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監控視頻截圖顯示，女性嫌疑人身材微胖，帶著口罩，男童騎坐在其脖子上。
近日，合肥市廬陽區一小區內，一名15個月大的男童從18層高的居民樓樓頂墜落。隨後警方在事發樓棟帶走從樓頂扔下男童的女子董某萍。
此事事發11月28日上午11點多。
澎湃新聞在采訪中了解到，董某萍的父母離婚後，父親再婚，她和母親一起生活；約五六年前，其母去世，董某萍獨居在40多平方米的房子裏，隻有父親偶爾來看她。多位居民稱，董某萍看上去30歲左右，這幾年幾乎每天都在小區及周邊溜達，沒見她做過什麽工作。
此外，董某萍曾在2018年被認定為“精殘”，社區向其發放低保。
目前，合肥市公安局廬陽分局刑警隊正偵辦此案，警方未透露嫌疑人的作案動機以及是否申請對其做精神鑒定等細節。
墜亡男童的家屬告訴澎湃新聞，男童父母十分悲痛，家人因擔心男童的姐姐過於傷心，還沒告訴她此事。事發至今，嫌疑人董某萍的家屬還未向男童家屬道歉或商量其他事宜，男童家屬在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
多名居民稱，嫌疑人居住在事發樓棟的4層。
母親去世後獨自居住
事發第7天，男童被從樓頂扔下一事在附近的影響仍未淡去。
12月4日，澎湃新聞記者在事發的廬陽區上城國際玫瑰苑27棟看到，有路人經過時會抬頭看向樓頂方向，也有市民駐足拍下照片。那些帶著孩子在附近玩耍的小區居民不時議論，互相提醒一定要看好孩子。
此前，廬陽公安分局通報稱，初步查明，11月28日上午，犯罪嫌疑人董某萍在阜陽北路某蛋糕店，趁幼童母親不備，將其帶到案發小區某棟樓頂，隨後將其扔下。當日18時許，該幼童經搶救無效死亡。目前，犯罪嫌疑人董某萍已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
董某萍什麽時候開始在事發小區居住？一名居民稱，很多年前，董某萍父親曾給母女倆在小區裏租了她家的房子，“那時她很會說話，喊我‘姐姐’”。後來，董父給母女倆買了現在住的這套房子。此後，她也就沒再和董家聯係過。
和董某萍同住在27棟的居民李琳（化名）算是和董某萍交集較多的了。她稱，多年前，董母還在世時，和女兒一起住，當時董母在家裏開了一個小裁縫店。董母和女兒住的是一居室，加上廚房、衛生間、臥室，麵積有40多個平方。
李琳曾去過董家幾次給兒子裁衣服。閑聊中，她得知董母離異，隻有一個女兒，當時正在讀大學。那時，李琳沒見過董某萍，大約五六年前，董母因病去世，此後便見董某萍一個人獨來獨往。
多位居民稱，董母去世後的這幾年，隻有董某萍的父親偶爾會來看她，但並未有人記得她父親的樣貌。
小區裏快遞站點的老板張樺和妻子對董某萍印象也比較深。張樺說，董某萍出門經常背著一個布袋包，不下雨也撐著傘，她還常常化妝，“就是化得比較誇張，眼線化得很長，有點嚇人，口紅塗到嘴唇外，還會打很重的腮紅。有時一個辮子紮得要豎起來，有時紮兩個，有時滿頭都是辮子。”
有一次，李琳和董某萍同乘電梯上樓，“在電梯裏和我講話，我也聽不懂說的啥，她精神不太正常，整天嘀嘀咕咕的。”董某萍經常出門溜達，常去大潤發附近。此次15個月大的男童被董某萍帶走的蛋糕店，正是在大潤發旁邊。
這半年以來，事發小區所屬的廬陽區杏林街道上城社區都向董某萍發放了“城保A類”低保。
讀過大學卻網購“5年高考3年模擬”
27棟一樓的超市老板在剛開店時就感覺董某萍和常人不太一樣。“我每天開店開到淩晨才關店，她經常接近淩晨的時候，來這裏買方便麵火腿腸。”
更讓超市老板和老板娘覺得奇怪的是，董某萍有幾次拿著幾本書跑來店裏，向老板扔下就跑走。老板娘也遇到過類似情況，不過當時她扔下的是幾支筆。
事發沒多久，“27棟有孩子從樓頂被扔下來”的消息不脛而走。快遞站點的老板張樺聽到這個消息後，就預感可能是董某萍所為。
“我們小區就她一個人不太正常。”張樺回憶，在小區裏開店的這幾年，董某萍來店裏買得最多的就是雪糕，不論夏天還是冬天，都會來買，“有時候連著五六天，每天早上我剛開門沒多久，她就來了，還都是買四五塊錢的那種。”
在張樺的印象中，董某萍每次都是微信付款，她常常來拿快遞，報手機號碼取。
“是她自己買的。”張樺回憶，她經常買一些小東西、小零件，有一次張樺弄丟了她的一個快遞，還賠了董某萍幾塊錢。
張樺介紹，董某萍的快遞收件人不用真名，用“小蘋果”代替。她最近的快遞記錄是9月下旬，在某圖書店買了一本“5年高考3年模擬高中數學”書，買了兩件衣服，還買了1斤“黃檸檬”。
“有一段時間，她經常來店裏找我和我老公聊天，說我長得很像她一個同學，非問我要手機號碼，我沒給她。”張樺妻子稱，有一次董某萍向她借用手機，也被她拒絕了。
“還有一段時間，經常來到店裏就問我們‘近親結婚會怎樣，生的孩子會怎樣’，天天就問這個問題。”張樺稱，董某萍似乎很想和他們聊天。
董某萍從樓頂扔下男童後，李琳回憶起幾年前她兒子告訴她的一件事。那天，她兒子回家時遇到董某萍，“我兒子說她就跟在後麵，幾乎踩著他的腳後跟進電梯。我兒子十幾歲了，膽子大，大喝一聲‘你幹嘛’，才把她嚇退了。”
多名居民稱，嫌疑人居住在事發樓棟的4層。
三年前已開始領取低保，保障原因為“精殘”
澎湃新聞注意到，這半年以來，事發小區所屬的廬陽區杏林街道上城社區都向董某萍發放了“城保A類”低保。官方公開可查的信息記載，社區曾在2018年5月就向董某萍發放過低保，當時是“B類”。
記者在上城社區居民委員會辦公樓前的公示欄看到，正在公示的7月至12月的低保發放名錄中，均有董某萍的名字。她的保障類別為“城保A類”，7月和8月保障金額是892元，自9月起，她的保障金額漲到933元。
廬陽區政府網站公布的杏林街道2018年5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對象花名冊中，也有董某萍，當時她的保障類別是B類，保障原因為“精殘”，保障金額為753元。
廬陽區政府網站對保障類別有過解釋，所謂B類，係短期內收入變化不大的家庭，或家庭成員中有60周歲以上老年人（含60歲）、未成年人和三級以下殘疾人（含三級）。而A類的定義是：家庭成員中有重度殘疾人以及重病患者並且收入基本無變化的家庭。
自稱是董某萍小時候玩伴的妙妙（化名）講述了另一段經曆。她稱，董某萍小時候胖乎乎的，大家都挺喜歡和她玩，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到她，再見是初中，董告訴她“自己心理出了點問題，治好了才回來上學”。後來便很多年沒再見過。直到妙妙結婚時，她才再見到董，但對方已經認不出自己，喜歡自言自語，“在大潤發吃東西，有時候會罵人”，沒有家人約束。
事發小區所屬的廬陽區杏林街道上城社區一名工作人員透露，社區對重型精神病患，會摸排、登記建檔，和監護人一起管理。
而上城社區另一名負責人介紹，董某萍獨居在上城國際玫瑰苑小區，“（我們和她）在溝通方麵，也沒有順暢的溝通”。對於董父的情況，該負責人稱，他父親不居住在這裏，社區對其並不了解。目前，社區方麵也在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
12月6日，澎湃新聞從合肥市公安局及廬陽分局獲悉，目前廬陽區分局刑警隊正偵辦此案，至於嫌疑人的作案動機以及是否申請對其進行精神鑒定等細節，警方未透露，有調查結果將適時發布通報。
精神病患者的社會看護困境
為精神病患者服務23年的社工梁樹基12月5日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對精神病患者的看護和幫扶中，家人的關愛和陪伴非常重要，在多個成功案例中，精神病患者的家人都積極參與其中。梁樹基認為，根據目前的信息，在對董某萍的看護中，家人的角色似乎是缺失的。
而長期關注精神病患者權益保護的公益律師黃雪濤表示，多年前，對精神病患者的看護，主要依靠監護人。但在更多的案例中，在家庭缺乏外界支持的情況下，監護人很難照顧成年精神病患者，也難以保證發病的精神病患者不肇事。
2013年5月，精神衛生法開始實施，明確了對精神病患者實行精神衛生工作由政府組織領導、部門各負其責、家庭和單位盡力盡責、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綜合管理機製。
黃雪濤介紹，這10多年來，隨著社會對精神疾病的重視，政府在不斷投入人力物力財力，防止他們造成公共安全事件。但是，做精神病患者看護幫扶工作，要先從根本上轉變觀念，從防範變成友善的服務，切身聆聽精神病患的壓抑、焦慮等負麵情緒，滿足他們基本的權益，避免他們身陷求助無門、走投無路的絕境，這是避免惡性事件發生非常關鍵的一點。
梁樹基所在的專門提供社區精神健康服務機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正在向社區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目前該機構已運行23年。
“在管控的同時，也要考慮人文關懷。”梁樹基稱，大多數精神病患者不希望暴露自己的病史和隱私，更不希望在接受看護和幫助時，感受到“自己是危險的、需要監管的”。
比如，通過引導精神病患者就業，使他們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滿足感和個人價值。“有時，這比吃藥更有用，吃藥有副作用，在有成就和滿足感後，他會告訴自己要積極克服不良情緒，學會對自己負責。”他說。
梁樹基坦言，如何讓關心抵達人心，這是所有開展精神病患者看護幫扶工作最應該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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