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春日裏，74萬高校學生的生活被摁下了暫停鍵。
3月15日召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發布會上，市教委發布了“所有高校按校區采用封閉管理”的公告。以3月2日的上海大學為開端，上海交通大學、複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等相繼發布通知，上海64所高校陸續轉入校門封閉、生活自足的“戰疫”狀態。
70多天的封校中，在滬高校們加足馬力保障校園基本生活，盡量在物質層麵上滿足剛需，但學生們的心理需求，有時卻被淹沒在海量的信息裏。
他們中有人因陽性隔離被孤獨纏繞、有人因宿舍關係感到“窒息”、有人失眠求助藥物。更多的人在一次次校園疫情反複中找尋情緒調節的閥門，嚐試和低落共處。
無法接觸外界的時間裏，這些大學生們嚐試找尋心理上的支撐，在這個春天裏探索情緒管理和自救的可能性。
1
氣泡
5月19日的新冠疫情防控發布會上提出，企業複工複產的重要舉措之一是“氣泡式管理”，這對高校而言並不是一個陌生名詞。過去兩個月間，幾乎所有在滬高校都在踐行“氣泡”管理模式。大學校園被封閉為一個個氣泡，氣泡裏是核酸檢測陰性的學生與教職工。因此這被認為是安全的，也是可靠的。
潘藝在封校的通知中第一次聽說了“氣泡式管理”這個名詞。她就讀於上海大學，居住在延長路149號的靜安校區。自3月2日上海大學發布“校區封閉”通知以來，她已經81天沒有踏出學校，一直處在校內“氣泡”中。
這並不是她第一次經曆校園疫情封閉，起初她還是很樂觀的——寒假前的1月，她所在的延長校區曾因疾控安排短暫封閉了幾天，很快回歸了正常狀態——但這次隨著各個校區接連通報“核酸檢測異常”、逐一封閉時，她逐漸意識到事情發展的不妙走向。足不出戶似乎陷入循環，踏出宿舍的時間變得難以估計。
為了維持氣泡內的安全，長達3個星期的時間裏，潘藝都需要呆在宿舍內，維持每日兩次抗原、一次核酸的狀態。
自3月16日以來，潘藝共做了36次核酸。受訪者供圖
“3月15日以來我總共做了36次核酸，每次都是陰性，我知道自己的身體是健康的，但我的情緒很不正常。”潘藝說。
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也是“氣泡”，表麵毫無異常，實際格外脆弱：失去對事物的好奇心，變得茫然又浮躁；無法集中精力做事，原本最愛的追劇也逐漸失去吸引力……大多數時候潘藝坐在桌前刷手機，在發呆和糾結幹什麽中渾渾噩噩度過這一天。
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餘子蘇也有相似的困擾。他所在的校區位於閔行區東川路800號，是交大最早封閉的校區。3月9日淩晨，交大開始執行“隻進不出”政策，課程也全部改為線上，他隻能呆在幾平米的宿舍內，三餐全靠誌願者配送。
足不出戶的第一周，他就和室友吵架了。24小時高度重合的生活讓他極不適應，生活上細小的摩擦在此時也被放大。最嚴重時兩個人同處宿舍空間內彼此看不順眼，連著一天都不會講話。寢室氣氛極其壓抑的時刻，他隻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手頭的電腦上，連著一周沉浸在工作中。“就在情緒低落中，我完成了研二的開題報告。”
同樣被封控在宿舍裏，來自華東師範大學的劉玉婷嚐試用畫畫找尋內心的平靜。在一幅主題為《疫情中的自我》的畫中，她用幾個睡覺符號、櫻花、幾本書和一隻手機描述自己的封校生活：“櫻花意味著牆外的春天，睡覺則是我疫情期間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我用閱讀書籍打發長久的時間，用手機保持與外界僅有的聯係。”
這似乎是處在氣泡中大學生們的縮影：睡覺、學習、刷手機，在宿舍裏度過疫情中的春天。
畫到最後，她用黑色油畫棒給這些符號加了道“圍牆”：“這既代表著學校提供的保護，也意味著我們和圍牆外的世界隔絕了。”
2
封閉
封閉帶來的情緒影響似乎有跡可循。在2020年武漢疫情期間，南方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衛生管理學院聯合發表了一篇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的論文。論文對3881名大學生進行了網絡問卷調查，得出“疫情下，大學生們往往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焦慮及抑鬱心理問題”的結論。其中焦慮情緒的發生率是26.6%；抑鬱情緒的發生率是21.2%。
封校的第66天，李昕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校園裏蔓延的情緒。5月7日是母親節的前一天，在校生們都收到了這條短信：“本片區發現核酸檢測異常1例。”
那天晚上的李昕被窗外混亂吸引了。隔壁樓棟似乎有人崩潰了，女生撕裂的聲音劃破天際：“我想解封！”“放我回家吧！”“封校快70天了怎麽還有陽性？！”
李昕聽不太清夾雜在尖叫聲中的話語，但卻感受到其中的絕望和無助。
她看到對麵居民樓有人從陽台探出頭，想安慰對麵無助的女孩：“放輕鬆，說不定明天就解封了呢！”但女孩絕望地喊回去：“做夢吧！今天又陽了一個！”
李昕其實能理解崩潰女孩的心情，她的宿舍樓就在異常樓棟的旁邊。在這之前，她所在的公寓西片區有7棟轉為防範樓，學校實行分時段錯峰政策，學生們可以在規定時段下樓活動。但就在那天這一規定再次調整，防護等級忽然拉高——停止一切活動，回歸足不出戶。剛要滿14天的“下樓自由”再次被打破，封閉似乎又一次進入了新的循環。
“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出門散步、不能曬太陽、甚至連200米外的食堂都不能前往。”66天的封閉裏，李昕已經連著吃了將近一個月的盒飯。她感覺有點委屈，“我沒有任何違規行為，但封閉的壓力依舊在影響著我的正常生活。”
宿舍的日常是重複的：早晚兩次核酸、三餐定點配送。每天蝸居在宿舍裏，李昕發現自己的時間觀念開始變得模糊。每日24小時被抗原、核酸和三餐固定分割開來，學生本職的學習夾雜在其中，變得四分五裂。
封校會對人的精神狀態產生影響，這讓本身就有精神疾病的大學生們更為難熬。
封校第一個月，嚴澤就發現手頭的處方藥不夠了。他患有睡眠障礙和輕度抑鬱症，一旦斷藥會出現肌肉抽搐、難以入眠等強烈戒斷反應。
“我原本不想求助的，但實在是睡不著。”嚴澤說。不得已他向學校和輔導員報備，通過互聯網醫院配送了一批藥物。
他切實感受到了疫情的影響。嚴澤是攝影係的應屆畢業生，原本規劃裏，此時他應該在上海某一個角落進行畢業作品的拍攝，但疫情的出現打亂了計劃：16個人的班級隻有4個人正常畢業，包括他在內的12個人都選擇了延遲畢業。
嚴澤窗外的景色。受訪者供圖
長期呆在宿舍中並不是一個好選擇。嚴澤的宿舍位於一樓，樓層布局讓他幾乎看不到陽光。從窗口看出去，鐵製防盜窗將外麵的藍天和綠樹分割成一塊塊的，十分壓抑。
他發現，很多焦慮和不安其實是無法解釋的。“我們都被困在一個非常固定的環境裏，生活高度重合。24小時都呆在十幾平方米的寢室裏，周圍的一切都是固定的：飯菜固定配送、抗原固定上傳，唯一不固定的是我不知道什麽時候能走出寢室，我太思念外麵的空氣和綠色了。”
在學校封閉前，嚴澤曾經賭氣將某買菜平台裏所有的可樂都買下來。一提6聽，他買了整整56提，共計336聽，整整齊齊擺在宿舍桌前，成為封樓期間嚴澤最珍貴的物資。靠著這批可樂，他和同學們換來了麵包、餅幹、泡麵等食物。喝不完的可樂也被他放在宿舍樓下，在物資匱乏的時刻低價提供給同學們。
在這段時間內，他找尋到了與情緒新的相處方式——固定的情緒低落似乎也是一種情緒穩定。看不到綠色，就在陽台上把香菜頭水培起來；睡不著，就吃治療失眠的藥物……“總歸是解決辦法的，如果沒有那就創造一個出來。”
他笑稱自己是“種田流隔離玩家”，用電影《楚門的世界》形容這段封校生活：一切都是虛幻飄渺的，唯有自己和種在陽台上的花和水培菜才是真實的。
3
隔離
同樣是被隔離，萬怡卻很羨慕有人陪伴的生活。她已經單人隔離接近50天了。
萬怡是上海某高校內第一個被檢測出核酸陽性的同學。過去一個多月裏，她幾乎走完了陽性患者曆經的全部過程：轉運、隔離、數不清的核酸檢測，至今她依舊沒有回到宿舍。相較身體遭受的痛苦，心理上的孤獨似乎更為沉重。
她在日記裏這樣寫道：“這段經曆是傷痛，是重創，是懷疑，是不信任，是委屈和憤怒。”
萬怡隔離酒店的窗外。受訪者供圖
在4月3日校內的第一次抗原檢測中，萬怡驚愕地發現自己變成“兩道杠”了。她的身體不適似乎早有預兆，前一天的她就有了咳嗽、忽冷忽熱的症狀。
“我當時看著4月1日陰性的核酸報告，總覺得是4月1日愚人節的玩笑。”萬怡說。
身體上的不舒服讓她沒力氣思考，但客觀事實又狠狠衝擊著她的大腦。她隻能猜測是封閉前的某次外賣或快遞攜帶病毒。混亂中萬怡和室友收拾行李，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轉運。那時的她沒有預料到，關上隔離酒店那扇門後，時至今日她都沒能再次看到太陽。
在轉運車上，萬怡看到了一家三口。受訪者供圖
“隔離期間還算幸運，我並沒有被轉移到方艙，而是住在一家賓館裏。”萬怡說。校外隔離的第一天，萬怡失眠了。睡不著的深夜裏，她盯著頭頂的天花板，看著手機上跳動的時間，直到身體發出困倦的信號，熬到不行才能淺淺睡去。
但環境之外，同學們的情緒風暴席卷了她：流言四起，不少同學在社交平台上質詢感染的源頭，希望公開她的行程並且點明姓名。
萬怡說自己能理解這些情緒，“在學校這類居住極其密集的地方，但凡有一個陽性患者，整棟宿舍樓都會被納入封閉管理。很多原本出國、實習的同學都被迫更改了計劃。”
她很愧疚，也想過逃避。短短一個月發生的事情，對她而言比過去23年都更深刻：外地的母親聽說她檢測陽性，著急上火，幾乎每晚都要靠安眠藥入睡；身邊的朋友雖然都在安慰她，但被牽連者的憤怒情緒對她的傷害更強烈。那些天她幾乎拒絕看任何消息，整日躺著床上，隻要拿起手機看到消息，就會忍不住哭泣。
那段時間裏，陪伴成為她的心靈支撐。“感謝我的朋友們，日日夜夜的陪伴讓我的不安全感少了很多，讓我覺得不再是一個人，讓我覺得原來也有人是為我考慮的。”
“病毒帶給我身體上的傷害是十分有限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我足夠幸運。但這段我親身經曆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也在改變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我對未來的追求，這是在之前的平淡生活中，無法去思考、無法得到的啟示。”
4
縫隙
激烈的情緒反應之外，也有人在縫隙中找尋心靈的寄托。
劉玉婷是華東師範大學心理係的研究生，居住在中山北路3663號的普陀校區。她用“循環”來形容這段封校生活：三月的足不出戶、四月的疫情反複、直至五月的逐步複蘇。
她坦言，自己花了很長時間去適應這段生活。宿舍封閉，她最直觀的印象是“每天都在等飯吃”：“感覺時間特別緊湊，每天都在吃飯。上午8點早餐，11點午餐，吃完飯休息一下、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下午4點半晚飯又來了。每天都過得特別特別快，又好像都差不多。”那段時間她的作息也十分混亂，每天沉浸在外界的負麵信息中，直至淩晨兩三點才能入睡。
她原本是打算實習的。就在封校前，劉玉婷剛剛麵試了一家特殊兒童培訓機構，決定去幫助自閉症和多動症兒童做注意力訓練，但這安排被封校打亂了。
為了讓自己逃出一成不變的“怪圈”，劉玉婷決定去做一些誌願活動。“如果總是關注一些很大的事情，自己會解決不了，你就會很灰心很難受，就隻能去從身邊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情做起，就會好一點點。”
她開始擔任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谘詢中心排班誌願者和課程助教，把手頭的工作排得滿滿當當後，她發現自己睡得著了。“我逐漸找回了早上8點起，晚上12點睡的正常狀態。”
封校的另一個變化是和室友關係的深入。4月29日剛好是一個室友的生日，她們拆下黑色床簾充當背景布，拿台燈當補光燈、拿吹風機當鼓風機，在宿舍裏開了一個小小攝影棚。那天沒有生日蛋糕，大家拿出封校前購入一直舍不得吃的妙芙蛋糕，把蠟燭點燃，當作簡易的生日蛋糕。
宿舍裏的簡易蛋糕。受訪者供圖
4月上海疫情越發嚴重，華東師範大學也經曆了幾次校內防控反複的情況。但5月初，她忽然感受到了一絲鬆動的跡象：餐飲選擇越來越多、通行從限製人數轉為分批下樓、洗澡和物資也逐漸變得穩定。
能夠出宿舍樓的日子裏，劉玉婷幾乎走遍了附近每一片草地。她把原本用於打發時間的野菜識別書籍當成玩具，在樓下草坪上發現了薺菜、苦蕒菜和蒲公英。
許多事都在重回正軌，但心理上的創傷依舊存在。她用“縫隙”形容自己這段時間的狀態：外在的大環境沒有辦法改變，那就專注自己內心的小小縫隙。
劉玉婷拍到了樓下的蒲公英。受訪者供圖
時間進入5月，高校的封閉也開始從緊縮到逐步開放。
已經度過最孤獨的時期，萬怡希望自己能回歸原本的生活：和室友打趣、去草坪上吹吹風、在天台上拍拍照、坐在圖書館裏讀一本書；李昕的學校發布了返鄉通知，她想買一張車票，回家給父母一個擁抱；同濟大學的自習室開了，餘子蘇也終於可以走出寢室，回到熟悉的學習環境中。
從立春開始的封閉，在5月21日的小滿終於接近尾聲。從友誼路到俊秀樓，劉玉婷走在學校最熟悉的路上。漫步在春日裏，她久違感受到雨後清新的空氣、聽到風吹樹葉的聲音。
她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接受春天的洗禮吧，在無序中安守內心世界的秩序，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