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戶政治家”拜登:五年前的大嘴,今天的瞌睡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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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戶政治家”拜登:五年前的大嘴,今天的瞌睡喬


本文刊發於《環球財經》2015年8月刊

記者 | 劉美

編輯 | 吳菲菲、張鑫

2015年6月6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他的家人以及幕僚團隊走出降半旗致哀的白宮,前往特拉華州威明頓市參加一場特殊的葬禮,跟他一起前來的還有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以及數十名參眾兩院政治家和當地政府官員組成的吊唁團。葬禮客人還包括一批藝術家,其中包括酷玩樂隊主唱克裏斯·馬丁(Chris
Martin),他並不認識死者,隻是聽說死者是他的超級粉絲,便主動前來演出。前來憑吊的普通民眾更是人山人海,許多人在教堂外排隊超過五個小時,隻為遠遠看一眼即將下葬的木棺。

“散戶政治家”拜登:五年前的大嘴,今天的瞌睡喬
這場豪華葬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不熟悉內情的外國媒體不免追問,死者究竟是誰?他的名字叫博·拜登(Beau
Biden),因腦瘤而英年早逝的特拉華州檢察官,享年46歲。重點在於,他是美國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的兒子。老拜登在兒子葬禮上潸然淚下的畫麵也登上了許多中國網站的首頁,老年喪子之痛令讀者感同身受,在那一刻似乎原諒了這位美國副總統惡言攻擊中國的不快往事。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拜登這個名字幾乎總是跟“麻煩”聯係在一起
。當中國周邊海域局勢緊張之時,拜登訪遍日本和南亞各國“煽風點火”;2014年在美國國內大學的演講中,他悍然宣稱中國不可能有“開放和公平的法律體係、充滿活力的風險資本市場以及創新思維”,因為中國人“不能另類思考,不能自由呼吸”;就在不久前,拜登還就南海問題“尖銳地警告北京”,“相關國家要遵守國際法,保持海洋商路的開放和暢通。”

不過美國人眼裏的情況相反。其子葬禮上的高朋滿座說明拜登人緣極佳,兩黨通吃。正如美國《國家雜誌》(National
Journal)所寫:“拜登在資深政客中實屬罕見——他幾乎沒有任何敵人,人們即便不讚同他的觀點,也很喜歡他這個人。”拜登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草根政治家,他充滿巧合、幸運與悲劇的人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美國政治的另一個側麵。

“拜登究竟還要說多少蠢話”


在美國政壇,拜登最著名的特點就是“口不擇言”。根據采訪過他的記者的評價,拜登“永遠在講著愚蠢的、冒犯他人的、扯得沒邊的言論”。
政治顧問們無法給他提建議,因為他總是在公共演講時脫稿即興發揮,也不在乎言語粗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2010年3月23日,在奧巴馬簽署醫改法案的儀式上,拜登悄悄對總統說道:“你真是幹了件XX的(美國國罵)大事!”他忘了關掉麥克風,這句話被現場直播出去。幸好白宮新聞官處理危機的經驗十分豐富,立刻通過推特回應道:“您說的沒錯,副總統!”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政府發言人無奈地表示:“這就是我們可愛的副總統,我們沒辦法改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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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對醫改問題的“胡言亂語”能夠被危機公關為“好事”,這是因為他的立場與白宮一致。但在很多時候,他率性的言論為民主黨帶來了不少麻煩。2012年5月,正值奧巴馬的連任選戰如火如荼之時,作為競選夥伴的拜登在一次公開活動上被問到對同性戀婚姻的態度,他隨口答道:“我覺得完全沒問題啊!”這個回答引發軒然大波,在那之前,奧巴馬競選團隊已經就這個問題擬好一套統一的說辭,約定在社會輿論明朗之前不明確表達態度,以避免激怒保守派選民。拜登的發言打亂了民主黨的部署,奧巴馬不得不在若幹天後提前宣布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有媒體報道援引小道消息稱,奧巴馬十分惱火,對身邊人抱怨道:“拜登究竟還要說多少蠢話!”民主黨之所以選擇拜登作為奧巴馬的競選夥伴,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他是天主教徒,事實上,他是美國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副總統。政治顧問們希望憑借這一點吸引保守派選民,然而拜登“比自由派還自由派”的言論跟天主教的核心觀念處處相悖。除了同性戀婚姻外,他對墮胎也持支持態度,表示“雖然我個人相信生命開始於受精卵,但沒必要用法律手段強製所有人都相信”。這番言論令他家鄉的教會主教薩塔雷利(Michael
Saltarelli)勃然大怒,宣布美國境內的天主教學校和其他宗教相關機構都將禁止拜登入內發表演講。

雖然多有抱怨,奧巴馬第二個任期的副總統依然是拜登,因為在惹怒一部分人同時,拜登的演講風格也令一大批人十分欣賞——其中大部分是藍領工人和社會中下層。正如政治學者芬曼(Howard
Fineman)寫道:“拜登不是個學者,也不是個思想家,他是個偉大的小市民。就像那些在小鎮上工作的推銷員一樣,他知道如何向大眾推銷觀點,這是愛爾蘭裔特有的天賦。”另一位政治學者布羅德(David
S.
Broder)寫道:“拜登是個典型的美國人——積極樂觀,對他人和對自己同樣慷慨。”拜登的風格與他成長的環境密切相關,他正是“嬰兒潮”與“美國夢”在社會中下層集結而成的縮影。

“散戶政治家”的逆襲


一些分析人士將拜登稱為“散戶政治家”(retail-level
politician),意思是他對那些“正規宣傳手段”無法涵蓋的“散戶”選民——藍領工人、鄉村居民,以及城市中對政府不滿的“憤青”們有很強的吸引力。因為拜登本人就是從這樣的環境中走出來的。
他生於二戰困頓中的1942年,由於父親失業,經曆了貧窮動蕩的童年。青少年時代隨著美國經濟的好轉,他獲得了良好的教育和體麵的工作,成為一名律師。社會整體的向上趨勢與個人奮鬥過程重合在一起,造就了那一代美國人的樂觀天性和對個人能力的無比自信。

不過,也有很多人認為拜登“自信”過頭而近乎於“狂妄”。他自幼就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中學時代他所有的課程都是勉強及格,唯有勇猛好鬥的性格幫助他在學校橄欖球比賽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從特拉華州大學畢業時,他在全班600人中排到500多名。接著他進入紐約雪城大學法學院就讀,卻不是出於對法律的愛好,而是為了追求住在學校附近的一位姑娘,她的名字叫內莉·亨特(Neilia
Hunter)。內莉的家庭是新教徒,不願接受一位天主教女婿,他們的戀愛受到許多阻撓。拜登向內莉承諾,自己一定會出人頭地,“30歲當選參議員,之後競選美國總統”。這成為他走上政壇的重要動力。

不過,這段學習生涯對拜登而言是痛苦的。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法學院是“世界上最無聊的事情”。在一次期末作業中,他寫了一篇15頁的論文,其中5頁被指為跟他人已發表論文“雷同”,拜登堅持認為這不算剽竊,隻是“錯誤的引用”。1968年他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全班85人中排名第76。

畢業前,拜登和內莉結婚了。這對年輕夫婦很快遭遇了經濟困難,作為一名欠缺經驗的刑事律師,拜登的收入在業內屬於下等,他不得不依靠當“二房東”——美其名曰“房產管理者”來賺錢。這段經曆使他對租房族的困境深有體會,進而為他提供了從政的第一個契機。由於討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鬆,拜登決定以民主黨人身份參加地方選舉。1969年,他以在城郊地區修建公共住房為核心政治主張,當選特拉華州紐卡斯爾市地區議員。這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因為他所在的選區是傳統上的共和黨選區。

1972年,未滿30歲的拜登決定參選參議員。根據美國法律,參議員的最低年齡就是30歲,如果能夠當選,拜登將在就職時恰好滿足這個年齡要求。年輕的拜登之所以能夠獲得競選機會,重要原因是特拉華州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博格斯(J.
Caleb
Boggs)聲譽極高,已經連任多年,被視為不可能被打敗的政治圖騰。成名的政治家不願與他直接競爭,民主黨對該州的參議員選舉實際上已經“放棄治療”,隻是本著“重在參與”的態度讓拜登試一試。

對於拜登而言,更大的問題是缺乏資金,沒有錢雇傭專業政治顧問,他的競選團隊完全由家人組成,由姐姐出任惟一的公關經理。他們幾乎沒有政治捐款,無法在報紙、電視投放廣告,隻能自己印刷“小廣告”在街上分發,拜登則挨家挨戶親自拜訪選民進行拉票。在1972年夏天的民意調查中,拜登的支持率落後博格斯高達30%,這似乎是一場毫無懸念的選舉。

然而,正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發生的大量“意外”政治事件一樣,在那個創造無數奇跡的時代裏,拜登在選舉前的兩個月實現了驚天“逆襲”。在11月的正式投票中,他以3000餘票的優勢擊敗博格斯,當時離他的30歲生日還有12天,他因此成為美國建國以來第六年輕的參議員。拜登的獲勝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年邁的博格斯原本就心生退意,當地選民也渴望改變。不過,他兢兢業業的“散戶”營銷手段,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充滿激情的即興演講是他的拿手好戲,對選民一視同仁,對選區內大小事務無不透徹了解,拜登的親民風格自他從政伊始就固定下來,一直延續至今。

悲劇與命運

成功當選參議員給拜登帶來的快樂隻持續了一個月,1972年12月18日,拜登家族的連續性悲劇拉開帷幕,他的妻子內莉開車載著三個孩子——3歲的博、2歲的羅伯特和1歲的娜奧米,前往市中心的商店采購聖誕用品,途中與一輛卡車相撞,內莉和娜奧米當場死亡,博和羅伯特身受重傷。

“散戶政治家”拜登:五年前的大嘴,今天的瞌睡喬
內莉、拜登及兩個兒子

拜登家庭的悲劇極大提高了他在全國範圍內的知名度,媒體將他追捧為堅強精神的典範,第二年(1973年),《時代》周刊把他列入“改變未來的200張年輕麵孔”之一。然而,正如許多被大眾“消費”的悲劇一樣,外在的同情和鼓勵遠遠不能彌補痛失妻女給拜登帶來的負麵影響,他陷入混亂和悲傷中,甚至一度考慮辭職隱退,幸好被黨內同僚勸阻。這場悲劇嚴重影響了拜登的早期政治生涯,導致他錯失了一個年輕政治家建立成熟思想體係和圈內人脈的黃金時期。在1977年他與第二任妻子吉爾(Jill)結婚之前的五年裏,他把兩個孩子作為生活的重心,哪怕正在參議院開會,隻要孩子的電話打來,他就會立刻離開。每年的12月18日他都不工作、不見客,以寄托對妻女的哀思。

拜登把兩個孩子留在家鄉由家人照顧,自己則每天坐火車往返於華盛頓和特拉華州之間,這趟火車單程1.5個小時,並且末班車結束的時間很早。為了讓火車偶爾推遲開車,拜登開始私下裏跟美國鐵路公司(Amtrak)的管理層和工作人員“套近乎”,經常參加他們的聚會和活動。這種政治家“自私”的動機給美國鐵路行業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獲,拜登因此深入了解到了一線鐵路工作人員的疾苦,並為增加鐵路部門撥款付出巨大的努力。多年以來,美國汽車業和航空業的強大導致鐵路業處於弱勢地位,從未有過政治家像拜登這樣,為鐵路工人的福利和鐵路運營安全奔走呼籲,人們親切地稱他為“美鐵喬”(Amtrak
Joe)
。2011年,美鐵將威明頓市的車站命名為“喬·拜登站”,以紀念他對美國鐵路的貢獻。

1977年,拜登與吉爾結婚。吉爾跟拜登一樣是天主教徒,他們在生活習慣與政治觀點上極為合拍。第二次幸福婚姻改變了拜登的人生,他終於開始積累自己的政治資本。從1981年起,他在老本行——刑事立法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通過並負責修改了1984年美國《綜合犯罪控製法案》(Comprehensive
Crime Control Act of 1984)的重要條款。


1987年
,拜登實現了20年前對內莉的承諾,宣布參加第二年的總統大選。在民主黨內部初選早期,他一度占據優勢。毫不意外,拜登是最受底層民眾歡迎的候選人之一,突出表現就是來自普通大眾的政治捐款,1987年的第一個季度他募集了170萬美元的資金,比其他任何候選人都要多。

然而,隨著選戰的深入,拜登表現出越來越多容易遭受對手攻擊的致命缺陷。跟許多普通人一樣,他有時喜歡“吹牛”,例如宣稱自己在學校中是個優等生,當他青少年時代的成績單被媒體翻出,不免顏麵掃地。最大的醜聞莫過於他在法學院就讀時“抄襲論文”的那段曆史。不巧的是,拜登學生時代的“汙點”被大量揭出時,總統選戰還處於早期,其他候選人鮮有新聞出現,更不用說醜聞了。拜登成為那段時期媒體惟一可挖的新聞點,隻可惜大部分是負麵新聞。這時,早年缺乏政治人脈積累的缺陷也暴露出來,拜登並不屬於任何政治派別,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幕後團隊來指導他如何應對公關危機。1987年9月,拜登宣布退出競選,並直言自己為“學生時代的錯誤”付出了過多的代價。

選舉失敗給拜登造成的失落也隻持續了三個月,命運的奇妙又一次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由於提前退出大選,他終於空出時間去醫院檢查困擾多年的頸痛問題,結果醫生在他的腦部發現了一個十分危險的腫瘤,緊接著在手術中又發現了另一個。在經曆了7個月的複雜手術和修養後,拜登奇跡般地康複,而且將近30年過去了,沒有表現出任何後遺症。醫生們相信,如果拜登沒有及時到醫院檢查而是繼續參加總統選戰,他腦部的腫瘤很可能發展到無法醫治的程度。

然而,拜登的長子博沒有父親那般幸運。在父親的悉心培養下,博畢業於名校,參加過伊戰,年紀輕輕就當上了特拉華州首席檢察官,他從政的資本可謂遠遠好過父親當年。拜登毫不掩飾讓兒子接班的意願,他曾自豪地表示:“我相信我的兒子博將成為一名優秀的參議員,這對任何人都不是秘密。”2014年年初,博宣布他將在2016年競選特拉華州州長。可惜2015年5月,本已得到控製的腦部腫瘤突然惡化,導致他在入院10天後猝然離世。白發人送黑發人,上天總是在賦予一些東西的時候奪去另外一些,這句話在拜登身上得到了深刻的體現。

拜登2016?

正如妻女的離世讓拜登賺足了整個美國同情的眼淚,長子的猝死也讓公眾對他的好感大增,他作為總統候選人參加2016年大選的呼聲高漲起來。喬恩·庫珀(Jon
Cooper)是奧巴馬兩次競選的重要政治籌款人之一,據報道兩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裏·克林頓和吉姆·韋伯(Jim
Webb)都曾邀請庫珀加盟自己的團隊,但庫珀拒絕了他們,聲稱自己隻打算為拜登服務。他參與組織了一個“拜登2016競選招募委員會”(Draft
Biden 2016 Super PAC)的活動,截至7月初已經募集到超過10萬個簽名,支持者們呼籲拜登參加大選。

拜登本人的態度仍未公開,據他的助手透露,他還沒有為競選做任何準備。民意調查機構RealClearPolitics的最新數據顯示,民主黨可能的總統候選人中,希拉裏·克林頓的支持率為62.8%,而拜登隻有13.3%。一個關鍵問題是,許多美國人認為拜登作為副總統是合格的,但他的言論風格作為總統則太“不嚴肅”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泰德·克魯茲(Ted
Cruz)曾傲慢地表示:“我們用不著猛烈攻擊對手……下次在聚會上,你對別人說‘副總統拜登’,然後閉上嘴,就會引發哄堂大笑了。”他隨後為這句話公開道歉。


CNN網站發表評論文章,半開玩笑地表示,最理想的情況是民主黨方麵推舉拜登,而共和黨方麵推舉特朗普(Donald
Trump),兩位以“大嘴”著稱的候選人就可以帶來美國曆史上最熱鬧的總統競選,準保讓所有的脫口秀節目黯然失色。
不過,該評論文章也表示,跟希拉裏相比,拜登有其獨特的優勢。希拉裏的“粉絲”特性過於明顯,那些喜歡她的人自然會投票給她,但“非粉絲”選民的態度則很模糊,這給希拉裏的支持率造成了極大的不穩定性。而拜登更像是一個傳統的愛國者,在代表國家利益方麵,他的所作所為無可指摘。


拜登在他從政的半個世紀裏,至少在兩方麵作出了卓越貢獻:一是刑事立法領域,
他長期擔任參議員司法委員會主席,參與了很多重要法案的起草和推行,特別是在對婦女兒童的保護方麵,拜登起草的《婦女反暴力法》(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影響深遠;二是外交領域,他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的資深成員和前任主席,還曾擔任參議院北約觀察團、歐洲事務委員會等機構的主席,近30年來幾乎所有美國參與的國際事務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拜登對美國外交影響最大的一起事件是20世紀90年代的波黑戰爭及南聯盟問題。巴爾幹半島衝突一向被視為歐洲內部事務,美國缺乏幹預的理由。拜登在90年代初期頻繁訪問該地區,種族屠殺悲劇給他造成了極大的震撼。他並不支持對外戰爭,曾對海灣戰爭投下反對票,認為那將“導致美國承擔過多的國際責任”。但波黑戰爭爆發後,他立刻呼籲美國用空中打擊進行幹預。1993年4月,拜登在巴爾幹地區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考察後,與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米洛舍維奇舉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會談,會談中雙方爆發激烈言語衝突,拜登怒斥米洛舍維奇為“戰爭罪犯”。拜登的激情感染了克林頓政府,當然,也為軍事幹預提供了足夠的理由。1995年,北約轟炸波黑,《代頓協定》簽署,拜登曾表示,對波黑問題的幹預是他在外交領域“最自豪的時刻”。1998年,美國《國會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現已被《經濟學人》收購)將拜登評選為“改變世界的十二個人”之一。


奧巴馬時期,更是把許多外交領域的“髒活累活”都交給拜登。
他曾飛赴利比亞與卡紮菲談判,求得政治犯的釋放;平均每個月去兩次伊拉克,監督當地的民主化進程;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確定後,亞洲地區也成了他的主要落腳點。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一些爭議性政策,例如次貸危機後的救市措施、提高政府債務上限、基礎建設刺激計劃的財務監督等,都是拜登衝在頭陣“擺平”障礙。拜登的個人資產據估計在5.9萬美元到36.6萬美元之間,被認為是美國最貧窮的參議員之一,幾乎沒有任何外部投資收入,與“1%”的富人毫無利益瓜葛,這極大提高了他在經濟政策方麵的公信力,成為處理此類事務的不二人選。

不過,拜登參加2016年總統大選有一個重要障礙——年齡。2017年1月下任美國總統宣誓就職時,他將年滿74歲,比此前當選時最年長的總統裏根(69歲)還要大五歲。老驥伏櫪,誌在千裏,不論拜登是否參選總統,他都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他略顯“荒誕”的口不擇言背後隱藏著對美國政治獨特的影響力,這一點不應被忽視。


本文刊發於《環球財經》2015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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