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立遺囑的中國年輕人:房產留給母親 存款留給初戀

立遺囑的中國年輕人:房產留給母親 存款留給初戀

在一眾老人身後排隊兩個小時後,29歲的莉莉終於將自己的遺囑草稿交給了中華遺囑庫廣東中心工作人員。在接下來的3個小時裏,她很快完成了遺囑登記、精神評估、情感錄像等流程。

  遺囑內容並不複雜,隻涉及一套房產和幾萬元的存款,那是莉莉工作以後的全部所得。她將房子留給了母親,將存款留給初戀男友。雖然早已和初戀分手,但她始終感激這段感情,在那段幾近絕望的成長中,是初戀拉了她一把,一直陪她升級打怪。

  立遺囑是莉莉30歲的願望清單。初中時期家庭遭遇變故,她早早意識到死亡無常,早早交代身後事,也算是未雨綢繆。立完遺囑後,莉莉覺得輕鬆很多,“仿佛心靈被安放,也是對自己未來的一次思考。”

  《2020中華遺囑庫白皮書》顯示,中華遺囑庫登記保管的19萬份遺囑中,有4190份為60歲以下中青年所立,其中40.03%為40歲以下的年輕人,而不少90後,甚至00後也開始考慮立遺囑。

  中華遺囑庫上海第二登記中心的田豔認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避諱生死,“對他們來說,立遺囑隻是通過法律手段給自己一份保障,同時規避一些風險。”

  生死教育專家則認為,在不避諱談生論死的同時,既要認識到死亡是生命的必然部分,更要以死觀生,反思生命的意義、增強麵對挫折處理能力,從而達到敬畏生命的目的。

  20分鍾辦好一份遺囑

  “先澄清一下,我身體健康,頭腦清楚,法律專業學生,隻是不想留遺憾”,18歲的餘成向田豔說道。

  在見麵前,餘成已經多次和田豔電話溝通很久,也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意願,他希望將自己幾萬元的理財收益和遊戲賬號留給最好的朋友。父母總是忙於工作,這位朋友總是出麵幫他解決問題,表達謝意自然成了他訂立遺囑的理由。

  為了保證真實意願,田豔多次向餘成確認,得到的回答始終堅定。不到半個小時,一份隻需簽字的專業遺囑便打印出來。

  在情感遺囑環節,餘成對著鏡頭說道:“爸爸媽媽,希望你能理解我,也能真正按照我的意願進行(分配遺產),我必須要回饋我的朋友。”臨走前他還透露,未來他會考慮寫一本書,這也會留給朋友,等這個願望實現,他一定會前來增補遺囑。

  在田豔的印象中,老人要花一上午甚至一天才能立好遺囑,年輕人最短隻需要20分鍾,“因為年輕人的想法很果斷,對法律也很了解,一旦確定就不再改變了”。

  中華遺囑庫廣東第一登記中心的楊穎儀也有同感。很多老人總是“牽扯”很多,有時會考慮哪個孩子更孝順,有時又會牽扯哪個孩子情況差點,為了避免分配不均,他們會盡可能地提出更多問題。“他們明白死亡將近,一定要慎而又慎,要兼顧所有人”。

  但年輕人不會。在決定立遺囑之前,他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繼承人也往往隻包括“最重要的那個人”。與此同時,他們也明白,遺囑可以隨時自行更改,這並不是一次性買賣。

  今年年初,26歲的徐婭(化名)在上海登記了遺囑。前兩年父親因病去世,自己常年忙於工作,在出差加班的空隙,她總是擔心自己出了意外,身體不好的母親該怎麽辦。

  《民法典》實施後,法定繼承人範圍擴大,徐婭再次考慮這件事,並將自己的想法告訴母親,“就是想給母親一個保障,讓她老年生活過得更好,合情合理合法,想做就做了,沒有猶豫和困惑。”

  《2020中華遺囑庫白皮書》顯示,30歲以下的立遺囑人群中,77.56%的人選擇父母繼承,其次為配偶和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包括同事、朋友、母校和工作單位等。“這是因為這個年齡段的人大多還沒或者正在組建家庭”,楊穎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提前規避風險

  “在很多歐美國家,訂立遺囑已經十分普遍,他們很早就意識到這是保護個人財產的法律事務,但在文化背景不同的中國,立遺囑還是被很多人避諱,隻有在麵對死亡時才會考慮。”楊穎儀覺得,這是中西方對待遺囑的最大的區別。

  “但年輕人的法律觀念增強,生死觀也在發生改變”,楊穎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見過他人生死,或是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又或是經曆家庭矛盾、財產糾紛等問題後,很多人已經開始意識到訂立遺囑的重要性,也是在為自己提前規避風險。

  17歲的嘉文(化名)是楊穎儀接觸的最年輕的客戶。接到電話時,楊穎儀首先提醒,立遺囑人必須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但嘉文隨即回複,雖然不滿18周歲,但目前的生活來源已經完全是自己的勞動所得了。

  童年的嘉文一直被白血病困擾,幾經周折後病情得以控製,但又被查出心髒病。整個家庭已被透支,父親還有賭博嗜好,當同齡人還在讀書、談戀愛、打遊戲時,嘉文已經開始考慮賺錢謀生。

  為了提早工作,嘉文初中畢業就去了衛校。過去一年,他一邊在醫院實習,一邊打零工賺外快,辛苦錢已經攢到了萬元以上。在醫院ICU裏,嘉文多次見證了病危家屬因為治療和財產問題爭執,想到自己的病情,也許很難陪媽媽到老,甚至隨時都有可能離開,“有種時不我待的意思”。

  前期溝通中,嘉文對遺囑的要求十分簡單,即將自己支付寶裏所有的錢款留給媽媽。但嘉文為了多賺錢,總是將生活安排得滿滿當當,以至於現在都沒能空出時間來現場溝通遺囑事宜。

  在中華遺囑庫上海中心保管的生效遺囑中,最年輕的一位是42歲的小熊。田豔記得,小熊家庭優渥,父親去世前,曾委托家庭律師訂立遺囑,為了防止發生意外,還特意將遺囑鎖在保險箱裏。即便如此,兄妹幾個還是因為財產問題發生衝突——遺書還沒打開,就被嫂子搶去燒了一半。最後,一家親戚不得不在法庭見麵,官司也打了五六年。

  在官司理清後,小熊和丈夫立遺囑的想法也越來越明確了。兩人特意在工作日請假辦了手續,將所有財產留到孩子名下。“即便身體健康,也要為保護孩子提前做準備,不能重蹈覆轍。”

  隻是沒想到,遺囑立好不到一年,小熊突發疾病去世。這也成了上海中心工作人員們經常感歎的事情。

  毫無顧忌談死亡的憂慮

  在中華遺囑庫曆年保管的遺囑中,老年人始終是最主要的人群,但楊穎儀發現,在疫情之後,谘詢辦理遺囑的年輕人明顯增多了。“疫情越加讓人意識到生死無常,也意識到應該提前交代身後事”。

  去年疫情發生後,單位的座機電話臨時接到楊穎儀的手機上,居家辦公的三個多月裏,她的電話一度被打爆。每天幾十通電話裏,房貸、車貸、一家老小生活成為年輕人的焦慮,有時半夜一兩點,還有電話湧進來:“我感冒了,會不會中招死掉,家人該怎麽辦?”

  由於疫情無法出門,大部分立遺囑者開始選擇微信遺囑,即在“幸福留言卡”上表達情感內容。數據顯示,2020年裏,中華遺囑庫收到近7萬份微信遺囑,其中30歲以下人群占比66.1%。

  90後的小楊在幸福留言卡上寫道:“關於我的死,隻是一個幸運的人終於得償所願。終於不用再聽到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句話了,這是活著的人無法奢求的快樂。但我希望,活著的人永遠都不必知道這為什麽是快樂的。”

  小楊提到了兩件未盡之事。一是她在出租屋裏的貓,希望有人可以繼續照顧它;二是自己的父母,她已購買了涵蓋意外身故和自殺身故的保單,無論如何,他們都會得到一筆贍養費用。

  除了小楊,還有不少人在幸福留言卡中交代了遺產:“我其他的遊戲賬號在我的備忘錄裏,感覺除了奧比島和摩爾莊園,其他的應該不能賣什麽錢。還有我的樂高也可以賣錢,我的衣服可以捐了,我的器官也都捐了吧,因為可以給還活著的人帶來希望。”

  但楊穎儀並不提倡這麽做。微信遺囑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遺囑,主要用來傳遞親人、朋友間的叮嚀和囑托,其實更像是給情緒找一個宣泄的出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積極引導留言者。

  多名律師也提醒,民法典繼承編對遺囑的形式有嚴格要求,法律規定的遺囑形式有自書遺囑、代書遺囑、打印遺囑、錄音錄像遺囑、口頭遺囑和公證遺囑。但微信遺囑隻有身份證、姓名等信息,無法保證遺囑的真實性,因此也不具備法律意義上的效力。

  微信遺囑越來越受年輕人青睞,但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市癌症防治學會生死學與生死教育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宜安表示,在暢所欲言的同時,應該保持警惕性。

  胡宜安認為,一是要警惕隨意性,令其喪失遺囑的嚴肅性。無論是以什麽形式開展,遺囑都是針對生命有終的理性應對,不可以遊戲化。二是警惕不良生死觀念留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微信可以涵蓋幾乎絕大多數人群,其中就包括小學生。“試想,如果他們都可以進入微信遺囑平台,訂立遺囑的話,社會便很有可能由從來不談死亡走到毫無顧忌地談死亡的極端。這值得我們高度警惕。”胡宜安說。

  專家:必須對死亡心存敬畏

  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考慮訂立遺囑,死亡不再是神秘的事情。

  在山東大學基礎醫學院醫學心理學與醫學倫理學係副教授王雲嶺看來,除了訂立遺囑,器官捐獻、生態安葬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在生死觀念上開放、包容的態度。

  胡宜安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表示,在中國特定傳統語境下,死亡問題曾經是一個很難觸及的話題,某種意義上,死亡禁忌是極傳統且權威的文化與心理因素,即便現在,也並非所有民眾願意談及死亡。年輕人訂立遺囑的行為更多表明了一種姿態,一種嚐試,一種他們敢突破傳統的開放性思維取向。

  胡宜安提到,對於普通民眾而言,訂立遺囑很大程度是基於對生命無常的體驗與認知,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的觸發,這種體驗更加強烈。而於年輕人而言肯定會有之,在總體上則不如年長者強烈,訂立遺囑更多地表明了他們對待生死趨於理性自覺與積極的態度。

  值得關注的是,一些年輕人在社交平台上談及訂立遺囑時,往往表達出消極心態,在胡宜安看來,這是一種危險信號。

  一般而言,在現代社會,訂立遺囑有兩種:一種是立遺書,交待本人死後後事如何處理,以及財產如何分配等事項;二種是生前預囑。這是特指針對個體因疾病陷入醫療困境時,需要或不需要某些醫療搶救措施等,趁自己理智清醒時立下遺囑,表明自己的取舍,萬一到了那一天,為醫生及家屬提供決策依據。

  胡宜安說,上述兩者都是基於“我總是會死的,萬一那天真的來臨,我不能沒有準備”,第一種是死後不要給家人製造麻煩,讓他們遵照本人意願處理身後事;第二種則是不給家人帶來“治療還是不治療”的決策困難,真正體現死亡的尊嚴。

  當遺囑訂立者抱著消極心態訂立遺囑,隻怕其考慮的不是麵臨怎樣死,而是生還是死的問題,這會造成生命價值與意義上的極度混亂,最後導致草率隨意的生死態度,後果非常嚴重。

  胡宜安還表示,在認知上,由於人們認識到生命必死的本質屬性,才不會因神秘無知而恐懼死亡,這是我們要達到的目的。但在態度取向上,我們發自內心地對死亡心存敬畏,從而在現實人生中對待與處理生死問題,決不輕言死。這樣看來,怕死並非壞事,此處即言敬畏,而對死亡心存敬畏自然就是對生命心存敬畏,這是我們一切倫理道德的底線。

  慎審

  胡宜安還提到,應該推廣生死教育,向民眾特別是在校學生普及生死教育。一是讓人們以科學的眼光去透視生死,真正了解生命與死亡的本質與意義。二是使人們懂得生命的寶貴,敬畏生命、關愛生命、珍惜生命,並真正意識到人應該尊嚴地活著並尊嚴地死去。

好看新聞|時事與歷史:立遺囑的中國年輕人:房產留給母親 存款留給初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