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時期的王滬寧。(畢業論文網)
在本專欄上星期五播出和刊登的《王滬寧“文革反思”的與時俱進》中,已經介紹過了二十五年前《江澤民的幕僚》書中的王滬寧專章,《專家當智囊,教授變幕僚
–江澤民的政治化妝師王滬寧》首段內容。出版此書之前,筆者是第一個向外部世界介紹王滬寧的媒體人。
該書中介紹說:一九九五年初,如果說江澤民借反腐敗為名,成功地整垮了以陳希同為首的北京幫,狠狠地教訓了以鄧家後代為代表的一批經商“太子黨”的舉措,一度起到了令黨內黨外刮目相看作用的話,他將上海複旦大學青年教授、著名政治學家王滬寧正式納入自己門下,則在大陸知識界階層引起一番強烈回應。此消息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初,即傳遍上海、北京兩地。王滬寧接旨進京前,向朋友透露的新任職務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務委員兼政治組長。政治組長僅僅是個正局級職務,但室務委員則可以享受副部級待遇……。
日後,直到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官方宣布的王滬寧進京“下(中南)海”時間的次年,記得當時的《江澤民的幕僚》一書已經被銷售到第十版,筆者從王滬寧的一位博士生口中得知,他王滬寧進京效命江澤民的最早時間是1994年夏天。日後筆者仔細研讀了王滬寧於1995年一月出版的《政治的人生》(王滬寧個人日記),從具體內容中找到了他1994年整個夏天都在北京北戴河參與起草十四屆四中全會文件的佐證。
也就是說,如果說以首次參與起草中央全會的重要決策文獻的時間算起,政治學學者出身的王滬寧踏入中南海,成為中共最高決策層之重要幕僚,已經長達二十六年時間了。
奉詔進入參與起草十四屆四中全會決議的時間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當時的王滬寧未滿四十歲,如今的王滬寧到下個月,即二零二零年十月即年滿六十五歲了,正好是中共政權正省部級幹部的退休年齡。
而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奉詔進入中南海參與起草江澤民的“獨立宣言”
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之前,事實上他王滬寧已經在“體製外”以“知名青年學者”和和複旦大學教授身份,積極進行“理論介入”很長段時間了。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完成碩士學業之後,王滬寧至少是上海方麵的同批青年學子中,進入角色最快者之一。用其崇拜者的話說: “出道甚早,
八十年代曾經在政治學、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獨領風騷。”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王滬寧的論文和譯作在《社會科學戰線》、《國外政治學》、《政治學研究》等專業刊物一篇接著一篇,令同行新老學者不得不瞪大眼睛關注;其觸及當時最被關心的政治體製改革問題的時論文章則在《讀書》、《世界經濟導報》等理論先驅報刊,及《文匯報》、《解放日報》、《光明日報》等擁有眾多知識分子讀者的報刊上連篇累牘,不但將影響力擴大至政治學專業之外的學界領域,也逐漸受到當時的一些中共高層領導人和上海市領導人的注意。其《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背景與前景》、《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發展觀》、《初級階段與政治體製改革》等長短立論,曾引發起出許多或讚成或反對的討論意見。其《論民主政治建設》、《推進政府功能的國際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主體性》、《論政治透明度》等文章,僅從標題看便給人思想非常“前衛”的感覺;而《當代美國民主共和製比較研究》、《當代西方政黨的組織結構比較》、《當代政治學分析》、《國家主權》等文章和專著,更給人以研究視野十分開闊的印象。
王滬寧自己解釋自己這段時間的表現是:“我的長項是政治哲學,對此道一向念茲在茲。但在中國變革的大氛圍中,終究按捺不住,受外界熱烈運動之感召,動手寫起有關中國政治發展的文章。鬼使神差竟然寫了一些,而且興味愈增……,“頗有點(理論)‘介入’的味道。”
這裏的“介入”二字的引號是王滬寧自己使用的。
這段時間裏,其崇拜者對王滬寧“獨領風騷”四個字,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理論界認同者有多少,令人懷疑。不過如此肯定王滬寧的人同時也承認,“文人相輕”。理論界本來就是誰看誰都不順眼。
確實,王滬寧出道之始,即不斷遭受各種批評。比如認為他的著述過於“淺白”,不夠“理論化”,並不具備“程式化”特點,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毛主義衛道士認為,他的觀念和理論是標新立異和離經叛道;支持改革政策的黨內理論工作者認為,他擅長用馬克思主義義解釋新問題,其見解和主張起到了賦予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以現代實用意義的積極作用;而從理論基礎上否定中共建黨治國之指導思想者則認為,他不過是學會了一些《毛澤東選集》和《鄧小平文選》中沒有的政治學時髦術語,生拉硬扯、牽強附會地圖解馬克思主義“新意”,充起量具備一點為中共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找出“現代理論根據”的實用價值。更有看不起王滬寧的人幹脆認為,他的所謂“政治新論”不過是把馬列文論、鄧小平文選及西方的《君王論》、東方的《資治通鑒》“一鍋燴”。

青年時期的王滬寧(右二)。(Public Domain)
無論哪種評價較為中肯,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滬寧即開始在大陸思想理論界顯露頭角,一度曾是上海複旦大學最年輕的人文學科副教授,在整個大陸的政治理論界是叫得響的幾位青年學者之一。
大概從一九八八年開始,王滬寧“理論介入”的衝動漸漸淡了下來。對於外界褒貶參半的評價,王滬寧統統回報以不經意的微笑,借編輯自己作品集之機詮釋自我說:“我一直給自己設計了一種生活:清心寡欲地做學問,不受外部紛繁世界的騷擾和誘惑,象魯迅先生所言: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我相信,學問出於清靜,應當保持‘大腦衛生’……。
有評價王滬寧的人士說,他“曾經是一名教授,教書育人是其本分。但他愛這份職業,並視其為樂趣。”
而他本人在《收錄於政治的人生》一書的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記中說:作為一名教師,給學生上課是一種快樂。學生能給他一種生命的交響,一種活的知識對象,一種流動的意識過程,一種雙向的信息交流。這大概是任何其他職業均不能實現的。這是老師的最大樂趣。他還認為什麽樂趣也不能比塑造生命的樂趣,尤其是塑造生命成功的樂趣更樂趣。
但寫下這段文字後不出半個月,他就自己把自己安全“異化”了。
王滬寧在一九九四年六月奉詔進京參與起草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當天,即被安排住進中央警衛局招待所,等待江澤民的親自召見。
這個當時的中央警衛局招待所隸屬於中央警衛局服務處。日後外界有報道說,王滬寧的第三任妻子原是中央警衛局服務處服務員,與王2014年5月結婚。如果這則消息屬實,那麽他王滬寧與出身中央警衛局服務員的第三任妻子結婚的時間,已經是他第一次住進中央警衛局服務處招待所的二十年之後了。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裏引述了王滬寧首次奉中南海之詔進京之後,曾賦《夜遊長安街》一詩抒懷:清雨忽降淨京城,枝綠牆紅照夜燈。信步輕盈伏串露,合手重凝振拱門。
指觀世事出清淡,笑看人生入深沉。過客匆匆獨寂寥,方識厚意又得聞。
這其中“指觀世事出清淡”,顯然是他過去一度為自己設計的那種生活:“清心寡欲地作學問,不受外部紛繁世界的騷擾和誘惑,象魯迅先生所言: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當時他的自以為“學問出於清靜,應當保持‘大腦衛生’……”。
接下來的一句“笑看人生入深沉”的“笑”字,多少有點自嘲的味道。“深沉”二字,無疑說的是自己從此踏入的中南海的“宦海”。
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都知道,漢語“下海“二字的字麵意思之外,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始就引申了許多經濟和政治色彩,一般指放棄或保留原來的工作去經營商業和創業。
而當年的王滬寧則是把從複旦大學步入中南海勤政殿的轉換人生“跑道”的行為,用“下海”二字形容。這是當年王滬寧的一位門生向筆者複述的。

習近平和王滬寧。(路透社)
眾所周知,當年的中國大陸人辭去公職“下海經商”曾是一種“冒險”行為,是謂丟掉“鐵飯碗”,捧起“泥飯碗”。這就是二十六年前的王滬寧為什麽也用“下海”二字形容自己也是把複旦大學教授的“鐵飯碗”換成了中南海裏的“泥飯碗”,其詩中的“深沉”二字應該是隱喻了王滬寧對日後在中南海裏的“宦海生涯”莫測高深的不確定感。
在民間評論王滬寧的文章介紹說:王滬寧涉獵極廣,閱讀量驚人,幾乎無書不讀,無時不用功。他在《政治的人生》一書的自序中說:“多年來養成一種習慣,或者說不得不養成法這樣的習慣,就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靜靜地思考一天來的經曆。白天,均在異常的忙亂中度過,沒有工夫思考。有工夫思考的時候,大多也用於作嚴肅而枯燥的學術思維,專業的厲害。而對於人生,卻沒有時間去思考。夜色下來,一切歸於寧靜,望著窗外閃爍的路燈,可以靜靜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自己在行政工作和學術研究中排不上號的事情。從中找出有意義的東西,做一點小小的思想享受。”一個人多年堅持這樣的習慣,每日回顧過去的一天,在讀書中思考和感悟,或總結、或自省,並將此作為思想享受。
王滬寧進入中南海之前確實讀書甚多,涉獵麵甚廣,這從王滬寧自己對外公開介紹過的他的日記內容中可以看出。這可以也是為什麽,他給習近平起草的講話稿中能夠開列出那麽長的一串書單。
一九九四年七至十月在北京和北戴河參與起草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期間,王滬寧仍然堅持每日夜讀,偶有星期天被起草小組準假的機會,便在白天時間狂書店,“淘”書攤。
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被公開對外發表後,人已經從北京回到上海複旦大學家中的王滬寧在日記裏記述了如下一段內容:淩晨讀《毛澤東的秘書們》,寫了毛澤東的六大秘書: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江青、高智和羅祿光,有豐富的材料和細節的描寫,對過去的很多事情有了新的了解。披露毛澤東對詩的一段評論:“詩難,不易寫,經曆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是寫詩人的深刻體會。
在此之前,雖然他王滬寧參與了十四屆四中全會之重要《決定》的起草,但是從對外名份和“組織編製”的角度,這段時間仍然還可對外以“體製外學者”自詡。
但完成這份階段性工作回到上海之後,他顯然在是否接受江澤民等人的要求、“下海”充當中共最高決策層職業幕僚的問題上,還“思想糾結”過一小段時間,這就是為什麽他會在這段時間裏特別研讀《毛澤東的秘書們》,似乎是竭力要從中晤出“不足為外人道”的中南海裏麵的人們的“冷暖自知”。
王滬寧曾經說過:“曆史告訴我們,‘政治常有,而政治學不常有’。自己過去在寫政論文章時,完全是受變革時代的召喚,逐漸地悟出了責任、良心和向往……。”
“糾結“之後,他最終放棄了“不常有”的政治學,“下”到中南海裏終生效命於“常有”的中國政治 —
嚴格地說,是中國共產黨之政治!
(文章隻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王滬寧25年前選擇“下海” 青年時期舊照顯精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