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事件的背後，事關許多工人的飯碗

2021年3月24日，在中國與歐盟因“新疆問題”在3月22日發生外交糾紛兩天之後。共青團中央官微挖出瑞典時裝品牌H&M公司於2020年10月發表的一則聲明，引發對H&M,
以及耐克、阿迪達斯、巴寶莉、優衣庫等一批國際著名時裝品牌的網絡攻擊。

其實，西部所謂“強迫勞動問題”早在2020年7月就已經在西方世界引起廣泛關注，美國和歐盟都先後出台法案，要求其企業在進口商品時必須對供應鏈進行盡職調查，以確保其商品與所謂“強迫勞動”沒有關係。

去年12月3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要求美國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某地生產建設兵團生產的棉花產品和任何類似產品，隻有在進口商能夠提供證據證明在生產過程中沒有使用“強製勞動”，被扣留貨物才會被放行。

安梁於今年1月17日，寫了《製裁棉花的背後：全球供應鏈上那些隱藏的秘密》，提醒此問題對中國紡織服裝產業鏈的嚴重影響，但當時並未激起任何漣漪。直到3月24日，H&M事件引爆以後，安梁的舊帖子才快速傳播開來。

H&M等公司發表的聲明，本來是為遵從其所在國法律和海關要求，以及回應歐美消費者的關切所為，並沒有其他惡意。

但有人在中國與歐盟發生外交糾紛的時刻，故意把火從政治和外交領域引向經貿領域，企圖升級中國與歐盟的衝突，其用意實在令人難以琢磨。3月25日，李總理在南京視察時，特意到訪德國企業巴斯夫，起到了穩定歐美企業人心的作用。

3月25日，李總理到訪位於南京的德國企業巴斯夫，巴斯夫也是耐克、阿迪達斯的重要供應商。

“強迫勞動”是西方公司風險控製的一條高壓線，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歐盟均有法律法規要求其公司履行對供應鏈盡職調查的責任，一旦發現或懷疑其供應商存在觸碰“高壓線”的風險，一般都會立即暫停與有關供應商的合作，甚至發表公開聲明以控製可能發生的道德和法律風險。

因此，在西方品牌公司那裏，H&M的聲明，隻是供應鏈風險控製的一種常規操作。如果你認真翻查，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歐美日大品牌和大超市都有類似的問題。

“新疆棉”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和外交問題，應該通過政治和外交的途徑去解決，而不應該歸罪於個別企業，更不應把“怒火”引向經貿領域，因為那樣必然會反彈回來，傷及我們中國的企業和員工。

紡織服裝是中國僅次於電子硬件的第二大出口商品，每年出口貨值超過2700億美元，占據三分之一的全球市場份額，其中主要利潤來自歐美日等發達國家。

但中國的紡織服裝出口絕大多數是通過為西方品牌和超市代工的方式進入西方市場的。因此，西方各大品牌就是我們中國工廠的尊貴客戶，他們與我們工廠的關係，跟我們與餐館、商場的關係並沒有本質區別。西方品牌大量從中國采購紡織服裝產品，為中國的紡織服裝企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稅收和外匯收入。

雖然許多西方品牌也在中國經營門店，但多是授權經營模式，實際的經營者是中國商家，雇傭的也是本地員工。

正如安梁之前所說，中國工廠生產出來的紡織服裝產品有超過一半用於出口，如果因為不理性的抵製，導致西方品牌停止向其中國供應商下訂單，中國紡織服裝產業會立即出現嚴重產能過剩。首先倒黴的是中國的工廠老板與工人，進而減少國家稅收和外匯收入，並波及數千萬人的生活。

商業領域的人權調查，或者說負責任的供應鏈管理並不是今天湧現的新鮮事，也不是西方“白左”“吃飽了撐的”沒事找事，而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對全球化時代商業的基本倫理要求。它起源於1980年代由北美學生發起的“反對血汗工廠運動”，是西方公司回應公民社會持續而強大壓力後的不得以行動。

在每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如果您購買一杯咖啡，付款單後麵就印有星巴克的“道德采購”承諾：“我們承諾提供更高品質的咖啡，並在采購時關注咖啡產地是否符合負責任種植和公平交易原則。”

而消費者判斷星巴克的產品是否符合“道德采購”的標準，並非僅憑星巴克的自賣自誇，而必須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機構驗證，就像此次進入風暴眼的“Better
Cotton Initiative”(良好棉花協會)，就是這種第三方民間機構。

西方社會有很多類似的民間機構，例如H&M提及的英國道德貿易協會(Ethical Trade
Initiative)，以及美國公平勞工協會等等。在過去三十多年，正是這些西方公民社會組織的積極遊說和抗議示威，跨國公司才逐漸有了“道德的血液”。

進入21世紀以後，幾乎所有的西方大公司都設立了社會責任或說可持續發展部門，幾乎所有出口到北美和英國的產品都必須經過獨立的社會責任審核，許多公司在向供應商下發訂單之前，必須先經過獨立第三方驗證合格才能成為其供應商。

對一件產品的溯源追蹤是第三方驗證的重要環節。如果一家企業或一個地方的產品，難以進行透明的溯源追蹤，第三方驗證機構就會拒絕進行驗證。

隨著商業領域的社會責任規則日益普及，這些跨國公司自願采用的供應鏈采購規則也慢慢上升到自願遵從的國際法層級，許多西方國家逐漸將其基本原則納入政府采購的規則裏麵。

2005年，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委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John.G.
Ruggie為聯合國秘書長商業與人權特別代表，展開全球諮商，起草一份聯合國商業與人權“尊重、保護和補救”框架基本原則。

安梁有幸從2005至2010年間全程參加了這一諮商過程，並於2006年在深圳協助召集過兩場諮商會。深知這些基本原則並非西方“白左”的道德說教，而是來自全球勞工團體、公民社會組織，以及跨國公司共同要求的基本原則。2011年6月16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了這一框架原則，中國政府代表也投下了“讚成”的莊嚴一票。

西方跨國公司、西方國家、國際組織所定義的負責任供應鏈都必須遵守三大基本原則：尊重人權、尊重工人權利，以及保護環境。

安梁知道，歐盟及其成員國——法國和德國即將通過供應鏈盡職調查法案，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也無一例外，都會采納聯合國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基本要求，去規範其全球供應鏈的基本采購標準。

如果我們的企業要繼續與西方市場打交道，與全球供應鏈不脫鉤，就必須遵守供應鏈風險管理的基本原則，以透明、可信的態度與國際社會對話，而非簡單的霸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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