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主去世後，保姆趙月蘭成了優優的奶奶趙月蘭並非別無選擇。
雇主夫婦去世後，優優成了保姆趙月蘭的“孫子”。趙月蘭本可以將優優還給他的親屬，法律會強製他們對孩子負責；也可以將孩子送到社會福利機構，醫療和教育條件都不差，不用籌款募捐就可以應對優優所患的幼年特發性關節炎。
但趙月蘭不能。她忘不了雇主生前的囑托，“別送走優優，隻有你對他好”。雇主當年隻相信她，如今她隻相信自己，即使花掉女兒的彩禮去給優優治病，她也堅持把孩子留在身邊。
“但我又不敢收養”，十三年來，趙月蘭與優優都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祖孫關係”。她害怕一旦辦理收養手續，優優就會失去“弱勢群體”所能得到的一切社會保護，包括孤兒生活補貼以及募捐來的善款；她也害怕，一旦與優優確認法律關係，會激化跟親生女兒的矛盾。還不如就像現在這樣，隻當自己在做好人好事。
於是，在這個家庭裏，優優始終是個“寄居的孩子”，沒有人在感情上對他吝嗇，但也沒有人能給他“孤兒”以外的法律身份。
優優舊病複發後，63歲的趙月蘭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做回了“保姆奶奶”“保姆奶奶”
“今天買中藥又花了七百多，吃激素不長個兒嘛，我不想毀了他。”2021年7月中旬見到趙月蘭時，她穿著紅白格的收腰連衣裙，坐在餐桌旁翻看近一個月的轉賬記錄。
餐桌邊放著兩個紙盒，一個裝滿了中醫藥材，一個裝著四五種不同功效的西藥。一筆筆花銷，在她手機上加載出來：“上次買了五包花了三百多，你看，前麵還有一個三百多……”。
有限的收入，讓趙月蘭成為一個精打細算的老人。但她仍會在“緊巴巴”情況下，擠出一點錢去滿足自己的愛美之心。63歲的趙月蘭把頭發染成時髦的紅色，因奉行“不能穿得像老人”，常在網上淘買十幾二十塊的裙子，惹得鄰居都來跟風。但自從今年6月，“孫子”優優的舊病複發，“買買買”的日子就結束了。她又做回了“南昌保姆奶奶”，這是她身上最顯著的標簽。
趙月蘭有過一段幫人帶孩子的保姆經曆，優優是雇主的遺子。2013年至2016年間，雇主夫婦相繼去世，因允諾“有我吃的就不會讓孩子餓著”，她撫養優優至今，從6個月到13歲。
優優患有幼年特發性關節炎，六歲發病後在長春一家診所治愈，直到今年6月6號再次複發。那天，老師突然打電話說優優發燒了，趙月蘭的第一反應就是“發病了”。聽到“複發”的推測，優優臉色變得難看，轉過頭來瞪著趙月蘭，“你怎麽老這麽說”。趙月蘭聽了也不氣，她知道優優對“複發”兩個字敏感，因為吃過太多苦，“第一次發病，大冬天的發燒40多度，身上一件衣服也不能穿，隻能敷冰袋。”
最終，南昌市兒童醫院的大夫印證了她的猜測。醫生建議給優優吃激素，但聽說吃激素會影響身高，她馬上拒絕；醫生又建議打生物製劑，說曾有一個小孩從6歲發病，打到23歲，副作用小，但價格嚇退了趙月蘭，“每半月打一針，一針兩千塊，我打不起”，她說。
實際上，優優並非沒有“親人”。他尚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姑姑和舅舅。至於優優父母與家裏人為何到了“不相往來”的地步，趙月蘭也說不清楚。
優優父母去世前，曾留下了家裏老人的聯係電話。此次優優舊病複發，趙月蘭曾嚐試求助孩子的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雖然13年來幾位老人幾乎沒有主動打來電話關心孩子，但優優畢竟是他們的“血脈”。
“你拿點錢給孩子治病吧”，今年複發之後，趙月蘭撥通了優優奶奶的電話，對方敷衍著說，“好啊我有錢，我有十塊錢。”趙月蘭聽了覺得又好氣又好笑，“這人糊塗，沒法溝通。”
優優外婆的號碼則成了空號，趙月蘭幾經打聽也沒有找到電話。“找到應該也沒用”，趙月蘭回憶，優優第一次發病的時候，外婆有一次路過，順便來看優優，趙月蘭求助說：“我把家底都掏空了，你能拿點嗎？”對方猶豫了一下從包裏掏出兩百，“還不如左鄰右舍幫得多，我賭氣讓她拿走”，趙月蘭沒想到，她真的又把兩百塊裝回包裏。
這些天，優優高燒一直不退，他手腳腫著，腿部關節因為積水疼痛，走路隻能一拐一拐的。趙月蘭本想帶他重回長春診所治療，但由於疫情原因，診所暫時無法接待發熱病人。無奈之下，趙月蘭在本地找了一家中西醫結合醫院，每天熬中藥來穩定優優的病情，中藥從30元一包“升級”為70元一包的，如果還不見效，恐怕要換成160元一包的，“你都想不到我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錢”。
養了優優十三年，趙月蘭不缺榮譽，她缺錢。優優複發一星期後，正趕上一家企業舉辦“南昌好人”頒獎典禮，趙月蘭憑撫養優優十三年的事跡，獲得了“保姆奶奶”的獎杯。在發表獲獎感言的時候，她脫口而出的不是感謝，而是“求求好心人，再救救我小孩吧”。
這時，媒體鏡頭紛紛對準她，優優病情的複發，讓“保姆奶奶”的故事再次回到人們的視線當中。
優優的中藥，從最初30元一包“升級”到70元一包“寄居”
時間倒回2013年7月的一天。
“咚咚咚……”，趙月蘭的家門被敲響。門外，是一對提著包裹的夫妻，“我們生病了，被房東趕出來了，能在你這住兩天嗎？”
他們正是優優的父母。趙月蘭是個單親媽媽，為了養活正在上小學的女兒，她退休後一邊領著糧食加工場700元的工資，一邊當保姆照顧鄰居家孩子。孩子們在她家吃住，除奶粉外，穿衣、吃飯、睡覺一概由趙月蘭負責，每個孩子每月收費1000元。
優優是趙月蘭接手的第二個孩子，家住隔壁小區，2008年來的時候才六個月。最初，趙月蘭對這家人的印象不錯，尤其是優優，頭發自來卷，眼睛大大的，笑起來像膨脹的月牙，“他們一家人穿得都很幹淨很洋氣”。據她了解，優優媽媽是超市售貨員，每月工資一千出頭，爸爸是貨車司機，工資兩千出頭，兩個人不光要應付日常開銷，還要支付每月1000元的房租。
很快，夫妻倆就付不起保姆費了。趙月蘭接手優優後，隻在第一個月順利地拿到了1000元工資，之後就是今天給三百，明天給兩百，勉強能在一個月之內湊齊。四五個月後，夫妻倆再也拿不出錢，“優優好小的時候他們就欠了我兩萬多，這孩子完全是我養大的。”
趙月蘭印象裏，優優父母還經常“蹭飯”，他們總在上午十點左右來看孩子，到午飯時間也不離開，趙月蘭隻得留兩人吃飯，“隔三差五就來，一個月要在這吃上20天。”
直到2013年7月兩人叩響趙月蘭的家門，他們嘴上說著“住兩天就走”，卻徹底搬了進來，並長期蜷縮在臥室L型的沙發兩端。
有一天，趙月蘭實在忍不住問他們：“不是住兩三天就走嗎？”夫妻倆這才承認，因為生病，他們已經丟掉工作很久，沒錢。
趙月蘭並不了解兩人的具體病情，隻是看著他們逐漸虛弱下來，女人長期躺著，臉色發白，男人則總是覺得冷，用毛巾把頭全部圍起。夫妻倆住進來之後，拋開吃住不談，連電話費也要趙月蘭支付。優優爸爸犯煙癮了，趙月蘭不得不幾塊幾塊地“資助”他去買煙。
其實，趙月蘭對他們的包容並非毫無緣故，這對夫妻曾有恩於她。
2010年，趙月蘭突犯心髒病，彼時，丈夫去世，女兒又在外地讀書，是優優的母親一天三頓地給她往醫院送飯。醫生說她需要做心髒搭橋手術，費用兩萬五，她拿不定主意給優優爸爸打去電話，優優爸爸篤定地說：“得搭橋，你要是沒錢我去想辦法，借錢也得搭。”這讓趙月蘭大為感動，“我明知道他借不到，但他這句話讓我心裏蠻舒服。”
正因如此，在拿不到保姆費的時候、不得不“收留”一家三口的時候，趙月蘭總習慣性地將那份感動一再放大。
當然，她也發過脾氣。
趙月蘭有一個金色的小豬存錢罐，平時她會把零錢全放在裏麵，存滿後就拿到商店或者銀行換整錢。有一次鄰居喊她去換錢，她拿起罐子的時候發現，“小豬”出奇地輕，她搖了幾下，一個鋼鏰兒的動靜都沒有。
趙月蘭急得去找優優爸爸對質，“女兒從沒偷拿過錢，能是誰拿的？”。優優爸爸覺得瞞不過，最終承認是他花的。那一刻，養活他們一家三口的委屈一股腦兒湧上趙月蘭心頭，“你們吃我的，住我的，一分錢都沒給過我，還拿我的錢，把我當傻子嗎？”趙月蘭曾多次告訴他們，家裏每個月隻有700塊的生活費，“就這還要偷拿。”
其實，親戚朋友一直都勸趙月蘭“別管閑事”，但趙月蘭總覺得，兩個人年紀輕輕的，總有一天會找到工作把錢還上，回想起來，趙月蘭隻覺得自己“太傻了”。
優優從六個月起就寄居在趙月蘭家，今年他小學畢業了，他想快點長大報答奶奶“托孤”
在這對夫妻寄居四個半月後，優優母親的病情突然惡化。
2013年12月11號，優優媽媽一大早就說胸口好悶，趙月蘭把窗戶和房間門都打開也不管用。優優媽媽說想吃豬肝，趙月蘭馬上出去買，等把豬肝煮好端給她，她又不想吃了，隻是躺在沙發上一動不動。
大概下午六點，趙月蘭發現優優媽媽的眼周和嘴巴都是黑色的，想送她去醫院。優優媽媽卻說：“別，我們吃你的住你的，你哪還有錢給我看病”，趙月蘭忙說：“還有三百塊，救人要緊。”於是讓優優爸爸扶著她去了醫院。
大約八小時後，優優爸爸滿臉疲態地回了家，整個人癱靠在門框上說：“人走了。”趙月蘭點點頭，她早就猜到了，從那天客廳掛表突然停了的時候她就預感“情況不好”。優優媽媽去世一年後，優優和爸爸接連確診了幼年特發性關節炎和淋巴癌，他們的生活籠罩在更大的陰影之下。
趙月蘭住的房子是母親的，母親去世後，兄弟姐妹考慮到她經濟困難就都沒爭沒搶，把房子讓給了她。優優媽媽在這裏去世後，兄弟姐妹都抱怨她“把房子搞得烏煙瘴氣。”趙月蘭心裏也覺得晦氣。
2016年底，優優爸爸病情惡化，“要是再在我家出點什麽事我就嚇死了”。無奈之下，趙月蘭擠出兩千塊錢讓他另尋住處，獨把優優留下。但趙月蘭依舊允許他每天來家裏吃飯，據她所知，優優爸爸每晚都在網吧過夜，到飯點兒就拄著拐棍來吃飯。
“直到現在我都很遺憾，沒讓優優爸吃上最後一頓。”趙月蘭回憶，2016年大年三十下午，優優爸爸來敲門的時候她正在洗澡，“我以為他不會走的，誰想到去開門時人就不見了。”那天以後，優優爸爸蹤影全無。
直到正月十二，趙月蘭才聽說，孩子的父親死在了優優的姑姑家，被發現時遺體已經腐壞，從此優優成了孤兒。
但趙月蘭並不打算讓優優去與“孤兒”有關的任何機構，因為從小帶大的不舍，更因為他父母臨終前的囑托。
優優媽媽去世前兩天，夫妻倆突然變得很親密，一整天都在沙發上依偎著，她路過時偶然聽到兩人聊天，優優媽媽說：“千萬不要救我，救了以後坑得也是趙月蘭，我們的小孩還要她養。”
兩人剛搬進來時，優優媽媽就曾囑咐趙月蘭，“假如我們倆有事，這個小孩你一定要帶著”，趙月蘭不解，兩個年紀輕輕的能有什麽事，“我以為是開玩笑，想也沒想就答應了。”優優爸爸病重之後，趙月蘭曾想拿積蓄送他去醫院，但被拒絕了，“放棄我吧，小孩的病還需要治，我要是死了，千萬不要把優優送走，隻有你對他好。”
優優的病複發後，趙月蘭的同學聞訊到家裏捐款“我本以為自己有能力養活他”
“你放心，有我吃的就不會讓優優餓著”，被“托孤”時，趙月蘭如是說。
她以為養孩子不過是吃飯、睡覺、上學，“但沒想到會是這樣”。優優的病不斷挫傷著趙月蘭的信心，再加上由此引發的家庭矛盾，她無法再像從前一樣篤定。
優優第一次確診幼年特發性關節炎是在2014年。趙月蘭記得，在醫院做完檢查後，她聽到的第一個判斷是“沒法根治”。醫生建議吃激素進行保守治療，但可能導致發胖或者身體變形，趙月蘭覺得“那跟毀了孩子沒什麽兩樣”，於是帶優優去上海就醫。“沒想到還是一樣的，隻能吃激素。”
治療期間，優優每個月去一次上海，每次停留半月左右，最高一次花了6萬多，最少也得7000多，“一年零七個月治下來，怎麽也有幾十萬”。趙月蘭也捋不清這幾十萬是怎麽湊齊的，除了社區組織的捐款以及好心人主動送來的錢，歸屬最明確的一筆應該就是女兒的彩禮錢了。
2015年，女兒結婚的當口，正好趕上優優要去上海看病。趙月蘭的退休工資和保姆時期的積蓄已經用光，隻能動了彩禮錢，除去給女兒買項鏈和戒指花的4000塊，其餘六萬四都成了醫藥費。外孫辦滿月酒的時候，女兒特意囑咐趙月蘭：“彩禮錢你留著用吧，不用給我了。”趙月蘭實在心虛，這才坦白。
當時女兒就跟她吵了起來，說她一門心思都撲在別人家的孩子身上，女婿也因此不再開口叫“媽”。
坐完月子，女兒希望趙月蘭幫忙帶孩子，自己好出去工作，但趙月蘭不肯答應。女兒罵她“傻老太婆”，還說了很多氣話：“你不帶自己的親外孫，也可以去過自己的生活，何必為了一個外人活的這麽累，等你老了，就靠他養你吧。”
趙月蘭知道女兒是心疼她，但她對優優父母的承諾是心裏邁不過去的坎兒，“說句不好聽的，哪怕是養條狗，養了這麽多年也舍不得扔掉”，她覺得，做人要有良心。但她也心疼女兒，女兒一家人全靠女婿的工資維持，“她也難啊”。現在女兒一有事，就會把兩個孩子放在趙月蘭家，她從不拒絕，生怕女兒說她連親外孫都不管。
實際上，女兒並非表麵上那樣鐵石心腸，優優隻要缺東西，不管是衣服還是日用品，女兒都會及時送來。周末，女兒還會和丈夫一起帶優優去遊樂園。每年生日，女兒作為“姑姑”，都會提前給優優準備蛋糕，趙月蘭總說生日沒什麽好過的，這時候女兒會反駁她：“要是不過，孩子就會想‘自己爸媽在該多好’，到時候多難受。”
優優患病以來，因為本地媒體的宣傳和報道，家裏經常有好心人到訪，不免生出閑言碎語。有人說趙月蘭想靠優優賺錢，有人說趙月蘭已經發財了，甚至還有人說這病是趙月蘭“搞”出來的，“這病的名字我讀了兩個月才讀順，我能搞得出來？”
提起這些，鄰居都替趙月蘭覺得委屈，感歎“好人難做”。起初趙月蘭也覺得冤枉，但聽得多了就覺得，“別人說啥管不了，隻能說，人在做天在看。”
從上海回來之後，趙月蘭打聽到長春有一家私人診所曾經治好過類似病例，她帶著優優，坐了22個小時的火車去見了醫生。七個半月後，優優的症狀果然慢慢消退，終於成為一個正常孩子。
此後，趙月蘭一度認為已經扛過了最難的時候，隨著優優健康長大，她也能像正常人一樣，享受晚年生活。
趙月蘭在輔導優優功課送走？留下？
2021年6月，優優舊病複發，趙月蘭的生活再次被“打回原形”。
在趙月蘭的腦袋裏，那些為錢發愁的瑣碎片段，不斷跟優優笑起來的美好畫麵“打架”，一個念頭也隨之反複：我撐不住了，到底要不要把他送走？
每天早上七點，趙月蘭準時起床，把熬製中藥的電水壺插上電，然後叫醒優優，順便讓他就著溫水吃下退燒藥或者消炎片。兩個小時後，趙月蘭把熬了兩遍的中藥端給優優。這期間，每隔四十分鍾，她要把止痛藥和治療膝蓋積水的藥依次遞到優優手上，不能混合，因為怕西藥之間有相互作用，影響效果。
這就是趙月蘭現在的日子。
近兩個月，趙月蘭晚上最早也得淩晨兩點以後才能睡覺，“優優每天都燒到快40度，我得守著他”。7月中旬，最後一次去趙月蘭家采訪時，眼科醫院正好打來電話詢問她的情況，因為熬夜和流淚，趙月蘭明顯感覺眼睛“不好使”了，經常模糊不清。但因為記者、朋友和好心人的來訪，她一次次推遲著檢查治療的時間，“操心啊，這段時間最起碼老了十歲”。
其實趙月蘭並非別無選擇。
趙月蘭戶口所在的社區名為“朱紫巷”，李獻花是原社區主任，也是與趙月蘭接觸最多的社區工作人員。在幫助趙月蘭募捐時，李獻花曾聽趙月蘭念叨說：“我也不曉得自己壽命多長，萬一我走了孩子怎麽辦”。李獻花勸她幹脆把優優送還給奶奶或者姥姥，但趙月蘭認為，“人家不要，而且送過去肯定沒有在我這過得好……”
趙月蘭想起每次聯係優優家人，都會得到類似“你想養就養，不養就送到福利院”的答複。對此，安嘉律師事務所的張麗珍律師表示，按照我國現行民法典規定，優優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是有撫養義務的，他們有責任保護優優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其所需的治療費用，他們也有義務支付，且義務不能隨便放棄。如果優優訴之於法律，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有可能涉嫌犯罪。
優優戶口始終在隔壁的上諭亭社區，也就是外婆家，雖然外婆已經賣掉房子搬走，戶口成為了空掛，但社區依然對優優的生活及治療負責。熊春從2020年開始擔任上諭亭社區的主任，她介紹，像優優這樣的孤兒，可以送到西湖區福利機構，據她了解，福利機構可以將孩子撫養到18歲，教育、醫療條件都不差。
優優最近複發之後，趙月蘭經常來上諭亭社區，一方麵是希望社區能夠幫忙籌款，另外也是為了倒倒心裏的“苦水”，包括沒錢、沒精力、家庭關係受影響。“她力不從心，我知道”，為此，熊春多次建議趙月蘭把優優送到街道的福利機構，她勸說趙月蘭，轄區內不止一個孩子在那裏生活，“送到那就不用你操心了，而且政府絕對不會不管孩子生病的事兒。”
一提“送走”，趙月蘭就忍不住抹眼淚，“他們給送到醫院肯定會打激素，萬一小孩有副作用怎麽辦”，就像當初優優父母隻相信她一樣，如今她隻相信自己。
隻有一次，現實超越了感情。前幾天，社區告訴她，社區能給優優的救助款最高隻有600元，街道的額度也隻有1000元，“我很生氣，為什麽全都要靠我一個人”，一時衝動，她跟熊春說：“幹脆送走吧。”
“隻要你願意，我們就可以送他去福利機構”，熊春甚至覺得鬆了一口氣，從社區層麵來講，她覺得去福利機構可能是更好的選擇，因為有更便利的醫療條件，趙月蘭不用四處借錢籌款。而且，隨著優優逐漸進入青春期，他們也擔心，更多的宣傳和募捐會給孩子帶來心理影響，這也是一個大隱患。話說出口還沒五秒鍾，趙月蘭的眼淚一下子湧出來，搖頭擺手不斷重複著，“還是不要送，不要送……”
“理解”是熊春與社區領導在“保姆奶奶”這件事情上說得最多的一個詞。雖然需要時刻關注優優，還要對趙月蘭的困難和需求第一時間做出響應，甚至要為孩子可能出現的心理問題提前打算，但他們還是尊重13年的祖孫感情，“誰也沒有權利強行送走優優，如果他們能夠像正常家庭一樣生活下去，我們比誰都欣慰。”
舊病複發，優優行動不便，有外人來時，他總是躺在床上一言不發“我不敢收養他”
雖然“保姆奶奶”的稱號已經多次出現在南昌本地報紙以及網絡平台上，但在法律上，趙月蘭與優優因沒有辦理收養手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祖孫關係。
趙月蘭回憶，領取優優的低保金時，因為不具備“監護人”身份，她隻得求優優奶奶幫忙去法院辦手續，才領出一萬多。
張麗珍律師認為，身份的不明確可能會為趙月蘭留下隱患。
張麗珍分析，隨著趙月蘭變老，等到有一天需要優優去贍養時，從法律角度來說，隻要他不願意就可以不管，不被法律承認的撫養關係自然會衍生不被法律保護的贍養關係。趙月蘭對此似乎並不關心，“良心這個東西，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想那麽多幹嘛？”
關於募捐來的善款，趙月蘭會記下每一筆的用途，看病買藥的付款記錄她也一一保存。趙月蘭清楚地知道，自己僅僅是優優“事實”上的監護人，沒有法律身份的保護，她不僅要做到不貪優優的錢，也要能證明自己沒有貪。
張麗珍稱，善款實際就是優優的財產，在沒有法定或約定義務的情況下，趙月蘭為避免優優利益受損失而管理財務，屬於“無因管理”，受法律保護，即趙月蘭可以支配使用這些財產，但前提是必須用於優優的治療或生活，且需要留存單據以及支付憑證。
但當涉及低保或是政府補助時，趙月蘭在領取資格方麵受限較大。在具體的領款過程中，各部門或機構必然要審核監護人的領取資格，這時趙月蘭的身份就比較尷尬，很可能沒有辦法取出錢款，“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認為趙月蘭女士應該去明確一下收養人或監護人的身份，以便行使這些權利”，張麗珍說。
“你以為我沒了解過嗎？是因為我不敢收養。”趙月蘭所說的“不敢”，是怕辦了收養手續之後，優優就失去了作為“弱勢群體”所能得到的一切社會保護，包括低保以及募捐來的善款。她無法想象自己老去之後，失去奶奶庇護的優優再失去社會照顧，該如何過活，“到時候沒錢看病也不能募捐，人家肯定都會說我‘沒本事就別收養’”。
趙月蘭覺得自己確實沒有這個本事。“如果他沒有病，也許我就去辦手續了，把他養到18歲，自己能掙錢，等到結婚的年齡再給他準備彩禮……”顯然，如今優優的病情發展早已超出趙月蘭的預期，且超出太多，“不是幾萬塊錢能解決的，我有什麽資本去收養？”她想著，還不如就像現在這樣，就當做好人好事了。
另外，趙月蘭也要顧及女兒的感受。萬一正式收養了優優，為了治病很可能就要賣掉現在住的房子，這對趙月蘭家庭關係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她記得女兒說過，給優優存錢、花錢都可以，但如果把房子給了優優，那她在婆家“就一點地位也沒有了”。婆家會怎麽看待這個為了外人豁出一切的親家母呢，“所以房子我是一定要留給女兒。”
趙月蘭的擔憂和煩惱，優優都看在眼裏。生病到複發這七年間，優優變得越發沉默與內向。
李獻花記得，優優小時候特別活潑，見麵之後會跟她摟摟抱抱，圍著她叫“獻花大媽”；家裏要是有記者來，他也會拉著人家玩，不停地說：“你不要走了，就在我家吃飯”。如今李獻花打來電話，他最多就是打個招呼，被問到身體怎麽樣，也隻有一個“好”字。
今年六月，趙月蘭參加完“南昌好人”的頒獎典禮之後，公眾的視線再次聚焦於這個祖孫構成的小家庭。上諭亭社區將優優的情況上報到了民政局，民政局未成年人保護科又聯係了北京的一家公益組織，他們願意幫助優優對接到北京協和醫院，並承擔醫保報銷額度之外的所有醫療費用，但趙月蘭還在猶豫，“那機票、吃住呢？”由於無法確定治療期限，趙月蘭怕打不起這場“持久戰”。
這個夏天，一批批記者、好心人、鄰居和同學再次來往於趙月蘭家。她常在客廳跟來訪的人訴苦、抱怨，哭著說沒錢治病或是一遍遍講述優優父母如何離去。
臥室裏的優優總是一言不發，聚精會神地盯著手機，偶爾變換躺著的姿勢緩解疼痛。
“外人”的身份一直跟著他，他自己也這麽覺得，每次聽到奶奶念叨由他引發的家庭矛盾，他總覺得抱歉。剛剛小學畢業，優優就想著長大以後一定要報答趙月蘭，“因為奶奶對我最好，我卻給家裏添了很多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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