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視劇裏，有一種說話腔調與“TVB腔”齊名。
“嘿，我的老夥計，我向聖母瑪利亞保證，你做的這件事就像蘇珊阿姨的蘋果派一樣糟糕……”
它就是被網友們玩壞了的“譯製腔”。
這種今天聽起來奇特的語言風格到底是怎麽養成的呢？
作為我國生產譯製片產量最多、成就最高的廠家，上海電影譯製廠對此可以說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01
首先，讓我們把時間線拉回譯製片在中國誕生之初。假如說當時的譯製片有“腔調”的話，那它差一點被“宇宙間最魔性方言”——東北話“帶偏”。
1949年5月，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譯製片《普通一兵》上映。
蘇聯電影《普通一兵》
講述了新兵馬特洛索夫
為掩護戰友壯烈犧牲的故事
這部蘇聯影片由東北電影製片廠（即現在的長春電影製片廠）譯製，譯製導演是後來被稱為“中國譯製片之父”的袁乃晨。
今天我們在網上還能找到這部影片，由於配音演員都來自東北，片中的“戰鬥民族”一開口，一股“大碴子味兒”撲麵而來：
“走，喝茶去，我先跟你嘮一嘮家常話”
“哎呀，馬索特洛夫，我一看見你呀，簡直像我那二小子。”
“得了，別（biè）說了。”
央視專題片《足跡》中
《普通一兵》的片段
東北話台詞受到了網友熱評
B站網友調侃說：“好怕說著說著突然來段二人轉。”但接地氣的東北口音倒也與片中蘇聯紅軍戰士的工農身份意外貼合。
此後，長春電影製片廠譯製了大量外國影視片，從早期的《列寧在十月》《複活》《靜靜的頓河》《流浪者》，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譯製的《羅馬假日》《兩個人的車站》《寅次郎的故事》等等，貢獻了一批經典。
當時中國之所以要發展譯製片，有它的時代背景。
解放戰爭年代，蘇聯電影在解放區廣為放映。觀眾隻有通過幻燈字幕或放映員用土喇叭講解簡要情節來了解影片大概。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老百姓的識字率不足20%，看外國影片可以說相當費勁。
而在大片放映基本與好萊塢同步的摩登上海，大光明電影院等著名影院曾聘用精通英語的“譯意風小姐”，放映時進行同聲翻譯，以此來克服語言障礙。
1939年大光明影戲院
在報紙上投放的廣告
提到了“譯意風”
但這一服務需另外收費，還有人吐槽在雙耳上夾一副聽筒夾並不舒適，所以也不普及。
1948年1月，大上海大戲院公映了由王文濤等二十多位華僑譯配的意大利影片《一舞難忘》。
廣告語是“華僑影迷海外新收獲，外國明星開口說中國話”，在群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探索自己的譯製片之路，成了擺在中國電影人麵前的課題。
就在《普通一兵》上映後不久，中國譯製片史上另一支更為重要的力量登場了。
有一行人從2000多公裏外的上海風塵仆仆來到長春，求教譯製經驗。
他們來自上海電影製片廠於1949年11月16日成立的翻譯片組，組長是在中國電影譯製片史上大名鼎鼎的陳敘一先生。
上世紀80年代初
上譯廠一次春節聚餐
左起依次為趙慎之、曹雷、童自榮、
陳敘一、程曉樺、尚華
1950年，上影交出了自己的第一份答卷——蘇聯故事片《小英雄》（即《團的兒子》）宣告問世。
1957年4月1日，上海電影譯製廠成立，成為國內唯一專門從事外國影視片譯製的電影廠家。
六十多年來，上譯廠共譯製了40多個國家1500多部故事片。
《簡·愛》《巴黎聖母院》《佐羅》《追捕》《虎口脫險》《尼羅河上的慘案》《音樂之聲》《茜茜公主》……電影愛好者可以列舉出一長串“made
in 上譯廠”的經典譯製片。
如果說當年東影的《普通一兵》通過本土的東北話，消除了觀眾對俄語表達的陌生感，那麽上譯廠的譯製片顯然走的是另一條道路。
作為我國生產譯製片產量最多、成就最高的廠家，上譯廠用讓人感到陌生又新鮮的“譯製腔”為觀眾構建出了對世界的想象。
02
今天看慣了字幕組翻譯的年輕人，可能會覺得“譯製腔”有些“浮誇”。殊不知，這種腔調是當年的藝術家們刻意而為之。
其實除了我國早期“大碴子味兒”的譯製片，好萊塢和蘇聯也曾做過華語譯製片。
1946年，米高梅推出第一部
漢語配音故事片《泰山到紐約》
圖為該片在上海首映時的廣告
據說蘇聯找的配音演員來自山東，劇中人的對話一口山東腔（另有一說來自東北）。
1949年2月26日，蘇聯影片《森林之曲》在上海的滬光、麗都、平安、虹光4家影院同時首映。
但觀眾對配音並不“買賬”：
“華語對白，總覺得不合適，以一個紅發藍眼睛的人，即使國語說得再好，在許多嚴肅的場麵裏，觀眾會嘩然大笑。這種配音方法，我個人認為是不可取的。”
漢語配音的蘇聯影片
《森林之曲》廣告
為了讓觀眾在觀影時不產生違和感，用配音藝術家劉廣寧之子潘爭的話來說，上譯廠的第一代配音演員“不自覺中窮其一生在避免‘外國譯製片中國化’”。
換句話說，上譯廠的譯製片刻意顛覆了習慣性的用語方式，對中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新，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版本的語言係統。
“譯製腔”的養成首先體現在語音、語調上。
為了再現原語言國家的特點，配音演員經常在語氣、節奏、速度上模仿原片中對人名和地名的叫法。
電影《茜茜公主》劇照
配音演員在說到外國人名、地名時
語調會有所不同
外國人在對話中經常會加一些感歎詞，配音演員也會把翻譯過來的中文加以感歎。
“嘿，老夥計”“噢，我的天”“真是見鬼”“看在上帝的份兒上”這些“譯製腔”常見的表達，嚴格來說是一種“中西合璧”的語言。
有趣的是，有時候譯製片還會添加語氣詞，刻意加重感歎力度。
在電影《魂斷藍橋》的原片中有一句台詞是“Roy, you must be
mad!”在譯製片中的配音是“噢！羅伊，你瘋了吧！”句子的前後都加了語氣詞。
這是因為漢語在語音、語調上是一種內斂的語言。配音演員的語氣詞添加意在讓中文台詞的語言力度更加貼近原片。
電影《魂斷藍橋》海報
影片由劉廣寧、喬榛等配音
其次，“譯製腔”有時候聽起來有些囉嗦，語速很快，實際上是為了配合外國演員的口型。
由於漢語和外語之間的語言差異，同樣的意思表達出來字數不可能完全相同。
所以譯製片裏常常會加些原片中沒有的“小零碎”來適配畫麵和口型。
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中，有一段偵探波洛很困，卻不斷有人過來搭訕。當女小說家過來時，波洛的台詞是：“Yes, I am
extremely. I am consumed by sleep. Madame.”
上譯廠翻譯過來的台詞是：“是啊，我非常非常困，我實在是太困了，太太。”
這裏的兩個“非常”不光是為了體現波洛確實困到不行，更重要的作用是讓中文台詞與原片的語句在長度上相同。
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海報
該片配音陣容堪稱豪華
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
另外，由於英語裏多用從句，譯製片在翻譯時為了適應中文表達，常常采用“化整為零”的方式，所以我們聽到的譯製片台詞多為短句。
說到對口型，上譯廠還有一個獨有的崗位——口型員（一般由演員兼職）。
這項工作需要數出影片中外國演員講的每句話口型能裝多少中國字，翻譯人員再據此調整每句話的字數。
配音藝術家曹雷曾經舉例說，一句簡單的打招呼，英文、日文有不同的發音，這就需要演繹出不同的語句。
英文中見麵說Hi，中文翻譯也隻能是一個字；但“How are you”就對應三個漢字；
如果碰上日文，七八個音，這時配音演員既不能不說話，也不能隨意拖音“早——上——好——”，需要根據人物關係，改成“××先生，早上好啊”，把口型不多不少地填滿。
除了歐美影視片
上譯廠還譯製了《追捕》等
膾炙人口的日本故事片
更重要的是，上譯廠的“譯製腔”之所以讓觀眾感到陌生又新鮮，和它所選擇的翻譯方式有關。
老廠長陳敘一為上譯廠確立了“忠實原片”的創作原則，在翻譯台詞時多采用直譯。
有學者認為，因為外語與中文在語序和表達上的差異，這樣翻譯出來的語句會有一種別扭感。但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譯製腔”正發軔於此。
配音藝術家蘇秀曾經舉過一個例子：
有部戲裏有句台詞是“常在河邊打水，哪能不打破陶罐”，盡管中國俗語裏有“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的表達，但她還是堅持用了原文翻譯。
當年，上譯廠的許多經典之作都由陳敘一親自翻譯或者把關，不少經典台詞有著他個人鮮明的翻譯風格。
還是拿《尼羅河上的慘案》來說，影片結尾，波洛用英文說“Take it
easy”。在第一稿翻譯中，這句話被直譯為“慢慢來”。第二稿被改為“別心急”。
在最終的第三稿裏，陳敘一把它成了“悠著點”。
老版《尼羅河上的慘案》中
偵探波洛由畢克配音
這句“悠著點”是劇中的金句
影片《虎口脫險》中，主角在土耳其浴室裏接頭時哼的小曲“Tea for
Two”起初被譯為“情侶茶”，但配音時哼起來總覺得不對味。
最後是陳敘一反複琢磨，發明了一個新譯法——“鴛鴦茶”。
“鴛鴦茶”是
電影《虎口脫險》裏的
經典橋段
還有在美國電視係列劇《加裏森敢死隊》裏，一群三教九流組成了敢死隊，稱呼老大為“Sir”。
這個詞翻譯成“先生”“隊長”“長官”似乎都不太符合角色身份，又是陳敘一給出了一個詞——“頭兒”。
在此之前，中國的語言習慣裏並沒有這個詞匯。但譯製片播出後，很快成了稱呼領導的慣常用語。
03
在看著字幕組影視片成長起來的Z世代年輕人看來，“譯製腔”顯得有些滑稽古怪。
“如何說一口流利的譯製腔”“譯製腔速成課堂”……網友們的各種演繹快把“譯製腔”玩壞了。
網友製作的
“譯製腔”表情包
不可否認，今天外國影視劇的觀看方式已經從一個聲音的時代走向了字幕和聲效原聲的時代。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那些來自上海的聲音，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一代人。
今年是上譯廠曾經為《簡·愛》中羅切斯特配音的藝術家邱嶽峰誕辰100周年。很多年前，陳丹青這樣寫道：
“好的翻譯仍然可以是好的語言，二者都是文學；配音再好，卻仍是語音的替代品。配音，為傳播計，是屬上策，論藝術，畢竟下策。”
但“邱嶽峰是一個偉大的例外。他是外國人，別的天才配音演員感動我們，但我們不會錯當他們是外國人，然而邱嶽峰似乎比羅切斯特還羅切斯特，比卓別林還卓別林，當我後來在美國看了《簡·愛》和《凡爾杜先生》，那原版的真聲聽來竟像是假的，我無助地想念邱嶽峰，在一句句英文台詞裏發生‘重聽’。”
“他，一個上海居民，一個在電影譯製廠上班的中國人，直到我在紐約再聽邱嶽峰這才恍然大悟：他沒有說過一句外國話，他以再標準不過的國語為我們塑造了整個西方。”
這是在向這位“嗓音的詩人”致敬，似乎，也是在向“譯製腔”致敬。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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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冒旭卉，《異化與歸化的跨文化傳播：譯製片的語言想象——以<普通一兵>與<簡愛（1970）>為例》，聲屏世界，2022年4月。
4. 高珊，《跨文化傳播中譯製片配音的“陌生化”解讀》，電影文學，2014年第12期。
5. 淩婧君，《論譯製片中的異化翻譯及其跨文化傳播作用》，江蘇理工學院學報，2017年10月。
6. 張錦然，《上海譯製片廠經典影片的配音藝術研究——以20世紀70年代影片為例》，藝術評鑒，2020年12月。
7. 任梓儀，《中國電影譯製片的今昔對比》，藝術大觀，2021年11月（下）。
8. 潘爭，《棚內棚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月出版。
9. 王霆鈞，《長影的故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10月出版。
10. 張偉，《電影譯製在中國的早期曆程》，新民晚報，2005年08月07日。
11. 李婷，《銀幕經典“中國好聲音”，背後有著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文匯報，2020年12月15日。
12. 王彥，《那些激蕩人心的對白，我們曾倒背如流》，文匯報，2017年03月31日。
13. 儒，《“片上華文”與“國語對白”》，新民晚報，1949年05月02日。
14. 司空離，視頻《翻譯腔究竟是怎麽來的？它的發音為何那麽奇怪？》，嗶哩嗶哩，2020年06年20日。3W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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