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力的紅利期已經過去了。”
程青坐在工廠外的板凳上，輕描淡寫地吐出這句話。
“70後、80後老了，回家照顧老人和開始讀中學的孩子，90後、00後不可能來做服裝這類勞動型的工作。”
為了稀缺的工廠勞動力，他3年前把服裝廠從浙江省溫州市遷回老家湖北省荊州監利，廠房租在城區服裝產業園上信城。1990年代，大浪潮讓服裝廠在更南的南方遍地生芽。這些年，最早幾批”打工仔””打工妹”老了，陸續回到家鄉。服裝廠也跟著這些人回到原點。
這個縣城1800年前就有了，因“監鹽漁之利”，取名監利。和中國內陸的許多縣城一樣，人們從1990年代開始離開，去城市打工。現在，他們從四麵八方回來。在湖澤廣布的地方，鄉村自建房開始沿水鋪陳，像順著標尺的刻度整齊展開，城裏的住宅接連拔高，建到了33層。
早有人窺見縣城的前景。監利有154.6萬人，是湖北省人口第二大縣，在2020年迎來地位的提升。6月，它被國家發改委列入《縣城新型城鎮化建設示範名單》，7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告監利撤縣設市。街上許多標牌沒來得及換，寫得還是“監利縣”，十字路口的標語都重刷過，寫著“建設荊州市域副中心”。
年輕人普遍樂觀，一名25歲的男孩從武漢回到監利買房、創業和生活。他想：“縣升到市，肯定是在發展。”這個年輕人的創業已經做了兩次轉型，從西餐到雞尾酒，現在，他又做起精釀啤酒，麵對的消費者越來越年輕，目前以95後為主。
有些人回來是為重新獲得對生活的主導權。監利常年外出務工經商人數有約50萬，一名服裝廠工人說：“在廣州，我走在哪想坐在哪，坐在哪想睡在哪，整個人沒精神。”3年前，她決心返鄉，放棄七、八千元的收入，能得到和家人一起吃飯的日常。
這是人廠相互牽引的結果。回家的工人說，如果不是有服裝廠從沿海城市遷回自家鎮上，她肯定不敢回來。工廠老板也覺得，如果沒有這些回來的工人，工廠回流也沒有意義。
有觀點認為，新型城鎮化建設將給縣城帶來“第二春”。監利身上有許多中西部縣城的影子。它離上海、香港這些國際大港口超過1000公裏遠。在這裏，縣城特色和地理民俗相關，縣城性格在商品經濟時代顯得無關緊要，生活的主題是平淡。以往，當監利人想去城市，他們驅車一小時到嶽陽，一個半小時到荊州，兩個半小時到武漢。現在，監利準備成為更大的城市，人們便摸索那些還未顯現的變化，尋找自己在城中的位置。
小城默默變大了
“不知道大家走沒走過沙市（荊州中心城區）到監利的103省道，這條公路破得不行，荊監一級公路2010年12月對外宣稱開工，時至今日沒動一鏟，老百姓都對政府失去信心了。”
這是當地一位網友在2012年向荊州新聞網投訴。
10年前，荊州市交通運輸局的回複稱得上懇切：“您希望監利交通加快發展，荊州經濟快速振興，這何嚐不是我們的願望。發展交通促進經濟發展，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但它不僅僅是交通一個部門的事。”
受製於分洪區的地理條件和政策要求，直到2012年，荊州才通鐵路。監利周邊江陵、洪湖等縣市，直到2016年才有了高速公路。居於省界，監利的路網密度相較其他地區更低。
2021年，網友仍在問相同的問題：“荊監一級公路監利段什麽時候修好？”
10年後，監利撤縣設市，荊監一級公路監利段升級為國道G351建設項目。監利市交通運輸局回應關於修路的提問：“目前正處於前期工作的早期，剛開始繪製施工圖紙，動工日期還不能確定。”
監利人太明白路的重要，因此在2022年，當人們聽說監利要建火車站、通高鐵，即便對建成時間各有揣度，大家還是不約而同對這座城市的未來有了信心。“等有了高鐵就好了。”他們說。隻有監利市發展和改革局一名工作人員講話謹慎，他沒估摸時間，隻說：“要建鐵路，說了有20年了。”
監利人的信心不是突然就有的。今年25歲的楊奎，2012年從重慶搬家到監利，“來的時候，監利沒有電梯樓和商場，最大的建築是中百購物中心。”那時趕上武漢中百集團在省內擴張，中百監利購物中心在推廣時被稱為湖北農村開設的首個迷你“摩爾”（注：mall，商場）。
最近幾年，mall接連出現。2020年，由湖北省宏泰國有資本投資運營集團投資的宏泰廣場開業。它建在城中心，規模是中百購物中心的三倍大，入駐門店幾乎都和“吃”相關，有麥當勞、DQ冰淇淋、良品鋪子、三隻鬆鼠，還有許多奶茶店、四川火鍋店和一家永輝超市。
更早前，2017年，監利城北有家百晟廣場開業，華為授權體驗店、小米之家、國美家電開在這兒，這裏還有監利的第二家肯德基和第二家屈臣氏。
人氣最火爆的店鋪屬於沈濤。在監利，他是最早聯係優衣庫和CoCo飲品店談加盟的人，“但對方都說城區人口沒有達到50萬，不肯來。”後來，他找到了瑞幸咖啡。2022年年初，瑞幸咖啡把第2228家聯營門店開在百晟廣場，沈濤發抖音，介紹這是華中地區縣級市首家瑞幸店，他稱這一條視頻得到11萬個讚。
在百晟廣場舉辦的少兒比賽。高佳攝在宏泰廣場的一家連鎖火鍋店，監利人周恒問我，“你覺得外麵有什麽是我們這邊沒有的？”
“應該基本上都有了。”他沒等我回答。“除了那種大型的商場。”他說。
更少的成本
監利正在經曆人口回流。《荊州統計年鑒2021年》顯示，2020年，監利常住人口有112.08萬人。相比上一年，增加了11.37萬人。
荊州市域內，監利麵積最大，3201平方公裏，是隔壁江陵縣的三倍。它轄區內有多達23個鄉鎮和管理區，至2018年末，監利中心城區容城鎮和紅城鄉人口有28.59萬人，占縣域總人口比重不到20%，其他鄉鎮分布呈分散的“碎石型”。返鄉人口中，大多數聚在廣闊的鄉鎮。
出租車駛出城區，直往東走，沿路是成片的平整稻田。司機熱情介紹各鄉鎮特色，他說，幾乎每個鄉鎮都有自己擅長的產業，人們又都擅長在稻田養殖小龍蝦。據稱，市麵上每六隻小龍蝦裏，就有一隻來自監利。
車子在汴河鎮停下。這是監利麵積最大的鎮，221平方千米，和重慶市江北區一樣大。
周強正站在汴河製衣廠的牌匾下方，往一個鐵鉤上掛廢布料，這些汆成團的廢料被裝上車，運去湖南做火力發電。
汴河製衣廠在鎮中心一家超市的二樓，這裏原本是個遊樂場，條件很簡陋。他說，在外麵，這種房子是不能租的。但在汴河鎮上，他沒有更好的選擇。
周強指的“外麵”是東莞虎門鎮。上世紀90年代初，監利人大批集結到虎門從事服裝製造業，虎門也成為監利人的“第二故鄉”。
周強10多歲時離家，和弟弟在廣東待了近30年，一直做服裝。去年，弟弟決定把虎門的工廠遷回老家（有部分仍留在東莞），周強負責家裏廠房的經營。回來的主要原因是“老爸老媽年齡大了”，他們也曾把老人接去廣東，但老人在外住不習慣。
汴河製衣廠做整件成衣，製衣分為三道工序：裁床、車位、包裝。高佳攝
“在家裏，隻要人員夠，東西配齊，比在外麵還好一點。”周強說到，在虎門，原本河南人控製著他所在園區的廢品市場。他從地上撿起一片廢紙，“這紙原來都賣兩毛錢一斤。”他說：“現在要搞環境衛生，政府來處理廢布料，我們倒要貼五毛錢。”
這也是一項遷廠的原因。回到家，他至少可以省下處置廢料的錢。此外，家裏房租也便宜。汴河製衣廠有2000平方，房租一年18萬元，算下來，每平方7.5元/月。在東莞，最近轉租平台上掛出的服裝廠房，房租沒有低於10元/月的價格，多數都在15元/月以上。
電費也便宜，“在外麵，一度電1塊3，家裏9毛。”周強說。
工人工資更低。在虎門，他廠裏工人也都是老鄉，月收入八、九千屬於正常水平。在監利，服裝廠工人拿到五、六千元，算高收入。
去年夏天，周強回鄉時進了本地服裝廠老板組織的微信群，那時群裏有122家已經遷回監利的服裝廠或作坊，一年過去，回遷的數字升到了340。
“回鄉創業是一句口號”
“縣城大大小小300來家廠，今年開到現在，已經有10家廠賣掉了。”周強給我看微信群裏的聊天記錄，有人正在發布轉讓服裝廠的消息。
穩定的客戶和良好的現金流是最要緊的。用周強的話講：“倒閉的廠，要不是錢斷了，要不是客戶斷了。”
周強的廠房裏堆著服裝成品，包裝袋上寫著SHEIN。SHEIN是新晉的全球快時尚行業巨頭。2022年4月，媒體稱這個中國跨境電商公司進行了一輪10億美元的融資，現在它的估值高達千億美元。
周強說，SHEIN是他們最重要的客戶。他把它叫做“希恩”。之前有媒體報道，廣州可能有一半服裝廠都在做SHEIN。
周強他們付了500萬元押金，成為SHEIN的供貨商。在他看來，押金是實力的證明，又能保證他的經營穩定，他很樂意和SHEIN有這樣的聯係。“其他外貿公司的貨不好結賬，而且一不小心他們就跑掉。”他說，“希恩是信譽好、有保障的。”
監利沒有布料廠，服裝廠仍從廣東采購布匹。高佳攝
SHEIN給的多是“小單”（小批量生產），要求一周或十天左右交貨。“監利沒有自己的貨運公司，幫我們拉貨的，是隔壁鬆滋縣的貨運公司設在監利的分公司。”周強說：“如果我們自己有物流，服裝廠的成本還能再低些。”
他每天把做好的貨放上三輪車，三輪車把貨物從汴河鎮載到上信城——這是監利城區一處服裝產業園，貨運公司的裝卸貨點設在這兒。然後，貨物裝上卡車，運到虎門。三輪車拉一次貨，要價80元，監利到虎門的貨運價格是9毛錢/公斤。同樣，服裝廠要從廣東采購布料，布料的運輸也經過兩次中轉。
把服裝廠遷回老家，運輸成本是提高最明顯的一項成本要素。
汪橋鎮的範鋼，大概是監利縣最早返鄉的一批人。他開服裝廠時，監利沒有物流公司，他把貨放在客車行李艙裏帶去廣東。現在，汪橋這樣的服裝大鎮和城區之間有專線，物流公司專門派一名司機每天往返接送貨物。
範鋼的妻子是汪橋鎮人，他是重慶人，現在也可以講地道的監利話。範鋼48歲，先在虎門打拚，2004年和哥哥合夥開工廠，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他讓哥哥留在虎門接單，自己回了監利。
他也講到貨源的重要。“雖說是親兄弟，但經過我哥一轉，我的利潤太少了。”他說，監利的服裝廠有80%的訂單是經過東莞工廠接手後轉來的。“現在留在東莞的工廠，大多隻接單，或做個頭、尾工序，如果貨期不緊張，就轉到內地做，內地成本更低。”
二手、甚至三手單，沒利潤，工人的工資漲不上去，因此不穩定，漸漸形成惡性循環。從前年開始，範鋼決定自己找客戶，做一手單。現在的一個主要客戶，範鋼稱之為“好客戶”，給他的工錢和給東莞工廠的價錢相差無幾。
“監利的服裝廠分散著，老板們要各自找貨源。如果能集聚起來，就可能是貨源來找我們 ，像虎門那樣，名氣就起來了。”這是範鋼的期望。
程青的服裝廠從浙江省溫州市遷回家，廠房租在上信城，貨運公司隔壁。“中國勞動力的紅利期已經過去了。”相比以上兩位“實幹型”老板，程青更會表達：“70後、80後老了，回家照顧老人和開始讀中學的孩子，90後、00後不可能來做服裝這類勞動型的工作。”
他說話時蹙著眉頭，“我們從事的這個行業，慢慢會在沿海地區生存不下去，現在重視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園，服裝這類行業都在邊緣化。”
小規模服裝作坊裏的剪線工。高佳攝
程青回來快滿3年，他妻子回來開廠已經6年，現在他覺得“回鄉創業”更多隻是一句口號。“我們的電費、物業費、房租都是那麽高。”他說，2016年剛回來時，上信城表示對於返鄉創業者可以補貼一半房租，這個政策後來沒實行下去。
在程青看來，工廠從沿海回流內地是大趨勢，也是內地省份的機遇。“如果政府能夠引導、扶持起一些印花廠、拉鏈廠、物流公司，如果製衣廠不用東湊西湊，我們的產業鏈能完整起來，如果貨源能自動流到我們家裏，工人能穩定，家裏消費就會增長，經濟會一直發展。”
他也謹慎地表達觀點，“我的眼界就在這個層麵。可能在更高層麵，在縣委的層麵，我這想法隻是小局觀。”
下午5點，貨車司機裝好了從廣東運來的布匹，準備給城區和汪橋鎮上的各個工廠送去。“監利的服裝加工廠有很多很多。”司機說。周強、範明和程青的服裝廠規模算中等偏大、經營穩定的。像周強，他招了80多個工人，程青有50多個工人，範明有30多個工人。
“規模更小的那些，它們都在什麽地方？”
“每個角落都有，繁華街道也有，巷子角落也有。隻是產業園裏沒有。”範明和程青都說過，新建的服裝產業園很大，很偏，工人都不願去，他們自然也不去。
我們穿過城區的大街小巷，給近10家大大小小的工廠送了貨。在最後一家，一位頭發發白的老人正坐在一堆連衣裙前剪線頭。“幾毛錢一件，她一天能賺幾十塊。”司機說。在範鋼的工廠，也有年紀更輕些、五十來歲的工人做剪線、包裝的工序。她們一個月賺差不多4000塊錢。
謀劃，隻是謀劃
監利市發展和改革局的工作人員提供了一份名為《監利市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匯報》（以下簡稱“匯報”）的文件，當中提到一項關於城區人口持續增長的數據：2020年縣城城區常住人口約36.8萬人，較2019年新增2.9萬人。2018年至2020年3年累計新增淨流入人口5.5萬人，主要以上學、購房和務工人員為主。
楊奎就是在2018年回的監利。此前，他在深圳、重慶和武漢生活，從酒吧服務員做到調酒師，現在，他是監利一家精釀啤酒吧的老板。“監利跟大城市沒有可比性。”他說：“但它好在節奏沒那麽快。”楊奎初中輟學外出打工，自覺“沒有學曆，跟不上外麵的節奏”。他沒有太大目標，“回到家安逸，還能賺點錢就夠了。”他又強調，更重要的是，在家裏，他能照顧生病的奶奶。
楊奎雇的店長比他大兩歲，專科畢業，在家人資助下，在武漢開了家麻辣燙店，經營不佳又遇上疫情，虧損嚴重。2021年夏天，他回到監利，跟楊奎打算不同，“回來是過渡，積累經驗，以後還要到武漢去。
瑞幸咖啡的店長沈濤也這麽想，“要往上走。”他說。沈濤大學畢業後在廣西入伍，2017年回監利。他的計劃是：“剛入社會，先在家待幾年，有人脈，更容易成功。”
不少年輕人抱著類似心態回到縣城。按照規劃，到2030年，監利中心城區的人口規模要達到50萬人。“後發趕超是監利最大市情。”監利市委宣傳部稱，2020年監利市GDP是288.75億元，全省GDP過300億元的縣市區有36個，過500億元的有16個。“在這個大背景下，監利麵臨‘不進則退，慢進亦退’的嚴峻形勢。”
監利城區景象。高佳攝
關於縣城新型城鎮化建設情況，監利市發改局工作人員說，最近市發改局多次向上級單位匯報。匯報裏稱：近兩年來，監利市以新型城鎮化示範創建為契機，以示範方案編製為引領，著重項目謀劃，搶抓中央支持湖北經濟社會發展一攬子政策機遇，推進強弱項補短板項目落地，示範創建工作全麵啟動，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相比匯報文本，當地一名從事城鎮化建設相關工作的政府人員口頭講述則更直接和坦誠：“新型城鎮化試點拿到手已經幾年了，沒什麽好處，沒有方向，也沒有政策和資金。荊州和省裏經常來問，‘監利是新型城鎮化的試點，你們做了哪些事？快報給我們，我們要匯報了。’”
他坦言：“監利想承接大城市的功能，不好搞。我們離省城有200公裏，離地級市有100公裏，這個位置想承接大城市的人口轉移很難。”
這份匯報中也寫到了監利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前期主要工作：結合《監利市縣城新型城鎮化示範建設方案》編製，圍繞公共服務設施、環境衛生設施、市政公用設施、產業培育設施四個方麵，共謀劃項目149個，項目總投資額156億元。
這名政府人員進一步解釋，縣城品質提升項目謀劃了不少，但隻是謀劃。“最終涉及到要錢的時候，領導說，‘等一下、看一看、再說吧’。”他說，謀劃項目總是相當快，例如下午5點接了通知，明天上午10點前就報上去，好多上報的項目耗時幾年都建不起。
在項目推進情況一章中，有一項寫道：創新融資機製，助力重大項目開工。其中一個重大項目是投資23億元的長江生態保護第一期PPP建設項目。
這名政府工作人員的講述更具體：“長江大保護，7個億的項目，上麵撥了2000萬，最後隻能申請一個億政府專項債。”他說：“還有五、六個億（的缺口）怎麽辦？隻好等有錢了，建一公裏，再有錢，再建一公裏。”
服裝廠裏的工人。她們把衣服領長、腰圍的尺寸寫下來，貼在縫紉機上，抬頭就能看見。高佳攝
我提到回流到鄉鎮的服裝企業，我想知道對於返鄉創業者程青們所關心的問題，政府持怎樣的態度。
“現在是要發展高端產品，勞動密集型產業遲早會被淘汰。”他說：“新建的服裝產業園裏有浩宇製衣，這是監利當地規模最大的服裝企業，全機器的，不需要人工操作。”他認為服裝工廠效益低，風險大。“電子廠也好，服裝廠也好，基本都是廣東、福建、浙江的工廠在這裏設的一個點。”他說：“他們的訂單一旦出了問題，首先肯定是從內地工廠停產。”
李麗芳並不很清楚城市的規劃和她的未來之間有怎樣的聯係。今年夏天，她的計劃和過去三年一樣，是維係她擁有的生活。
李麗芳38歲，是範明廠裏的一名製衣工人。3年前，她從廣州回來，照顧女兒讀初中。
這天下午，她在縫紉機上插了一小束梔子花。“時不時聞到香氣，挺好。”她想，是這個味道讓人沒那麽累了，從早上7點到現在，快8個小時，她手上的活兒還沒停過。今天的目標是做四、五件黑色亮片長裙，她每個月能賺四、五千塊錢。
她的丈夫也回家承包了三、四十畝龍蝦田。夫妻倆考慮收入壓力，每年過完年都問小孩，“爸爸媽媽去廣州好嗎？”孩子們總說：“不要。”他們因此留下來，把水田邊的三層樓房建得明亮氣派，掛上全家福。
“如果家裏沒有工廠，我是不敢回來的。”李麗芳總是笑著。她每天都能和家人一起吃早飯，6點40分她騎上電動車，7點鍾就到工廠。這是她滿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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