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讚習近平的梁家河 官方為“上山下鄉”翻案說了些什麽？

1968年12月22日，

52年前的今天，

《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隨即在全國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

半個多世紀後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山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

“知青”是共和國建設的重要基石。

然而，一段時間以來，

也出現了一些否定“上山下鄉”運動的觀點。

這些觀點借助一些極端“個案”，

胡說“知青”是“被毀掉的一代”、

“上山下鄉”是“受迫害”、“逆城市化”

等錯誤言論。

這些言論“醉翁之意不在酒”，

實際上是企圖借此否定新中國的奮鬥曆程。

無數事實說明，

評價大的曆史事件和社會活動，

如果僅僅從個人立場出發，

脫離了時代條件和曆史大背景，

以片麵的、支流的、靜止的觀點解讀曆史，

就絕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解讀曆史，

需要胸襟氣度，需要膽識氣魄，

更需要一顆為國為民的赤子之心。

知青下鄉運動的戰略意義

第一，反和平演變戰略的關鍵一招——培養了革命事業接班人。

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之際，時任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的艾倫·杜勒斯詳細勾勒了和平演變的圖謀：“戰爭將要結束，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的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隻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後，艾倫·杜勒斯的哥哥約翰·杜勒斯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他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澤東同誌敏銳地抓住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戰略策略重點改變這一重大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要防止“和平演變”。

毛澤東同誌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學生身上。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毛澤東同誌還說：“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麽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也就是說，要把廣大青年、學生培養出革命接班人，就必須讓他們到生產中去，到工農兵中間去。

1968年12月，毛澤東同誌推動青年上山下鄉。這為防止西方和平演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年上山下鄉的一大批知識青年，現在正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和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7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4位就有著上山下鄉的經曆，占比57.1%。習近平總書記15歲去的西北黃土高原，在那裏一待就是七八年。

【1993年習近平回到陝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看望鄉親們並合影。圖源：人民網】

2004年，習近平同誌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七八年間。最大的收獲有兩點：

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麽叫實際，什麽叫實事求是，什麽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

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這幾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後來遇到什麽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幹嘛不幹？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麽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第二，較好地解決了就業問題。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就業關係到百姓民生改善、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寧的重大戰略問題，這是中外政府當今必須麵對的戰略問題。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眾多、工業不發達，就業門路較少。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城鎮就業形勢也嚴峻起來。我們曾經推行過幹部（主要是知識分子青年幹部）下鄉、到基層，使數百萬幹部下放到農村和基層；返送過進廠當工人的農村青年返鄉參加農業生產，使數百萬進城當工人的青年農民返回農村家鄉；動員鼓勵過城鎮無業的居民和進城無業的幹部職工家屬下鄉參加農業生產；鼓勵過大中專畢業生到邊疆、到農村、到基層、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就業創業等，都起到過很好的作用。

就是這樣，我們仍然麵臨著勞動就業的巨大壓力。在20世紀60年以來，隨著“八字方針”的貫徹，城鎮就業難題愈加突出。

從1966年到1968年之間，工廠基本停止了招工；大學停課停招，大中專畢業生的分配未能正常進行，數百萬畢業生等待分配就業；大、中專學校已有三年停止了招生，全國積累了四百多萬高、初中畢業生等待升學或就業。

另一方麵，在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裏，就業空間巨大，而且有著這方麵實踐基礎和經驗：即幹部下放農村和基層鍛煉的經驗；返送新進廠礦的青年農民返鄉生產的經驗；動員和鼓勵過城鎮無業居民和職工家屬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的經驗；有近十年前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積累的經驗和成功的做法。

因此，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是一項不得不為而又不能不為的艱難選擇，也是一個具備條件而又可能實現的必然選擇。

這樣，在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的動員號召下，各方麵齊抓共管，全國上千萬的知識青年很快奔赴農村得到安置，四川各市地州縣也先後安置了一百多萬知識青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緩解了當時城鎮就業的壓力，較好地實現了國家特定時期就業安置的戰略目標。

第三，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如前所說，中國是一個大而窮的農業大國，工業基礎十分薄弱。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軌跡是從農村到城市、由農業到工業、逐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是中國的國情，也是中國的特色。

為此，黨和國家製定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總戰略。搞好農業，夯實農業基礎，是這個戰略布局中的重中之重。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是我國第一代新型農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生力軍，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他們把文化科學知識帶到農村，帶頭學習農業科學技術，開發農副業生產的新領域，促進農業全麵發展，有力地支援了工業。

當時黨中央製定的《農業發展綱要》明確規劃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發展工作，將其納入國家計劃，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

正是在這一戰略規劃的指引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農村建設、邊疆開發緊密結合起來，與治山治水、改變貧瘠落後麵貌結合起來，確確實實為農村、邊疆的建設與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辨明汙名化知青下鄉的錯誤言論

否認“知青下鄉”運動的錯誤觀點和模糊認識，大多是從自身角度、感受、得失、好惡去評價和衡量，而非從深層次、從國家戰略高度去分析探究隱藏在背後的緣由、背景及其意義。對這些錯誤觀點，值得分析、辨明。

1.“逆城市化”？脫離曆史背景，以現有觀點評斷曆史過程

這一觀點認為“農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會發展進步和現代化趨勢”，因而將持續20多年的城市知青上山下鄉到農村，稱為“曆史的倒退”、是對曆史的“反動”。

這一觀點是脫離曆史實際的。從當時中國的曆史大背景來看，在國民經濟基礎整體還很薄弱、農村貧窮落後麵貌需要改變、就業狹窄、升學受阻的特殊狀況下，黨和國家決策動員組織大規模城鎮知青到農村去，對於緩解就業壓力、培養鍛煉青年、加快農村建設等，無疑都是有巨大曆史價值的，是無可厚非的。

可以說，作出這樣的決策，是與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完全相適應的。

曆史已經證明，知青上山下鄉不僅緩解了中國當時經濟社會以及國際環境諸多方麵的壓力和矛盾，而且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積累了寶貴的曆史經驗和借鑒。

如果不顧當時的曆史條件和經濟社會現狀，而用現在的觀點去套用這段曆史進程、去評價這段曆史是非，就會誤入曆史的迷霧之中。

2.誇大“個別”問題以偏概全

不可否認，在知青上山下鄉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特殊”問題，這是決不能回避的。例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因為兒子上山下鄉遇到了困難，以“知青家長”的身份致信毛澤東，反映其兒子的在生活上的困難以及作為父親的苦惱和不平。

這封來信，使特別關心農民的毛澤東受到很大觸動，看後流下了眼淚。用毛澤東後來的話說，這封信寫得“相當好”，“我擺在這裏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

毛澤東同誌在回信中寫到：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並講：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全國地方各級都進一步加強了知青工作，不僅對傷害知青的人和事進行了有力打擊，調整製定一些更加合理有利的政策，確保上山下鄉健康穩定進行。甚至不惜人力物力，由城市企事業單位抽調人員到知青所在地任“帶隊幹部”，協助當地知青工作，著力解決知青的具體困難。

在看到問題的同時也應當看到，自1973年毛澤東同誌給李慶霖複信以後，黨和國家對糾正上山下鄉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和失誤，作出了極大努力，並取得了一定成效，這也是決不能回避的。

在當時具體曆史背景下開展的知青上山下鄉，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是黨和國家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麵，也體現了這一曆史時期的主流和本質。

3.“知青下鄉”耽誤學業？並不符合曆史事實

有人將“耽誤學業”歸罪於“知青上山下鄉”，認為是上山下鄉才使得這批正處於青春年華的青年失去了繼續在校受教育的機會。這一觀點並不符合曆史實際。

當時的真實情況是，“文革”開始後，大學已宣布停招兩年多時間，中學也早已“停課鬧革命”，大批中學畢業生處於無書可讀、無學可上的狀況。正是從這一現實狀況出發，才興起了知青上山下鄉的高潮。

實際上，從1971年開始，大專院校恢複招生。到1976止，共計有近百萬工農兵學員進入大學學習，絕大多數都是知青。同期還有未曾統計數量的知青招收到中專技校學習。這些事實說明，上山下鄉剝奪了知青在學校學習的機會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正因為如此，知青並不是什麽“毀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艱苦歲月中鍛煉成長為有作為的一代人。他們中最優秀的代表，在本世紀20年代初，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擔負起領導全國人民在新時代奮鬥前行的曆史重任。

如果不從曆史真實出發，不分清因果關係，牽強附會甚至張冠李戴地將“造成人才生成的斷層”，歸結為上山下鄉帶來的結果，就顯得過於偏頗了。

曆史已經證明，

知青上山下鄉，

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

看待這一問題的意義和價值，

時刻不能脫離曆史的觀點。

當今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

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遠大目標，

經過風雨洗禮和考驗的廣大知青，

必將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長河中

成為民族的脊梁，放射出燦爛的光芒。

腳踏實地，實幹興邦，

青春無悔，青春萬歲！

綜合整理自：王星智

《曆史的潮流——對知青上山下鄉的認識》察網研究

；李文亮《我和共和國同成長》高峰論壇上的發言；2019年8月31日“中國社會科學網”《李慎明：毛主席反和平演變戰略培養了當今哪些領導人》；《澄清對“知青上山下鄉”的一些模糊認識》孫成民；《毛澤東思想研究》2020年第4期，孫成民《“知青先進群體”的本質特征與當代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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