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村裏的，多是老人。
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們買來攝像頭裝在老家，隔著屏幕盡孝，維係著與家鄉微弱的連結。攝像頭裏，有日漸衰老的父母和淩晨偷偷溜進院子的野貓。攝像頭看不到的地方，是留守老人們更多的期盼、病痛和孤寂。
如果父母老得動不了或是生了重病怎麽辦呢？沒人敢細想——畢竟，年輕人回不去家鄉了，而父母也不想進城。
攝像頭下的影像沒那麽真切，但還算清晰——12點58分，朱素連坐在屋簷下的陰影裏，左手邊的木桌上擺著空碗碟。她把剩下的飯粒扒拉到跟前的水泥地上，七八隻小雞崽一股腦紮過來，繞著圈啄米吃。
“對我媽來說，雞才是真實的‘家人’，天天陪著她，也被她照顧。”攝像頭另一端，1000多公裏外的廣州，朱素連的兒子姚華鬆剛給學生們上完課，吃過午飯。他熟練操縱著App上的攝像頭轉動角度，以俯瞰的角度望著母親孤零零的身影。自從給老家裝上攝像頭後，每天早、中、晚，他都會習慣性地打開手機看看，“事實上，是我們需要攝像頭，不是父母需要”。
這些年，無法陪在父母身邊，姚華鬆隻能用這樣的方式維係著與家人的連結。
鏡頭下總會有一些讓他揪心的細節。最近兩年，永遠在屋裏屋外幹活的父親開始午睡了，走路步伐也比從前慢了——衰老是客觀事實，畢竟他已經74歲了。再比如3月13日這天，父親咳嗽的頻率比前一天高了些，71歲的母親又開始把治療白內障的“藥”塞進眼睛裏——朱素連得白內障幾年了，這兩年，她不知從哪兒聽來的方子，說一種植物的籽可以緩解眼痛，於是就在水塘邊的田埂上種了這種植物。每天下午將種子一粒粒撚出來，掀開眼皮塞進去，直到黑色的種子變白，再從眼裏取出。
這時候，姚華鬆會通過攝像頭喊話，提醒父親多喝水少抽煙，或者讓母親少看手機。但他也知道，老年白內障很難根治，父親也很難戒煙，“隨他吧，這麽大年紀了”。
根據民政部2022年10月數據，我國空巢老年人占比超過一半，部分大城市和農村地區甚至超過70%。姚華鬆老家湖北黃岡市浠水縣“陶家倉”有18戶人家。平日在家的不過20人左右，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和幾個在老家讀書的孩子。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們，隻能靠著裝在院子裏的攝像頭關注家人的日常。攝像頭外，則是留守老人們更多的期盼、病痛和孤寂。
“盡孝”
攝像頭在農村不新鮮了。
從浠水縣的團陂鎮乘摩托車穿過縣道、農田和起伏的低矮丘陵，裝監控的人家不在少數。村口的小商店、獨居老人家門口、養鵝的魚塘邊，甚至院門緊鎖的農戶都處於“監控區域”。
信號塔建起四五年了。最近兩年，在鎮上找王歡欣裝攝像頭的人多了起來，她供職的運營商打了廣告，200塊辦張手機卡，家裏就有了寬帶，還送個攝像頭。僅王歡欣的老家卓家衝村，300多戶人家裏，有三分之一都裝上了攝像頭——有人不放心家裏老人的身體，有人為了防止魚塘裏的魚被人私自釣走，也有人隻是想看看老家的院子以解鄉愁，盡管院子裏空無一人。
再往裏走十幾裏路，便是姚華鬆的老家鳳形地村三組，當地人稱“陶家倉”。在當地，沒有正式工作或在外打工的，都叫“討米”。陶家倉家家戶戶的年輕人基本都在外“討米”——南下的，在廣東做模具；北上的，就搞裝修。夫妻倆還往往不在一個城市，女的有進工廠的，有幹服務行業的，也有在縣城陪讀的。
〓 陶家倉
姚華鬆是廣州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離開家鄉近30年了。弟弟常年在內蒙古搞裝修，弟媳則在浠水縣陪兩個兒子讀書。年過七旬的父母獨自住在老家的二層小樓裏。2021年10月，姚華鬆在朋友圈看到有同鄉給老家裝了攝像頭，自己也網購了兩個，一個裝在院子裏，一個放在客廳裏。他本想在臥室也裝一個，被老人拒絕了，畢竟他們也有自己的隱私。
監控裏，農村老人的生活單調乏味：早上六點多，母親開始打掃衛生、準備早飯、喂雞，父親要麽扛著鋤頭走出大門，要麽在院裏劈柴。二三月還沒到農忙的時候，大部分時候母親沒什麽事做，就拿著手機坐在院子裏刷抖音，大數據精準地推了黃梅戲、農村家長裏短、如何養雞和白內障的內容給她。她一看就是一個多小時。晚上七點過後，老人早早關燈睡覺。監控變成黑白，偶爾有野貓鬼鬼祟祟闖入鏡頭。
〓 午飯後，朱素連獨自在院子裏刷短視頻
但剛裝攝像頭那幾天，姚華鬆卻很興奮，一有空就查看家裏的情況：爸媽在幹嗎，三餐吃了什麽，家裏來了誰。即使看不到人影，他也能從院子裏的水跡推測出父母剛洗完腳，有時還會通過攝像頭喊話，趕走跑進堂屋拉屎的雞和淩晨偷偷溜進院子的野貓。
點擊手機App裏的“通話”鍵，姚華鬆可以和家裏隔空喊話，電流裏傳來的人聲大得像廣播。看到爸媽經過，他有時會找個安靜的地方和他們聊上幾句，問母親“中午吃了幾個菜”，提醒她多喝水，不要太勞累。有一次他在圖書館寫東西，從手機裏看到母親正要出門，急著想跟她說話，邊走邊喊了聲“媽”，驚得周圍人抬起了頭。
〓 姚華鬆和父母的合影
沒過多久，姚華鬆發現了一些不對勁的地方——母親出現在院子裏的時候，衣著變得正式了。他意識到，在攝像頭的凝視下，老人的生活受到了幹擾，變得不自然也不自由了。再後來，客廳的攝像頭幹脆被父親拔了，“沒什麽好看的”。隻有家裏來客人的時候，他才會重新連上，讓兒子看看家裏的熱鬧場景。
最讓姚華鬆揪心的是，有一陣，他發現母親會駐足在攝像頭下，長久地張望，直到什麽也沒等到，離開時嘴裏還不忘罵一句，“我家的怪種又跑哪裏玩去了”。
一天之中，這樣的場景會重複多次。
姚華鬆之後才明白，沒讀過書的母親不理解攝像頭另一端不會永遠有人，她以為兒子不理自己了。攝像頭帶給她期盼和假象，期盼落空的時候，又給老人平添了失落感和剝奪感。
攝像頭照不到的地方
隔著屏幕“盡孝”終究太過遙遠。更何況，也總會有些攝像頭照不到的地方。
最近幾天，朱素連逢人就說自己手抽筋，手背青筋凸起，提不了重物，“得吃鈣片”。於是村裏的婆婆們交流起有關鈣片的話題，外地的子女總會買大瓶大瓶的鈣片寄回老家。有人堅持每天一粒，有人隻有腿疼時才吃，因為聽說“吃多了骨頭會變得很脆”。
村裏的老人們最怕的就是摔倒——萬一中風，就必須有人照顧了。住在朱素連家後坡上的夏菊開69歲了，年前摔了一跤，“差一點人就沒咯”。彼時防疫政策放開沒多久，村裏人陸續“陽”了。夏菊開晚上起夜，突然頭暈，一頭栽到地上。老伴耳朵聽不見，小孫女又睡得死，她在地上躺了兩三個鍾頭，在淩晨凍醒，自己爬回了家裏。
老人們一貫報喜不報憂。次日早上八九點鍾，遠在深圳的兒子王佑兵從攝像頭裏看到母親臉上一大塊黑青。夏菊開在追問下才說了實情。王佑兵打電話給鎮上的妹妹，後者叫了輛摩托車，把老人馱到鎮上衛生院檢查，住了一個星期院。
住在池塘對麵坡上的胡奶奶名字也叫“菊開”——和夏菊開一樣，她也是農曆九月出生。“九月菊花開”，她這樣解釋自己的名字。
〓 71歲的胡菊開在農村獨居
胡菊開71歲。老頭死了10年，她也就一個人住了10年。擔心老人在家發生意外，在佛山打工的大兒子給家裏裝上了兩個監控，一個對著大門和院子，一個對著門外的土坡和雞窩。大兒媳嚴夢枝在武漢一家早餐店打工，下午兩點收了工就對著攝像頭朝婆婆喊話。
“不要跑來跑去的！你把身體搞好，我們好多打幾年工！”攝像頭那端，嚴夢枝再三叮囑。
胡菊開有風濕，噴藥、打針、做理療都不管用，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可她閑不住，又不願意花錢買煤燒，總彎著腰四處撿柴火。看到大門上掛了鎖，嚴夢枝就知道婆婆又出門去了。她一個電話打過去，“又去打牌咯？怎麽望不到你？”“天天叫，總是那幾句話，聽著好煩哦！”胡菊開腳痛起來就煩得很，再後來，幹脆搭梯子上去把攝像頭電線扯了。
再想想，她覺得兒媳也是關心自己，就又給接了回去。
家人怎麽喊話和叮囑也不管用，胡菊開還是摔了一跤，中風了。那是淩晨三點多，她腳痛到睡不著，迷迷糊糊爬起來在院子裏轉悠。她隻記得自己一下子跪了下去，然後就在醫院住了半個多月，吃藥，說胡話。此後她身體大不如前，腦子愈發糊塗，總記不住鑰匙放哪了。
家人不許她種地了，她也不敢再去打麻將，擔心情緒一激動，人沒了。她其實不怕死，最怕自己中風嚴重“不中用了”。她不知道那一天什麽時候會來，“出去（跟兒女）住是不可能的，他們在外麵，隻能自個兒顧自個兒”。
有時閑得難受，胡菊開就去池塘對麵找孫媳婦——那是村裏唯一的年輕人，留在老家拉扯著兩個孩子。孫媳婦性子好，跟誰都聊得來，院子裏每天都聚著三五個串門的鄰居——皮膚黝黑的婆婆68歲了，老頭早不在了，兒子當完兵回來“人壞了”，得了精神分裂症，不吃藥就打人，全靠低保和她一個人種田過活。村口那家的大爺60歲了，在武漢打工，一個月回家一次。老伴、生病的女兒和剛上幼兒園的外孫在家，同住的還有70來歲的遠房老表，說不了話，耳朵也聾。在武漢，別人刷短視頻，大爺隻看家裏的攝像頭，想著萬一有事就打電話給派出所。
用姚華鬆的話說，留在村裏的，多是老弱病殘。
也有幾個孩子留在老家給老人帶。留守的孩子不好教。附近學校有個孩子的爸爸六年沒回家，孩子上課不聽講，有一次因為作業沒做，怕老師檢查，從教室逃跑，最後被發現躲在了公廁。鎮上的小學合並了早前的7所學校，周邊4個行政村的小孩都在這兒念書，加起來也就百來人。“一年比一年少。”姚華鬆的三叔在這所學校教書，提到這些，他直搖頭，“鄉村人口要回歸，難哪。”
〓 平時村裏隻有六七十歲的留守老人，隻有過年時一家人才能團聚
為了給兒子娶媳婦，村裏家家戶戶蓋起了二層小樓。可隻有過年時，二樓的燈才會亮起。
2023年春節，姚華鬆在村裏轉了一圈。他發現，有人一回老家就忙著應酬，早上10點起來吃完早飯，就開車出去聚會，直到深夜才回家；有人春節回家就住在鎮上的酒店，因為不適應老家室外的旱廁和洗澡時的陰冷，也害怕打亂老人早睡早起的生活節奏。更常見的場景是，年輕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埋頭刷手機，一整天下來和父母說不了幾句話。
鴻溝
但這也正常。姚華鬆有時也覺得，和父母之間像是有一道鴻溝，難以逾越。
不久前，他網購了兩隻油香雞寄回家。隔著攝像頭，他問父親收到快遞沒。後者一臉不悅，埋怨他亂花錢，“你愛吃，不代表我愛吃”。
涉及物質方麵的事情上，父親一直擰巴——他總穿舊衣服，把兒子買的新衣服壓了箱底；他幾乎不吃水果，對兒子網購回家的龍蝦生蠔不屑一顧。每次離家前，姚華鬆都會給父母留些錢，但他得先把錢藏到某個地方，等回了廣州，再告訴父親，否則他是絕對不會收的。
姚華鬆還不能理解父親為什麽總是閑不住。四月份才開始農忙，但最近他卻很少能在攝像頭裏看到父親。一打聽，父親跑去隔壁村幫人砌圍牆了，一天百十來塊錢收入。磚瓦工幹完了，他又忙著收拾雜草、扛著鋤頭翻土，晌午日頭最烈的時候，還在地裏忙活。
〓 日頭最烈的時候，田裏隻有姚少明在勞作
在陶家倉，姚少明算是最能幹也最勤快的。他祖上是地主，成分不好，讀完小學二年級就輟學了。早年間，他去石化廠燒鍋爐，在武漢做磚瓦工，從1985年幹到了2003年，供大兒子讀完大學，又蓋起了家裏的二層樓給小兒子娶親。再後來，他還是閑不下來，四處幫人蓋房子、搭灶台、主持喪事。冬天沒農活幹了，他就養野蜂，把這當作“跟城裏人養花一樣的愛好”。
就在2023年春節前，姚少明還在早上六七點騎著摩托車跑到五六公裏外的親戚家，幫忙挖廁所。小兒子很生氣，他心疼上了年紀的父親還要去賣力氣，再說家裏也不差錢。姚華鬆也納悶——弟弟在內蒙古算是個小老板，自己在大學教書，每次回家分別給父母留下幾千塊錢，平時也總買東西寄回去，老人不缺錢不愁吃的，何必這麽節省？
對母親朱素連來說，最要緊的財產是自己養的9隻雞。
每次從雞窩裏撿出熱乎乎的雞蛋，她都要講給旁邊的人和攝像頭另一端的兒子聽。這是她頂有成就感的事。兒子離家時，她總要裝上雞蛋、米，和家裏的臘魚臘肉，讓兒子帶走。
但這種勞動的價值往往會被無視。有一年除夕，全家人圍著火爐烤火聊天，姚少明說起，兩個兒子都是自己培養的，房子也是自己掙錢蓋的，笑話老伴什麽貢獻都沒做。朱素連立馬反駁，“過年吃的300斤的大肥豬不是我養的？”在她眼裏，這是自己對家裏最大的貢獻。
前些年，家家戶戶都去河邊鏟沙拉去賣。用卡車拉的人一天能掙上千塊，朱素連用鐵鍬鏟，一天也能搞到兩三百——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掙錢。
2018年過年期間，朱素連把姚華鬆拉到房間，反鎖了門，掏出4隻縫了線的長襪子，用剪刀拆開縫線，倒出來一大桌子紙幣。1角、5角、1元、2元，再到100元，分門別類疊成一遝，姚華鬆足足數了兩個半小時，一共43500塊。這是過去四五年裏，朱素連鏟沙掙到的錢。
姚華鬆抱著母親哭了。她終於在丈夫和兒子麵前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再後來，他也嚐試著去理解父親對他買東西回家的“敵意”——也許是老人節省慣了，又或者，那關乎一個農村老人的體麵。
回不去的家鄉
姚華鬆不是沒想過讓父母進城。
女兒出生時，他把父母接到廣州住了一年多，幫忙帶孩子。但老人適應不了城裏的生活——朱素連看不懂紅綠燈，連馬路都不會過；一向沉默的姚少明學不理解城裏鄰居的社交規則，走在路上，有人向他問好，他基本不會回話。
兩代人沒少因為生活節奏鬧矛盾。老人在家閑得沒事做，下午兩點就開始準備晚飯，四點半飯就做好了，但姚華鬆上完課，通常會留在學校打會兒籃球，六點半才回家。母親不理解，罵他都40多歲的人了，還貪玩，又打不過人家，搞得手流血。
母子倆為此吵了一架。朱素連把自己反鎖進房間不吃飯，姚華鬆隻好一張一張往門縫裏塞100元紙幣，塞到第四張的時候，母親才被哄好。
老人習慣早起。每周六早上六點，朱素連會下樓遛彎。她總忘帶鑰匙，遛了半小時後上樓使勁按門鈴，吵到姚華鬆一家沒法睡懶覺。他有時抱怨幾句，母親會氣到哭，把鼻涕直接甩在牆上。姚華鬆得不斷提醒自己，母親表現得越反常，自己越要去理解，畢竟她沒讀過書。
在村裏閑不下來的姚少明，進城後很少出門，吃完飯就拿著iPad回到臥室裏躺著玩鬥地主。他覺得自己“睡病了”，總喊著這裏痛那裏痛，晚上做夢還會夢到自家地裏的稻穀被偷了，花生被人扯了。
姚華鬆看父母住不習慣，把他們送了回去。回老家後，老人自在多了，什麽毛病都沒了。
〓 姚少明和朱素連在做飯
為了讓老人能看到自己和孫子孫女，每天晚上7:30左右，姚華鬆會給家裏打一通視頻電話。另一頭的父母早在六點之前就吃了晚飯，關好門甚至關了燈，準備睡覺了。他們不理解大城市的生活節奏，總會抱怨兩句，“一天到晚帶孩子出去玩，也不早點兒吃飯。”
陶家倉更多的家庭沒有條件在大城市買房，更別提接老人進城了。王佑兵在深圳做模具，妻子在東莞電子廠。他們把房子租在了房租更便宜的東莞，夫妻倆每周團聚一次。兒子從小在村裏被老人帶大，女兒該上幼兒園時，也被送回了老家。
王佑兵每天通過攝像頭關注孩子的動態，時不時跟他們喊話。讀高一的兒子結束月假該返校了，他背著書包剛坐上摩托車，攝像頭裏傳來了王佑兵的聲音，叮囑他好好學習，到了縣裏記得把頭發剪短。兒子沒說話，擺擺手上車走了。女兒每天下午五點多放學，遇到不會做的題，總會用手機拍照發給王佑兵，請他輔導。王佑兵最近總發愁兒子——他最近迷上了手機遊戲。王佑兵想勸他專心學習，又怕話說重了。畢竟現在小孩自尊心強，他聽說，前不久隔壁村有個高二的孩子，因為玩手機被班主任批評並通報了家長，從5樓跳了下去。
王佑兵盤算過回老家的事。這個念頭在他腦子裏打轉了十來年，每次都被現實逼退。
他自小長大的這個村子，四十多年了，除了那條彎彎曲曲的村道在四五年前鋪上了水泥外，再沒新的發展。村裏的老人都上了年紀，田地慢慢撂荒了。農民基本沒收入，過了60歲的，每人每月能領到125塊養老金，全靠在外打工的子女逢年過節給些生活費過活。
縣裏的工作大多月薪兩三千，武漢的富士康招的基本是小年輕；如果去武漢做模具，和自己幹了20年的老本行又不大對口，工資也比在深圳少2000塊。2000塊夠老家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了。
王佑兵打算再拚幾年，幹到50歲就回武漢，至少離老家近點兒，“不知道那時候老人身體還吃不吃得消，我得回去給他們養老。”
姚華鬆也不是沒想過父母的養老問題。兩個老人在老家相互扶持，是目前看來最合適的。他想著，真到了父母行動不便的時候，大概率要由弟媳出力，他來出錢。最近幾年，每個公共假期和寒暑假，他都要回家陪在父母身邊。他會牽著母親的手，在村裏、田埂上、對麵的山裏轉一轉，上午下午各一個小時，“讓爸媽開心一點，好像他們離開的時間也會推遲一些。”
實際上，早在10年前，姚少明就找人在祖墳旁挖好了六個洞，是留給兄弟三人和各自老伴的。就像現在村裏的房子一樣，比鄰而居。
〓 姚華鬆家祖墳旁早已挖好了六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