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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代戶”比重接近50%,獨居、空巢現象突出

中國的家庭模式,從“四世同堂”轉變到夫妻二人帶娃的“核心家庭”,再進一步轉換到獨居或夫妻二人為主的模式。

根據最新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0年全國“一代戶”的比重較10年前上升15.33%,達到49.5%。所謂的“一代戶”,即同一輩人居住或單身居住落戶的情況。

而就在2010年,根據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六普的數據,二代戶(最典型的就是一對夫妻帶孩子)的比重還高達47.83%,2020年二代戶的比重已經縮水到36.72%。一增一減的背後,是我國家庭模式的大轉換。

“七普中家庭的小型化的趨勢是非常明顯的,因為每戶家庭人口數比六普的時候少了0.48個人,裏麵一代戶的增長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山東社會科學院人口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崔樹義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武漢科技大學教授董登新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出現這個局麵主要的原因,包括總和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人口流動等因素。

“三口之家”已非最主流

從過去10年來看,一代戶的占比提升極快。

2010年,我國家庭以二代戶為主,一代戶僅占比34.18%。但2020年,這個數據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調轉”,一代戶占比已經接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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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樹義指出,在家庭思想觀念上,丁克家庭等觀念會導致家庭人數變少。而更深層次的,一代戶比重高跟人口流動、城鎮化有很大關係。

“在工業化社會,大家庭消失是大勢所趨,可以看到歐美國家在工業化社會的時候,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模式就逐漸成為主流。”董登新表示。

但是,在我國,“三口之家”的模式也已經不是家庭最主流的模式,因為過去10年二代戶占比從47.83%縮水至36.72%。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各樣的一代戶形式:獨居、夫妻二人、空巢老人等等。

從省份的情況來看,盡管情況各不一致,但一代戶的增長也是非常迅速,且無一省份低於40%。

具體來看,吉林、內蒙、天津等13個省區市的一代戶比重已經超過50%,其中上海、黑龍江、北京、浙江均超過58%。相對來說,海南、雲南、福建等地占比則僅略超過40%。

可以看出,不少人口流入較多和人口流出較多的省份,一代戶占比較大。以東北三省為例,黑龍江、吉林和遼寧最近10年一代戶占比分別提升23.45個、21.49個和19.66個百分點,已經達到了59.65%、56.11%和57.18%。

與此同時,一些此前一代戶占比較低的省份,在最近10年的占比提升非常迅速。以人口大省河南為例,2010年,河南一代戶的比重僅為25.16%,這一數據在2020年達到42.99%,10年提升17.83個百分點。

這說明,一代戶比重提升,並非在某些地區單獨發生,而是在全國統一發生的現象。

崔樹義表示,一代戶的增長是必然的,這裏麵主要涉及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獨身家庭等家庭類型的增長。

如何應對空巢老人增多?

必須要承認的現實是,一代戶的增加,使家庭整體應對風險的能力減弱。其中,又以空巢老人的應對風險能力最為薄弱。

如何應對這一局麵?

11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發布,鼓勵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贍養義務、承擔照料責任。

董登新表示,因為經濟等因素,大多數的家庭不可能把老人交給養老院。同時,對於可以自理的相對健康的老人,一般是不願意進養老院的。因此國家提倡以居家養老為主,如果跟子女靠近的話更方便照應。

“如果說不能就近居住,實際上還可以推動高度智慧化的聯動的居家社區養老,把社區的養老平台延伸到家庭,同樣可以起到照顧的作用。”董登新說。

崔樹義指出,雖然我國社會化養老發展得越來越好,但是家庭還是發揮養老最重要的作用,居家養老也是絕大多數中國老人的現實選擇。同時,在鼓勵生育的背景下,老人和兒女住在一起還可以發揮照顧第三代的責任。

在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中,最關鍵的是農村養老,以及人口流出地養老的問題。由於青壯年流出較多,這兩個地方的養老問題最為嚴峻。

崔樹義指出,青壯年流出多的地方,空巢家庭肯定越多。從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角度,從完善人口結構、改善人口結構的角度來看,各地都需要出台政策來應對。國家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現在關鍵在於建立和加強整個政策體係,包括更多的去管關心留守老人、空巢老人。

“此外,農村的老齡化程度要明顯高於城鎮,在更多的‘留守兒童’也跟隨著父母投入到城鎮化的大洪流中去的時候,農村剩下的都是老人。而農村的社會服務、基礎設施相對來說更薄弱,盡管也出台了像農村幸福院、助老餐廳、老年協會等在農村互助養老等機構,但是現在來看實際的效果可能並不是太好,還需要政府和社會更多的來給予支持。”崔樹義表示。

據崔樹義介紹,他們今年在山東全省抽樣調查將近3000個樣本,表明農村老人的現金收入這一塊,有將近60%依靠政府的基本養老金,因此建議在統籌城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方麵,對於農村地區要給予更多的支持。

此外,由於一代戶增長過於快速,出於平衡人口結構和促進生育率的考慮,其他社會服務政策也應該跟上。

董登新表示,家庭單位的大小不應該影響生育率的高低,但是在一代戶崛起的背景下,社會服務必須要跟上。

“一方麵,從懷孕、生產到哺乳,再到托兒所和幼兒園整個育幼的過程,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有更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另外一方麵,在家政服務上,要更加職業化和社會化,不能夠僅僅把爺爺奶奶當保姆。”董登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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