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家暴男人：扇耳光、剪刀紮不算什麽 精神控製最要命

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2.9%的女性和19.9%的男性都曾遭受過家暴（圖片源自網絡）

林瑞，男，34歲。人前，他是那個永遠在遲到、沒法加班，身上遍布疤痕的大齡程序員。關起門來，他是19.9%遭受家庭暴力的男性受害者之一。

回望自己三年的婚姻，枯燥、一成不變的日子都是奢侈的，他要時刻打起精神，隨時應對妻子的巴掌、平底鍋、剪刀以及“循環播放”的辱罵。

經曆過無數“不堪回首”的時刻，他發現，兩個人在一起，無論男女，隻要一方有強烈的控製欲、占有欲，另一方比較弱勢，那家暴就一定會發生。

林瑞的故事也不僅僅止於家暴，還在於每當他想逃離的時候，總有些力量會把他拽回去，如此，循環往複。家暴已經成為他瑣碎日常的一部分，消磨著他的事業、生活，以及自我。他成為了那個困在套子裏人，出不來。

林瑞身上的疤痕如年輪般記錄著他近三年的婚姻

失控

“很煩、很怒、很無奈……”，話還沒說完，林瑞便收了聲，怕被人聽到一樣，“我到家樓下了，今天先這樣。”掛掉我和他的微信語音電話後，他迅速退出小號，切換為大號。

開門鎖是需要勇氣的，沒進家門他就“開始煩了”，門後，盡是“不堪回首”。

下班回家後的很多個夜晚，他都得喝到昏沉才被允許睡覺。有一個周末，喝完整瓶紅酒，他睡到第二天中午12點，上班隻能請假。他很難不遲到。他不好酒，妻子逼著他喝和買，最多的時候他一晚上跑了4趟超市。好像故意折磨他一樣，500毫升的啤酒，妻子隻喝一兩口，剩下的都要他一口氣灌下去。

折磨也會跟著他走出家門。今天又是這樣。林瑞急著工作，妻子說身體不舒服，要求他主動打電話，半小時一次，不打就代表不關心。她可以不接，但林瑞不能不打。這一下午，林瑞什麽事都沒有幹成。

關於電話的控製，很早以前就開始了。妻子經常一個接著一個打電話給林瑞，她設置了自動呼叫，林瑞掛斷，電話還會接著響，也沒什麽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他在做什麽。那會兒妻子懷著孕，他想，順著她的心思吧。也試過不接，回家以後，他發現自己珍藏的本科教材被撒了酒精燒了。

“不想再回憶了，太痛苦了。”電話那頭，林瑞沒有再講下去，他有點著急地解釋，“我這樣講你可能覺得還好，你真的不知道她的行為有多可怕。”

他和妻子2017年底經人介紹認識。2018年，妻子懷孕了，他們順理成章地結婚。婚後，他工作七八年的全部積蓄30萬都交到了妻子手裏，工資卡也上交。他不知道錢放在哪裏，也不知道現在有多少存款。他總也用不久新手機，一年多時間，手機被摔碎6個，公司發的測試機也不能幸免。有一段時間，他的手機沒有後蓋，經常自動關機，但他不敢修，修好了可能又會被砸壞。他個人的經濟危機也頻繁出現，有時，身上連一二百元都沒有。

生活剛開始失控時，林瑞還沒有練就像現在這樣“得過且過”的能力，還試圖讓生活回到正軌。他把母親從河南老家接來北京，照顧懷孕的妻子。後來他發現，這是個非常錯誤的決定。

母親租住在沙河，妻子住在中關村。三十幾度的天氣，老人早起先去買菜，再坐地鐵轉公交到中關村。妻子要吃的清淡、少油少鹽，還要吃得好。可是母親手藝有限，也不會搭配，又想省點錢。妻子不吃不喝發脾氣，打電話找他。“她懷著孕，又不吃飯，我那會兒真的急死了”，林瑞隻能翹班回家。對母親的愧疚伴隨著對生活、工作的無能為力讓他“整天抓耳撓腮，急得直掉眼淚”。

2019年開始，林瑞的生活就是這樣失控的狀態。他總覺得妻子可能是受懷孕影響，等到孩子出生也許會好的。和妻子戀愛期間林瑞的身上也總是有傷，但因為是第一次戀愛，林瑞一度覺得是因為自己單身太久，不會和女孩相處。互聯網是他的戀愛導師，公號文章告訴他：不要試圖和女朋友講道理。因為這種預設，他覺得一切正常，那點傷不算什麽。

孩子出生後，事情並沒有好起來。

因為“電話控製”，他總不在工位上，工作電話也打不進來，部門至少三個領導輪流找他談話。一個月遲到22次，他是項目組遲到最多的人，HR也找他談話。

合同到期後，林瑞被大廠“掃地出門”了。2010年來到北京以後，他從一家小的軟件公司跳槽到大廠，實現了普通程序員的完美躍升。但工作第9年，他沒能守住自己的事業。

現在，他全身遍布傷疤，來由“太多了”，很難一一對上號，隻能根據顏色的深淺，判斷出來自於哪一年。

2021年4月，又增加了胳膊上的掐痕、後背被剪刀捅過後的三處新傷。這些疤痕如年輪般記錄著他近三年的婚姻。未來，可能還會繼續記錄下去。

因為不接電話，林瑞收藏的書被妻子燒了

無力感

每講述一段過去的經曆，林瑞總想起很多相似的時刻。故事也就此混亂。三年間重複發生的被扇耳光、被利器刺傷、被迫喝酒的畫麵交替地出現著。

對於他來說，身體的疼痛並不是最可怕的，失去對生活和自我的掌控才是。

那是一個刮大風的晴天。妻子硬要他下樓曬被子，“風太大，衣架會翻的”——解釋毫無意義，他想，那就去吧，讓她看看實際效果。沒離開兩步，衣架就倒了，他折回去扶起來，又倒了，他甚至也不理解自己的行為，“我為什麽要像個機器一樣反反複複做著毫無意義的事？”身後不遠處，妻子正在二樓的陽台上盯著他，像監工一樣。

有老太太路過勸他，“這麽大的風，弄個繩子都比這強。”她打量的眼神好像在說，“看那個傻子”。他不敢看老太太，覺得好丟人。

憤憤不平地抱著被子回家，他反駁了幾句，“說了風大，掛不了，非讓我去”，妻子一巴掌甩過來，他的耳朵聽不到了。他想，原來曬被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按照指令做事。一種深深的無力感讓他窒息——30多年的生活經驗都失效了，自己獨立的判斷、思考都不重要，無論多麽不合理的事情，必須得聽妻子的。

事實上，林瑞的經曆並非個例。性教育專家方剛說，家庭暴力本身是基於權力和控製，是不平等的性別關係。在國際社會，以伴侶暴力為例，90%是女性受暴，10%是男性受暴。2018年，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2.9%的女性和19.9%的男性都曾遭受過家暴。

隻不過男性遭受的更多是精神暴力。22.7%——這是社會學家風笑天在2014年所做的中國家庭婚姻暴力研究中，關於男性在婚姻關係中遭受精神暴力的比例。女性的這一比例為24.9%。

最初很長一段時間裏，林瑞不確定自己的經曆算不算被家暴。被抓掐，逼喝酒，扇耳光，好像都沒有造成巨大的身體傷害，但妻子的打罵說來就來，事業守不住，生活也一團亂。

離開大廠4個月後，一家小的軟件公司收留了林瑞。幾乎所有同事都跟領導抱怨經常找不到他。領導很生氣，“你職位、薪水都比別人高，做的事還趕不上別人！”不得已，林瑞說了家裏的情況，但也隻敢提妻子生病了，要治療，其他的諱莫如深。

過了6個月試用期，他勉強留下，但依然在遲到，“總覺得自己可能某天就被炒了。”

采訪過程中，每隔20分鍾林瑞都要向我表示歉意，然後掛斷語音電話，切換成微信大號，看看妻子有沒有發來消息。打電話是萬萬不能的，林瑞解釋，“如果她打來，發現我這麽長時間在通話中，不知道會出什麽事情。”

“其實有時候我也覺得她挺可憐的”，在某些方麵，林瑞覺得自己反倒是那個幸運的人。他說，妻子沒有工作，沒有能聚在一起看電視、聊天的朋友，也沒有興趣愛好，發泄對象隻能是他。而他至少還有工作、遊戲。

回頭觀望這些經曆，林瑞有時也驚訝於自己的行為，“我有很多想法，我自己都不理解。”

近幾年，香港社會福利署統計的家暴受害者個案數顯示，每6個受害者中，就有1位是男士

“無人知曉”

4月6日半夜12點過，林瑞突然給我發來了消息：明天您有時間嗎，心裏難受。他實在受不了了，想找個人聊一聊。“這些亂七八糟事情”，我可能是知道最多的，他不知道還能找誰。

經曆家暴的男人大概率會選擇藏起來，他們匿名出現在知乎的提問中：“被女友家暴了，我該怎麽辦？”“男人被打，也算家暴嗎？”“被妻子家暴，該不該離婚？”而一旦聯係采訪，大部分人都會以“沒什麽好說的”為由拒絕。

曾經做性別研究的陳潔瑜說，因為社會的刻板印象，很多人默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會是男性，如果是的話就會懷疑受害者的男性氣質，這也是男受害者所受到的第二重傷害，也因為這樣他們更可能對自己的受暴經曆諱莫如深，也更加不容易得到幫助。

年過四十的王文是家庭暴力的“過來人”。他規勸那些猶豫不決的人快點分開：一個因家暴而離婚的男人告訴你，不要再妄想了，暴力會上癮的，像毒品一樣。他之所以願意接受采訪是因為已經離婚了，如果沒有離婚，這些事情永遠都不會暴露出去。

遭受言語攻擊是常態，他的胳膊上也總有掐痕。“開始隻是撓一下、擰一下，像極了愛情中的小親昵”。但越來越重，頻率也不斷增加，到後期，每個星期有四五天他都要經曆這些。有一次，他正在開車，在和妻子的爭吵中，一個耳光甩到他臉上，車子也差點失控。

婚姻的徹底崩潰是從沒錢開始的。王文說，在財務比較充裕的情況下，很多矛盾都是被掩蓋的。前妻要控製一切，他便順從，上交工資卡。前妻管著家裏小超市的所有財務往來，拆遷補償幾十萬也全都掌握手裏。而他的零花錢一個月不過幾百元。

有了錢，他們從農村來到城市。“窮人乍富”不過維持了一年。因為被人騙和報複性消費，前妻手裏的幾十萬拆遷款很快全沒了，他毫無辦法。他做設計策劃工作的所有財務往來都流入了前妻的賬戶，隻進不出，每要一次設計貨款就會吵一次架。存款沒了，外債日積月累。

結婚近十年，他都生活在言語、肢體暴力和經濟控製中，沒人知道他在家庭中的弱勢地位。他也絕不會說出去，那樣反而會成為別人茶餘飯後的談資。“現在這個社會環境，男性（被家暴）是不應該去說的，一個男的，你說你被老婆打，會被笑話的。”

成立於1985年的“和諧之家”是香港第一間為受虐婦女及其子女提供庇護服務的機構。2016年10月，這裏針對受虐男士推出了“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服務。在服務的過程中，工作人員發現，阻礙男性受害者對外求助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他們看重麵子、感到羞恥，覺得家醜不得外傳，一旦求助，就與社會所定型的“堅忍、強壯、堅強”的男士形象相違背。

“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主任陳沛恩在給深一度的郵件回複中提到，近幾年，香港社會福利署統計的家暴受害者個案數顯示，每6個受害者中，就有1位是男士。但是包括業界的社工、警察、親友、司法人員在內，很多人都不相信男性受虐。

婚姻家事律師也鮮少代理男性因為被家暴而起訴離婚的案子。在對近十位知名婚姻律師的詢問中發現，隻有3位律師各有1位男性當事人。這3位當事人都拒絕接受采訪，他們覺得“不是什麽好事兒，不想曝光”。

在林瑞的現實生活中，也隻有一位女性朋友對林瑞的經曆了解得多一些。她在婚前遭到男友的背叛，但還是選擇了結婚、生子。這段經曆讓林瑞放下了戒心，他想，在某些方麵，她也許能理解自己。

更多時候，他隻能在網絡上尋找有類似經曆的人。也隻有在匿名狀態下，他才能沒有負擔的向人求助。他對很多問題感到無助：遲到在電梯裏碰到領導該怎麽說？上不了班怎麽辦？要離婚嗎？要反抗嗎……

“一定會死一個的！”

林瑞有過無數次想要拚個魚死網破的時刻，但孩子、理智、底線會把他拉回來，“如果我也這樣，我們倆一定會死一個的。”

2021年1月初，又一個被逼著喝酒的夜晚。半瓶紅酒下肚，林瑞開始暈了，和妻子商量著，明天上班，今天就喝那麽多。洗過碗出來，高腳杯裏又續上了酒，滿滿一杯。雖然生氣，但他不想吵架，因為吵架最後還得是自己妥協。妻子要把氣撒出去，這一天才能過去。

撒到哪裏去呢？除了他身上，好像也沒有別處，於是身上的疤痕總也下不去。“一個男人身上總有疤痕是非常屈辱的。”

酒喝完，妻子讓他再去買，“我真的不想再喝了，這樣下去肝要出問題的。”見他不聽話，妻子便轟他出門。從客廳走到門口，被連著踹了兩腳，他忍了。剛邁出家門，伴隨冷風而來的是又一腳，壓抑的憤怒好像一下被踢了出來。

他想起上一次被趕出門，穿著睡衣縮在樓道裏取暖時，被人當成是小偷，從6樓追到2樓。今晚被趕出去，又要在樓道裏待一晚，早上會被放進去給孩子喂奶，為妻子準備早飯，再昏昏沉沉上班，“那種感覺難受得要死，我再也不想經曆了。”

他猛地一轉身，頂住門，擠了進去，揮手把妻子推倒在地。他覺得自己終於沒那麽憋屈了。

林瑞這樣的暴力回擊行為並不是偶然的衝動。上海社科院性別平等學者陳亞亞分析，男性受暴者可能因為長期壓抑，無處傾訴和發泄，最終出現以暴製暴的情況。她主編的《親密關係如何傷害我們：性別暴力的94個案例》一書中，共收錄了12個受暴者是男性的案例。有的受暴丈夫出現了性功能障礙，有的暴力回擊變成了施暴者。

32歲的鄧毅一直不理解，一個男人怎麽可能會打女孩子？怎麽下得去手？直到他打出了那一巴掌。

和女朋友分手後，他幫忙搬家。搬家的過程中，她埋怨他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外套落在了車上，怪他沒腦子，請吃飯賠禮不行，還要求他給錢、道歉。他吵了回去，“我們已經分手了，我這是在幫你，你為什麽這樣苛責我？”女朋友找上門來，家裏所有能砸的東西都被她砸了，沒有落腳的地方，談戀愛時候的噩夢又開始重複。

“你知道什麽叫做體罰嗎？”

分手前的最後一次體罰是因為女朋友覺得他買的禮物瞧不起自己。那晚，他舉著胳膊，不能彎曲，不能靠牆，從晚上10點一直站到淩晨3點。“我現在想想，我怎麽能受得了這種委屈，這太扯淡了。”

但當時，他受下來了。

當他以為女朋友睡著了，想把手放下來、休息一下的時候，首先是一個憤怒的眼神，然後抱枕、遙控器、玩具相繼飛來。

熬到3點，他實在沒有辦法，跑到小區裏坐著，打算清早悄悄回去換衣服、上班。沒想到，女朋友已經把他所有的衣服、褲子剪壞，從樓上扔了下去。他從垃圾堆裏找到了一條破損沒那麽厲害的，幹脆剪成短褲穿著，“那天真的好冷，好丟人，我為什麽要受這些呢？”他沒有鞋，手機也被摔壞了——這是他被摔壞的第4部手機。

終於下定決心分手了。三年前吸引他的，那個喜歡喂流浪貓，溫柔、善良的姑娘好像消失了。他數不清自己寫過多少篇800字的書麵道歉，更數不清那些附在每封道歉書上的3000至5000元的賠款，最終一共給出去了多少，那種屈辱好像“大清割地賠款一樣”。

看著已經分手的前女友在自己家裏像瘋了一樣，鄧毅反手，第一次打了她一巴掌，他自己也愣了，“打女人是特別不對、特別不對、特別不對的，我到現在都覺得這是個汙點。”他至今覺得慚愧，但當時就是那樣一種感覺：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別再逼我了。

今年3月，深圳一名男子因家庭矛盾被妻子持刀威脅家暴，多日躲到酒店裏不敢回家，隨後該男子向寶安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禁止家庭暴力。寶安法院受理案件之後，發出了《民法典》實施後的深圳首份男性人身安全保護令。

“我怎麽這麽窩囊？”

林瑞的那次揮手讓事情更加嚴重了，妻子倒在地上，磕到了後腦勺。這之後的半個月，他的日子都沒有消停。

有幾天一回家，妻子會按著他的頭撞地板，氣極了，還要拿著平底鍋、扳手砸。每次被砸完，林瑞都眼前一黑，懵著，起不來。大概兩個星期後，妻子又想起來頭被磕的事情，逼著他去買大罐啤酒。進家門前，要求他喝完一罐，進屋後繼續喝第二罐、第三罐。這次，下酒菜也不讓吃了，他得全部喝完才能睡覺。

他逐漸意識到，“反抗隻會讓事情越來越嚴重。我一旦稍微有一點失去控製，她的情緒就上來了。”

更早以前，因為回嘴，他一度失去了僅存的那點愛好。

“無能”、“傻逼”這種詞他已經習慣了，但是聽著妻子嘴裏冒出的“雜種”，他實在氣不過，照樣罵了回去。結果，遊戲機成了犧牲品，屏幕被砸碎了，機身隻剩下廢零件。

林瑞把自己形容為社會上的“大部分人之一”——普通收入的工薪階層，生活就是車貸、房貸。白天上班，那是老板的；晚上回家以後，帶孩子、陪老婆。隻有等所有人都睡著，從2點到睡覺前那短短的一個小時才是自己的。

不同的是，他可能比大多數人更需要那一個小時。

在那一小時裏，他需要遊戲，把那些壓抑的崩潰、屈辱釋放出去，建設好自己，第二天妻子的氣順了，好像一切又可以回到正軌。

他捧著遊戲機碎片，妻子“洋洋得意”地站在一邊，他甚至能感覺到她是笑著的，“好恨，她就是一個惡魔，知道怎麽能傷害到你，專挑你最在乎的東西”。

林瑞不否認自己的軟弱，但作為一個男人，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家庭的完整，“孩子需要一個完整的家。”

他想，繼續妥協吧，雖然解決不了問題，但可以短暫起效。

發消息向我求助的那個晚上，他被剪刀捅了三下。他慶幸珊瑚絨的睡衣比較厚，幫他抵擋了一些傷害。

當時，妻子從櫃子裏取林瑞要喝的燕麥，不小心把自己買的蝦醬帶到了地上。開始是掐，指甲陷到肉裏，林瑞揮著胳膊甩開。也許是因為這個舉動又讓妻子想起了被推倒的那一次，她拿著剪刀衝了過來，林瑞的睡衣破了三個洞，身上留了三處傷。

這一幕被正在客廳裏玩耍的2歲的兒子看到了。孩子的哭聲讓一直忍耐的林瑞不確定了：男孩子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裏真的好嗎？以後他可能會是兩個極端，很軟弱或者特別暴力。自己的忍耐值得嗎？

在這之前，他一直覺得即便讓孩子成長在母親強勢，父親比較弱勢的家庭中，也比在單親家庭中長大要好。所以，盡管他是遭受家庭暴力的一方，離婚反倒是妻子的底牌。他想，雖然孩子會有性格上的缺陷，但至少，爸爸媽媽都在，都愛他。現在，他真的不知道怎麽辦是好了。

那晚，妻子氣順了，去哄孩子，林瑞蹲著撿蝦醬裏的玻璃渣子時，生自己的氣，“我到底是怎麽回事，我怎麽這麽窩囊！”在後來的電話裏，他第一次向我詢問：這種情況下離婚，孩子會怎麽判？

“我不是我自己的”

“為什麽是我？我為什麽要經曆這些？”有時，他也會從受害者的身份裏跳脫出來去思考，試圖找到一些原因解釋這一切，還有那些他“完全、非常不理解”的，自己在麵對妻子暴力時的一再的忍讓與妥協。

他想起，小時候爸媽爭吵厲害的那段日子，雖然沒有打架，但他除了被動忍受之外，隻能祈禱：不管是誰，從那個“戰場”上下來吧。有人下來，爭吵就算過去了，又可以回到快樂、安全的狀態。

“那時候太小了，沒有能力主動做什麽，哪怕逃出來。”他說，現在自己置身“戰場”中，好像也沒有了逃出來的能力，隻能選擇成為那個妥協下場的人。他想，這可能就是原生家庭留在他身上的痕跡。

更重要的是，他覺得這段婚姻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林瑞說，如果相親的時候，他知道女方結過婚，他麵都不會見的。

臨近結婚，他第一次知道妻子曾患抑鬱症，在國外讀書時閃婚閃離。林瑞生活在小村鎮的父母都是下崗工人，知道兒媳結過一次婚後，心裏有了芥蒂，彩禮給的不多，這也是妻子一直介意的。所有人心裏都有了疙瘩。婚後，她不再上班，看過醫生，也吃著精神類藥物。

妻子看不上他，總說他無能，後悔嫁給他。丈母娘也毫不避諱地說，後悔讓他們認識。林瑞承認，這確實是一段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他，下崗工人的孩子，參加高考、上大學，擁有了體麵地工作，耳朵被打得聽不到聲音時，隻會去附近的社區醫院；她，開工廠的爸媽，出國、留學，無論哪裏不舒服一定要去三甲醫院掛號。

他想，暴力就是這樣滋生的吧，妻子步步緊逼，他一點點退讓。在自己親身經曆了以後，他更是覺得家暴不應該區分“男的對女的”或者“女的對男的”。兩個人在一起，其中一方有強烈的控製欲、占有欲，另一方比較弱勢，那家暴就一定會發生。

他不相信妻子會改，也不相信日子會好起來。

盡管如此，他依然困在裏麵。陳亞亞說，整體而言，家庭暴力對於男性的身體傷害不大，但心理傷害比較嚴重。即便離婚了，那種傷害好像一直都在。

王文在和妻子分開後，總想起那段經曆。他說，被家暴這件事，男性不會像女性一樣，留下很明顯、嚴重的身體傷害，但心理的傷害是很大的。“這種傷害像藏在衣服裏的一根刺，平時刺不到你，但你突然做某個動作的時候，依然覺得疼痛。”他和前妻自由戀愛，2008年結婚，在一起生活了十幾年，有了3個孩子。他以前很相信感情，現在都不信了。“錢才是重要的，無論是誰，利益還是第一位的。”

最後一次采訪時，我問林瑞離婚考慮得怎麽樣了，他長歎一口氣，猶豫了，“很複雜”。他說，妻子也不是完全不好，也會給他買衣服、買鞋，在他上班的時候，全心照看孩子。

每到做選擇的時候，林瑞總是寸步難行。他已經放棄為了自己做決定。

他想，無論是妻子還是自己都不是性格健全的人，孩子單獨跟著誰，他的人格塑造都會受到影響。而且孩子太粘媽媽了。如果離婚，如果孩子判給媽媽，他可能和爸爸、爺爺奶奶就再也沒有關係了。現在，妻子也嚴格控製著爺爺奶奶和孩子的交集，在家裏不能視頻，祖孫兩代人已經一年沒有見麵。林瑞隻能趁自己帶孩子出去玩的時候，打一次視頻。

更讓他難下決定的在於，即便孩子能判給自己，現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也隻能把他交給爺爺奶奶帶，“可是這樣對孩子就會好嗎？”他找不到兩全的解決方案。

偶爾，有那麽片刻，他也心疼這些年身心俱疲的自己。“婚姻、家庭需要犧牲，但應該是自願交付，不是被另一半徹底剝奪掉。”自由的生活一點都沒有了，他有點認命地說，曾經那些習以為常的，周末不想起床或者想去加班的選擇權再也沒有了。

短短三年，林瑞失去了物質、精神還有自我。“以前遇到的那些不可理喻的人都像過客一樣，消失了。但是現在，有這麽一個人成為了我的妻子。我可能要和她繼續生活下去，可能是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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