巨大的人流,春運的難題依然是1957年《人民日報》那篇社論提出的“要把這麼多的旅客,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運送到他們的家裡去過過年”,解決思路也仍然是那篇社論提出的老辦法:過年期間能不回家的,最好不回家。
鐵道部門給出的徹底解決春運問題的時間表是:到2020年,春運緊張狀況將不復存在。
家,就是長途奔波的意義所在
關於春運,每個人都有故事和經歷可講:難忘的、奇葩的、悲傷的、快樂的……
一名叫“麥穗”的網友在“螞蜂窩”上分享了一個故事:“我”的春運初體驗,始於六七個月大的時候。那時從蘭州到杭州坐火車需要至少36小時(講故事的人並沒有明說是哪個年代,推測應該是上世紀80年代),火車上實在太擠,“我”機智的父母想了個法子,把“我”放在帆布行李袋裡,就成了一個自製的搖籃。幸運的是,“我”不哭也不鬧,父母就這樣一直提溜著行李袋,把“我”提回了老家。所有人都問:“孩子呢?”因為他們都以為這對年輕的父母把孩子弄丟了。“我”爸一拍腦袋,說“差點忘了”,然後在眾目睽睽下,打開了行李袋……
紀錄片《1350km》則記錄了農民工騎摩托車返鄉的故事。2011年1月24日,離大年三十還有十天,在廣東肇慶打工的汪正年與妻子彭雙芹算了一筆賬之後,決定加入“十萬摩託大軍”:從肇慶到貴州石阡,如果坐火車,夫妻二人來回花費2000多元;如果騎摩托,花費600多元,能省掉1000多元,那當然要省了。
與這對小夫妻同行的,還有三個親戚。五個人,三輛摩托車,就這樣踏上了花費五天四夜、長達1350公里的回家之路。“進(晉)州過去就是井蘋(錦屏),井蘋(錦屏)過去就是天柱,天柱過去就是三會(穗),三會(穗)過去就是鎮遠,鎮遠過去就是我們縣,石阡。”這份汪正年寫在本子上的錯字連篇的線路說明,就是他們的行程表。
沒有GPS,上路全憑路牌和問人,這支小小的摩托車隊,路上狀況百出:汪正年開到80碼,突然一隻黃狗闖入鏡頭(攝像頭就裝在汪的頭盔和摩托車車頭上),咯噔一下,他沒在意,繼續開,過後才想到問妻子,剛才是不是撞死了一條狗?“唉呀,硬是反應不過來。”天氣很冷,下雨時他們披上雨披,在腿上套上塑料套;但路上結冰就沒有辦法了,他們接連滑倒,只好在路邊人家的稻草垛里抽了一些稻草(取的時候還很不好意思),搓成草繩,一圈圈繞在輪胎上,就當防滑鏈了。
就這樣,伴隨著摩托車單調的轟鳴聲和呼呼的風雨聲,觀眾看著他們離家越來越近,心情也漸漸放鬆。就像路上他們遇到的一個農民工說的:“開慢一點,總會到家的。”而家,以及久違的家人,就是這趟千里騎行的意義所在。
速食麵,春運第一神器
而說到春運,有一樣東西不可不提:速食麵。車廂里瀰漫的速食麵味道,是很多人的春運記憶,而盤點歷年春運的經典影像,總少不了速食麵這個元素。比如攝影師王福春1995年拍攝的一張照片,場景是從齊齊哈爾開往北京的卧鋪車廂,一位女乘客吃著碗面,同時吸引了身邊的男人和寵物狗。還有一張2006年攝於北京西客站候車室的照片,豎構圖,一位母親將速食麵咬斷,便於喂孩子;而她的孩子像嗷嗷待哺的小鳥一樣,早就張大了嘴巴等著。
王福春曾是一名鐵路檢車員,1977年開始拍攝火車上的見聞,結果一直拍到今天,拍了40年。他大概是全中國拍過最多火車影像的攝影師,並因此成名。根據他這麼多年拍火車的記憶,他說上世紀80年代火車上就出現速食麵了,只是那個時候吃的人很少,而且是袋裝面,還得自備餐具。
90年代,隨著碗面的誕生,火車上的速食麵也跟著更新換代。那個年代王福春每年要跑幾百次列車,幾乎天天在火車上,每天以速食麵果腹。按每年吃300包計算,整個90年代他至少吃了3000包速食麵。這讓他徹底吃傷了,到了2000年以後,他就幾乎沒碰過速食麵,甚至一聞到味道就難受,因為那是一種與擁擠不堪、氣味渾濁的綠皮火車緊密相連的味道。
“啤酒飲料礦泉水,花生瓜子八寶粥。”伴隨推著小餐車的列車員這句熟悉的吆喝,一定還有一句:“腳收一下!”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味“舌尖上的綠皮火車”:買上五塊錢一碗的速食麵,跑到車廂前求點熱開水把面泡得不脆不軟,配上點鳳爪、花生之類的下酒菜,往面碗里投一個家裡帶出來的茶葉蛋,奢侈點的可以再剝根火腿腸,最後來瓶啤酒和同行的哥們兒碰個杯,爽!
火車提速,綠皮火車也依次變成紅皮車(其實是橙色的)、白皮車,乃至變成高鐵、動車,在密封的車廂里吃速食麵也成為一種不體面的行為。於是有人呼喚國產“火車便當”的出現,畢竟現在高鐵、動車上賣的盒飯實在拿不出手:比如保質期長達半年;比如服務員會把15元、25元的盒飯藏起來,只賣40元的盒飯宰人。為了提升服務水平,2017年,12306終於推出網路訂餐服務,坐動車時可以提前兩小時叫外賣。2018年1月,訂餐服務再次提速:只需提前一小時預訂即可。此外,你還可以預訂地方特產。
未來春運還會存在嗎?
未來人們還會不會過過年?春運這一中國特色事物會不會徹底消失?《解放日報》在2017年1月推出一個特別策劃,特邀五位科幻作家對未來展開想像。
作家張冉設想的場景是:2040年,星際航班送遊子回家。“2040年2月11日,由火星開往地球方向的敬業號空天飛機剛剛到達地球同步軌道,即將在兩個小時後進入大氣層,降落在北京大興第二星際航天樞紐。這是年前的最後一班火星方向空機,也是客流量最大的一班,它運載著500名歸心似箭的地外遊子,能否讓這些乘客安全回家吃上熱騰騰的餃子,過個和諧幸福的好年,這是壓在全體機組人員肩頭沉甸甸的擔子。”也就是說,即便到了2040年,人類已經去了火星定居,還是有著不可抑制的回家的願望?
作家康乃馨則從另一個思路構想:2117年,在虛擬世界裡團圓。“100年後的過年,人們會不會選擇在虛擬中度過?一定會有人建立虛擬的平台,大家都用虛擬現實(VR)設備和攝像頭。而平台中也會提供各種現成的場所,酒店、麻將桌、KTV,等等,大家約上一個虛擬的地點,一起進行各種娛樂活動,而這一切都在自己家的沙發上完成。”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帶著父母去窮游世界了。“上午去夏威夷,下午就到拉斯維加斯。什麼?你想看埃及的金字塔,還想看埃菲爾鐵塔?容易,馬上就到。”“就是不知道火星的虛擬平台做好沒有,做好了咱直接來個宇宙過年吧!連放煙花的錢都省了,整個星空都是你的!”
哪種設想比較靠譜?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也許未來還真的會這樣。過年粉和過年黑的爭論還將持續,而未來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回家——這是無須討論的——而是用什麼樣的方式更快捷、安全地回家。
來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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