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頃村是日本的一個偏遠小村莊，位於日本南部四國地區，以製作手工稻草人偶聞名。
70多歲的綾野月見在村子裏已經關閉的學校操場上，將40多個真人兒童大小的稻草人偶排好，擺成兒童賽跑、蕩秋千和打球的姿勢。
“我們村子裏已經看不到小朋友了，”綾野說，她每年都會舉辦類似人偶節，“我希望這裏能有更多孩子，那樣會更熱鬧，”她說，“所以我製作了這些兒童人偶”。
目前，名頃村隻剩下20餘人了，還沒有村子裏的人偶多，最後一批新生兒出生於20年前。
“年輕人在村裏沒有機會，”綾野回憶道，名頃村曾經有一家醫療診所，一個遊戲廳和一個餐館，但如今，這裏連商店都沒有，“開了也經營不下去”。
用人偶代替小朋友的名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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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在經曆嚴重的人口萎縮和老齡化，這種趨勢正從鄉村地區蔓延到大城市，甚至最繁華的首都。
4月15日，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最新人口數據顯示，2021年日本人口較2020年下滑64.4萬，降至1.25億，為1950年有紀錄以來的最大下滑幅度。首都東京也經曆了26年來首次人口下滑的局麵，人口降至1398萬人，比上年同期減少4.8萬人。
至此，日本人口已連續11年下滑。同時，2021年的65歲以上老年人的數量為3621萬4000人，占總人口的比例達28.9%，創出曆史最高。
為了應對少子化，日本從1991年開始努力了30多年。然而，多項鼓勵生育的政策到頭來幾乎無效，新冠疫情進一步放大了這種人口窘境。
兩個震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曾有過兩波“嬰兒潮”。
第一波出現在1947-1949年，當時每年的出生人數達250萬人。第二波嬰兒潮出現在1971-1974年，每年的出生人數也超過了200萬人。
轉折點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機讓日本人開始憂慮能源和資源問題。
1974年，日本厚生省推出的《厚生白皮書》提出：“要考慮日本人口問題，不得不同時考慮地球的糧食資源、環境惡化等問題，對人口增長進行抑製。”這一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數）為2.05。
彼時日本政府甚至打出了“兩個孩子剛剛好”的口號，希望能借此將總和生育率控製在2左右。但日本政府沒想到的是，總和生育率確實被控製住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過。
1989年，日本總和生育率跌破2，達到戰後新低的1.57。這一年，日本各大報紙都以特大版麵刊登消息，驚呼 “1.57震撼”。
身穿和服的網紅媽媽M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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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隻不過是一係列震撼的開端：隨著1990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經濟進入蕭條時期，生育率一路下跌。
為挽回生育頹勢，日本政府於1991年緊急出台了“育兒休業法”，把原本僅限於女性護士與公立學校女教師的育兒假，擴及到所有男女職業：小孩出生8周之前，男性可請產假4周，女性除產假8周外，小孩1歲前還可以繼續請育兒假，不過請假需與雇主協商，並保留雇主最終有不同意的權利。
到了1994年，日本政府製定了應對生育率下降的首個綜合性政策——“天使計劃”，對家庭育兒提供製度支持，減輕育兒期父母的負擔；1995年，製定《育兒·護理休業法》，為正在育兒的員工兼顧工作與家庭提供支持。
1999年，日本製定《少子化對策促進基本方針》，據此製定新的“天使計劃”，進一步完善育兒支持服務體係；2001年，出台《兩立支援政策》，要求企業、地方政府參與管理和培養孩子；2003年，頒布《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確立積極應對少子化社會的基本理念，明確政府相關責任和義務；2004-2015年，先後製定了三個《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不斷完善應對低生育率問題的對策框架和具體措施。
12年的努力和看似完善的措施的陸續到位，日本政府本期待，能將總和生育率提到1.8。然而，結果卻十分慘淡：總和生育率在2003年下降到1.3以下的水平。2007年，日本死亡人數首次超過了出生人數。
2019年，日本新生兒數首次跌破90萬人，僅剩86.52萬人，日本媒體將其稱為“86萬震撼”。自1989年“1.57震撼”後，盡管用了30年努力挽救生育率，日本也隻能苦笑著吞下“86萬震撼”。
“不生孩子沒必要結婚”
“說日本人是為生孩子而結婚並不是很誇張，”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瑪麗·布林頓表示，“在日本，如果你不打算生孩子，那麽結婚的理由就不多了”。
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以後，日本經濟發展進入長期低迷狀態，企業的終身雇傭製度發生變化，日本年輕人職業前景黯淡。
這讓日本年輕人既沒有努力工作的動力，也沒有追求婚姻伴侶的動力。
很多日本年輕人認為，戀愛在精神和經濟上已經成為負擔。“我不想結婚和生孩子”，一名慶應大學的女大學生表示，她的母親為了她而放棄了美發師的工作，
“如果沒有我，媽媽的人生可能會不一樣，我想要一個可以自由支配金錢和時間的人生”。
大部分日本男性不戀愛不結婚的理由則是“經濟上不寬裕、擔心生活壓力”。
獨自遛狗的日本老人
一份單身者調查中，日本人選擇單身最大的理由是“行動和生活方式自由”，其他選擇比較多的理由還有“金錢上的寬裕”、“沒有撫養家人的責任，很輕鬆”、“容易保持廣泛的人際關係”等。
日本厚生勞動省“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數據顯示，日本男性的“終生未婚率”（45~54歲未婚率平均值）呈逐年上升趨勢，到2020年已高達25.7%，相當於每4人中有一人未婚。女性“終生未婚率”2020年為16.4%。
在日本的文化語境和社會環境下，單身撫養孩子的比例極低。因此，為了提高生育率，日本政府也開始操心年輕人的婚事。
2021年4月起，居住在實施“新婚補助計劃”地區的新婚夫婦，可以獲得最高6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9萬元）的補貼，用以支付房租和其他費用，開啟新生活；政府還出麵為人工智能相親項目提供資助，以幫助年輕男女配對相親。
但日本年輕人似乎並不買賬。
2020年，日本僅有525490對新人領證結婚，2021年的結婚數為514242對，比2020年又減少了23341對，再次創下戰後新低。
“到2035年，一半日本人都會是單身。”《超單身社會》一書的作者荒川和久曾如此預測，他在媒體采訪時表示：“不結婚（和結婚一樣）普遍化的社會就是超單身社會。”
孩子少成為理所當然？
日本國會議員自見英子曾指出：“過去為提高生育率，一昧鼓勵女性生、生、生！說實話，很失禮，也很不負責任。”
在日本傳統的家庭結構中，結婚後的女性大多都要回歸家庭，成為全職主婦。隨著時代發展，越來越多女性進入職場，在事業與家庭難以顧全的情況下，婚姻更像是人生路上的絆腳石。
有人口學者指出，雖然女性接受教育進入職場、男女差距縮小對社會而言是一大進步，但隻要育兒負擔隻壓在女性身上的環境不改變，女性就不可能一邊工作，一邊按照想法生孩子。
日本醫院的新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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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布了2022年女性工作友好度國家排名，在29個經合組織成員國中，韓國連續十年排名倒數第一，日本排在倒數第二；瑞典排名第一。
據美國媒體報道，日本15歲至64歲的女性就業比例接近70%，但她們的職業生涯往往受困於一波波無休止的家務負擔，比如照顧孩子和輔導功課、準備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精致便當，或者晾曬一堆堆洗好的衣服。
日本男性並非不願意參與家庭事務。多項調查顯示，壓迫性的職場文化，使得很多丈夫很難參與家庭事務。
“疫情後，我真的很擔心自己接下來的生活和孩子們接下來的成長，”
東京一位36歲的家庭主婦表示，特別是疫情在日本爆發時，她和兩個孩被迫子一起宅在家中，“讓人感受到了一個人帶孩子的孤獨無助”。
或許意識到女性的困境，日本政府也在調整相關政策。“孩子是國家的寶貝，孩子的生養和培育，事關日本的未來”，
2021年12月，岸田內閣要求盡快設置兒童家庭廳，協助處理少子化和家庭護理問題。同時，新修訂的《育兒·介護休業法》允許日本男性在孩子出生後8周內分2次獲得不超過4周的陪產假。
然而，當前日本主流媒體和輿論均認為，幾乎沒有國家在總和生育率長期低於1.5（陷入超少子化的分水嶺）後能夠恢複。原因為，總和生育率低於1.5就會進入“孩子少成為理所當然”的社會，進而陷入難以擺脫的“低生育率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