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逃離企業的故事，依舊在繼續。
從2019年AI（人工智能）行業遇冷以來，一些大型互聯網公司或者AI明星的科學家“出走”的戲碼就一直不曾間斷。
據虎嗅不完全統計，國內知名AI科學家職位變動人數達十餘位。而這與幾年前，各大公司紛紛爭搶頭部AI人才的現象對比明顯，一時間這種巨大的反差也引來了業內的唏噓。
AI科學家沒有在企業中體現出應有的商業價值，是這種轉變的通解，比如那些帶著科研光環加入阿裏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科學家們，最終大多數又帶著對阿裏的失望而離開，他們或走入高校，或選擇跳槽，那另一方麵，依靠高校，或者高校中教授出來創業的情況還比比皆是，比如清華大學機械工程係長聘教授朱煜創辦了“華卓精科”和“華海清科”兩家半導體領域公司。
為了尋求這種轉變之下更為深層的原因，我們對這些科學家進行了采訪和調查，試圖找到一個包含多個子集的標準答案。
前序：AI科學家走出象牙塔
人才的故事總是離不開行業的發展背景。
追本溯源，我們還需要回到2016年的AI浪潮開始。
彼時，AI之風剛剛興起，國內創業熱情空前，並湧現出了多家AI明星公司，他們動輒融資過億，估值更是一路高漲。比如，商湯在2017年和2018年兩年間就融資數十億美元，其中僅2018年，融資總額就達到了22.2億美元，估值也從2017年底的20億美元猛增至了60億美元。
據公開資料記載，2016年—2018年間，AI行業的投融資事件多達兩千多起，融資金額也再創新高，多達2500億元。而資本的流向往往也決定了頂級人才的流向。
熟悉這個行業的都知道，因為涉及到前沿技術，在這個階段，各個企業還是跑馬圈地，秀學術肌肉的時期，不管你是互聯網巨頭還是創業新秀，相對來講，大家還是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於是，當時最多的報道就是AI公司在頂級學術期刊和比賽的獲獎消息，例如CVPR作為計算機視覺領域世界三大頂會之一，成了各家公司競爭的主要戰場，以商湯、曠視等AI明星企業為例，可以看到，不管是高管發言還是公司新聞報道，總是在提及在CVPR上的論文數和具體比賽項目的排名。
這樣的背景給那些坐了多年冷板凳的高校科學家們帶來了大施拳腳的機會。
曾經的一位知名AI大牛在接受虎嗅采訪時談到，“AI沒有興起前，我們在研究生和博士生階段，都不好意思跟別人說我們是做算法，而是說自己是學計算機的，因為當時很多企業對算法和AI並不了解，反而計算機受歡迎程度更高。”
當AI風起，這些曾經的研究學者一下子就成了企業的爭搶的對象，很多公司為了爭奪這些人才，甚至開展了競標大戰。
而卡耐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院院長 Andrew Moore 教授曾公開表示：“一名 AI
專家對於企業的價值，至少為500-1000萬美元”。
知情人士稱，對於AI領域的知名專家，他們在四五年內獲得的年薪和股票總薪酬將達到幾百萬美元或幾千萬美元。未來某個時候，他們還會續簽或者重新磋商一份新合同，非常像職業運動員。
比如據新浪科技報道，2019年9月18日，阿裏宣布，前高通首席工程師陳穎和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 (SFU)
終身副教授譚平已加入阿裏人工智能實驗室，而兩位科學家的年薪就高達百萬美元。
究其原因，一方麵，在商業模式並不清晰之時，他們需要科學家的站台，在那時，仿佛是“得AI科學家者，得一切”。另一方麵，由於深度學習等技術太過新興，人才積累不足。而稀缺使得AI人才的流動越來越頻繁，科技巨頭們使盡渾身解數搶奪人工智能頂尖人才，如百度的“少帥計劃”，阿裏巴巴的達摩院、Facebook的FAIR等。
以阿裏達摩院為例，在成立前後，便進行了瘋狂的人員擴充，甚至一度被稱為頂級科學家的“理想國”。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專家學者：
基於此，越來越多的AI人才開始走向市場，走進企業，他們有的親自下場做初創企業，有的作為企業的“吉祥物”，成為快速獲取聲量和關注的有力抓手。
矛盾：當學術和商業無法兼容
好景不長。
資本市場的耐心遠不及AI科學家的想象，當懸在空中的AI技術不能找到落地場景，不能找到商業模式，幾年間建立的AI行業藍圖瞬間成為了泡影。
從上文圖中可以看到，這種斷崖式的落差在2019年尤為明顯，當AI公司靠PPT不再能獲得融資，當業內質疑的聲音大於肯定，那些最具明星光環的科學家也最先迎來了唱衰的聲音。
於是，不管是資金雄厚的互聯網大廠還是衝在行業一線的明星AI公司，都漸漸開始回歸理性，開始評估AI科學家的“性價比”。
對於初創企業來講，這個“性價比”就更為重要，比如對一些企業來說，邀請科學家加盟，能使公司更具品牌價值從而獲得資本市場認可，有利於融資，並讓企業能夠在短時間內，在行業內提高知名度。直白地說，科學家充當著企業的門麵。
因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剛開始企業會拿出非常好的條件和前景來吸引科學家，但畢竟中小企業的“耐心”不足，無法用更長的探索周期來實現技術與產業的結合。這對於注重科研成果的科學家而言，是難以接受的“妥協”。
如此一來，人才流動的速度也變得更快。
圖片來源於網絡
舉例來講，據騰訊深網報道，2019年下半年，小鵬汽車為了順利“過冬”，對一些人員進行了優化，其中就包括由公司的首席科學家郭彥東負責的AI中心。知情人士透露：“郭彥東當時問何小鵬為什麽做到快成功時就放棄了，何小鵬說我沒錢了得想辦法活下來。”
諷刺的是，當年何小鵬為了挖郭彥東，飛到美國微軟總部向他許諾要人給人，要錢給錢，研發不設限。由此也不難看出，養活一個AI科學家或者一個AI中心，對於創業公司是一個多麽沉重的經濟負擔。
當然，企業的金錢付出隻是一部分，其他原因可能是由於科學家的表現並不如人意，沒有滿足企業的要求。
拿最近從依圖科技離職的顏水成教授舉例，知乎匿名網友爆料，依圖科技高薪聘請顏教授，一方麵是看中其在學術界的地位，另一方麵，依圖科技希望依靠顏水成打開新加坡的市場，並站穩腳跟。
但一年時間過去了，新加坡市場開拓情況並不理想，也沒有帶來實際的收入增長。
這似乎可以反映出大多數企業AI實驗室或者AI中心用人的心理變化。
對於這一點，阿裏AI Labs的例子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據AI科技評論報道，今年1月份脈脈用戶爆料，阿裏巴巴人工智能實驗室（AI
Labs）基本關閉，阿裏官網和達摩院都刪除了阿裏人工智能實驗室的相關頁麵，但其他實驗室的AI研究仍在正常進行。據實名認證的阿裏員工介紹，此實驗室早在2019年的時候，負責給阿裏掌舵的逍遙子就決定撤銷。另有阿裏員工證實實驗室的幾個科學家已經離開，而且有的去大學當教師。
至於原因，在脈脈上有分析稱，可能是實驗室的運營模式出現了問題。畢竟馬雲曾經在2017年的雲棲大會上給實驗室（包括達摩院）有過定位：“90%以上研究的東西，不能隻在實驗室裏麵，必須在市場上。隻有這樣，這個實驗室才能走得長遠。”
不過，針對這件事，阿裏方麵回應稱“AI labs在上一輪架構變動中已經整體並入雲智能，目前仍在大量招聘。”
正是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鑒，越來越多的大廠在引入科學家人才方麵也變得更為謹慎，更為巧妙。
近日某互聯網大廠的AI實驗室負責人在采訪中談及AI科學家的流動時曾指出，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與多個國內高校的學者進行合作，這樣對於企業和科學家，都有了一個相對安全和合適的距離和保證，也能做到各司其職。
而從科學家自身的角度來講，加入企業之後的槽點也並不少。其中之一就是項目一直在“被催熟”，關於一點，我們或許隻能從國外科學家的處境來類比一二。
一家外媒曾指出
，由馬斯克創辦的腦機接口明星公司Neuralink，曾擁有大量的創始科學家。但一些離職的前員工稱，科學的緩慢發展跟不上馬斯克苛刻的時間表。
科學家們被給予了幾周時間來完成某些項目，而研究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完善，從而在公司內部創造了一個“高壓鍋”似的環境，很多員工覺得“完全被壓垮了”。
據晚點報道，大部分公司給的時間包容度不夠，研發有成本壓力。“短期內不是特別能看得出經濟效益的話，它的發展顯得就沒有那麽快”。另一方麵，人手也不夠。能拿到的招人指標有限，高層也要去平衡各個部門，內部其他部門的人員和資源也做不到完全掌控和調度。
在虎嗅與一些AI學術專家進行交流時發現，他們在企業工作時有一個共同不適應的地方，那就是承擔越來越多的管理工作，對於他們來講，管理工作雖不難勝任，但卻有些違背初衷。
其中一位AI科學家談到，在企業中，雖然科學家或者研究院不用直接承擔營收壓力，但作為相關業務負責人，科學家還需要處理績效核算、業務評估等工作，這就要求科學家們在保證科研的同時還要清楚每個人的發展與貢獻，使得原本費腦的工作，變得更加耗費心力。
此外，專注於學術的科學家長期生活在象牙塔中，能經受住殘酷商業考驗的人還是少數。
以國內的某自動駕駛獨角獸為例，在該公司的創始團隊中有一位科學家級的技術大牛楊帆，其也是公司的技術負責人，起初團隊的人基本都各司其職，但隨著公司的發展以及整個行業競爭的加劇，技術的落地和變現，逐漸成為了公司發展的優先級。
由此，矛盾也就開始顯現。
作為技術從業者，楊帆堅持著對研發的初心，並固執地認為技術不達到一定的極致程度不足以談落地和變現。這一點則與公司快速銷售的想法相悖，沒過多久，矛盾爆發，楊帆因為對技術的要求，跟老板發生了幾次叫板和爭吵。
緊接著，公司中的學術人才開始失去重視，楊帆在內部也開始被打壓，先是被質疑管理能力不行，然後就被減少管理人數，從最初管理二三百人一直到最後被完全架空，相當於坐冷板凳。
故事的最後，當然楊帆選擇了離開，並進入了一家頭部新勢力造車公司。一個小細節是，當楊帆離開前公司，他得到的更多是同行或者同事送來的“恭喜”，很難得的大家在“離開是更好的選擇”上達成了一致。
總體來講，企業與AI科學家走向“分手”，更多的是雙方共同選擇的結果。
終局：誰能體麵地離開
於是，便開始了長達數年的AI科學家離職潮。
近年來部分AI學者流向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些企業“科學家”的離職去向無外乎三種可能，其一，跳槽；其二，自己創業；其三，重返高校。
一位接近高校的知情人士告訴虎嗅，雖然在新聞報道中，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一些科學家回歸高校，但其實大部分人是回不去的，畢竟進高校的門檻也非常高，所以更多的人選擇了退而求其次，或是選擇創業，或是無奈跳槽。
在這些重返學界的人當中，清華AIR產業研究院是一個特殊的存在。2019年最後一天，張亞勤從百度正式退休，並宣布將受聘清華大學，擔任“智能科學
”講席教授，牽頭組建清華智能產業研究院（AIR）。
一年之後的2020年12月1日，清華大學智能產業研究院（AIR）正式成立，張亞勤也完成了初步的隊伍搭建，據悉，AIR團隊的人選，張亞勤自己手裏有一個名單。緊接著，他的大牛老友們，字節跳動副總裁、AI掌門人馬維英、海爾CTO趙峰，阿裏天貓精靈首席科學家聶再清紛紛加入戰隊。
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很多從離職創業的科學家都選擇了當下相對熱門的賽道。
比如，賈佳亞創立的思謀科技是一個以AI視覺技術切入智能製造行業的公司；前百度研究院院長林元慶創立的Aibee是一家瞄準垂直行業轉型升級的AI整體解決方案公司；前滴滴研究院創始院長何曉飛創立的飛步科技是發力無人駕駛貨車場景的公司。
但這些離開大企業的創業者比之前做的真的更好嗎？答案並不肯定。
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
一位重返學界的AI學者表示，幾乎每個科研人員都有一個創業夢想，因為創業的最終目標是把技術做出影響力。
不可否認，AI科學家出走企業是企業和個人雙方選擇的結果，當AI科學家能影響的業務範圍越來越窄，當企業競爭回歸到商業價值的下半場，或許，這對於雙方才是最經濟的選擇。
尾聲：科學家與企業的鴻溝何解
那麽科學家與企業之間的鴻溝究竟該如何填補？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個科學家都有把落地技術、擴大技術影響力的初衷。
而這個訴求卻隻能與某一時期的少數企業切合。比如，智能音箱起勢時，百度、阿裏和騰訊的AI科學家、NLP（自然語言處理）專家等，比如，AI視覺興起之時，各個公司都在爭搶的技術大拿，再比如，現在各大企業都在爭搶的芯片行業專家、學者。
所以，選擇合時宜地“進出”對於科學家十分重要。
另外，雖然頂著科學家的光環，這些學者能夠獲得更高的薪資，但從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更多的放棄。
從科學家的角度來講，適應企業、摒棄學術界陽春白雪的觀念則是第一要麵對的，相應地，應該更多地迎合或者是順應公司的發展需要。
一位同時擁有企業業務部門、企業研究院和高校研究院經曆的學者表示，這三類部門對於學術人員來講，利弊非常明顯。
單從學術研究來講，其實是技術影響力是遞進的，比如在企業業務部門技術隻能影響一個或者一係列的產品，企業研究院的技術則是影響整個公司技術走向，到高校的研究院解決的更多的是技術融合和產業技術的問題，影響麵一步步在拓寬。
不過，上述觀點並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有觀點認為高校恰恰解決的不是產業技術問題，相反地，企業的研究院似乎才是產學研的結合。
眾所周知，在國內，很長一段時間裏，做研究一般是高校的“任務”。這也就從基因上決定了高校的產業研究更為的“應試”，大多數的目的為了學術比賽，為了論文發表。高校中的學者們更習慣在象牙塔裏搞研究，在商業落地方麵的能力非常薄弱。
而這種風氣也延續到了早期的AI創業者身上，因為在某些有高校背景的創業者看來，在頂級期刊發表論文或者在學術比賽中獲勝，是僅有的快速成長之路，他們更多的關注點在於證明自己，而不在落地。
其實，這暴露出了中國產學研的一種通病，甚至成為了一段時間內AI創業公司哀鴻遍野的一大主因——光有技術，產品難以得到市場認可。
而國內產學研的這種現狀，也讓越來越多的大公司開始在國外高校尋求產學研合作，比如華為每年在海外都會有大筆的產學研費用支出，以保證其在技術前沿方麵的優勢。
從企業角度來講，創業公司的科學家可能承擔更多的責任，比如資源、營收和技術。而大企業中，受製於企業內部的管理，科學家的動作容易束手束腳，最終導致動作變形。所以企業在招聘這些人才時，更應該因材施教，合理劃分責任，發揮所長。
但歸根結底，其實是企業和科學家都想從AI浪潮中收獲更多，在彼此身上要的更多。畢竟沒有一家企業是慈善機構，能夠不計成本地付出。相反地，資本的本質是希望花更少的錢，幹更多的事兒。
而這也是科學家會不斷地進行職業選擇和價值衡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此可見，科學家與企業之間的鴻溝並非難以跨越，隻不過，企業和個人都隨時在做著一道關於“性價比”的選擇題。
我們可以預見，未來AI科學家回歸學術界，亦或者創業的趨勢還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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