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寄養的女孩：七年，三個家庭，誰是我的親生父母？

8歲的蘇衡有一個小行李箱，放著“如果明天立馬走，一定要帶的東西”。每晚睡覺，她還會把小錢包用繩子串起來掛在脖子上，錢包裏裝滿過年收到的壓歲錢，“害怕突然被叫起來就要走。”

蘇衡前12年的人生經曆了四次轉移。1996年，出生僅一個月，她就被送到鄰近縣城的遠房親戚家寄養。到了讀幼兒園的年紀，“爸媽”把她送去一個“叔叔阿姨”家生活。那時的蘇衡不知道，“叔叔阿姨”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小學一年級，她被匆忙送到安徽的大姨家。初中，又再次回到親生父母家。

她是中國長達4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下、不被“允許”出生的二孩。為避免身世暴露，和蘇衡一樣的女孩們在成長過程中輾轉多個家庭，並用盡全力消化由此帶來的迷惘、不安、憤怒和恨意。

“這不是一場感冒說痊愈了就好了，是一種不可逆轉的傷害。就好像一個人突然斷了一隻手，那段時間他很傷心，但是後麵他還是照常的生活，但是你問他現在想開了嗎？手臂好了嗎？還是好不了的”。十多年後，談起那段經曆，蘇衡用了四個字——“陰影一樣”。

製圖：端傳媒

錯位的童年

三四歲時，蘇衡被寄養的家庭送回親生父母家。大她五歲的姐姐蘇雲最開始也不知道這個“跟屁蟲”是親妹妹。她在日記裏寫：這個表妹一直住在家裏，很煩人。“表妹”黑黑瘦瘦小小，“挺內向的”，把媽媽叫作“阿姨”。

後來爸媽告訴蘇雲，這是不能告訴別人的、要藏好的“親妹妹”。蘇雲沒多想，覺得家裏有一個小朋友“可以使喚”挺好的，讓妹妹每天去媽媽開的雜貨店裏拿兩個雞蛋和一瓶AD鈣奶回家。

年幼的蘇衡並不知道自己住在親生父母家。有一次爸爸被火燒傷，姐姐蘇雲開始哭，蘇衡不知道為什麽要哭，“反正我看她哭我也就哭了”。

和蘇衡一樣，範寧的童年也是“稀裏糊塗”的。她生於廣東惠州，自小被寄養在大姨家。雖然大姨對外總會說她“是幫別人帶的”，但範寧認定大姨、姨丈就是親生爸媽。大姨告訴她，因為家裏已有一個姐姐，計劃生育抓得嚴，不能讓別人知道範寧是他們生的。聽多了這話，範寧感到很鬱悶，“我跑去問我媽（大姨），憑什麽就說我是幫別人帶的，不能說我姐是幫別人帶的？”大人們都笑了。

範寧不知道對自己格外親近的“小姨、姨丈”才是親生父母。“小姨”和“姨丈”每周都會拿一個印著紅綠花紋的保溫瓶來家裏，倒出冬蟲夏草煲雞湯或燕窩給她喝，偶爾也會給範寧買來兩件新衣服。

“每年生日也都是兩家人一起給我過的”，範寧穿著裙子坐在放蛋糕的玻璃桌子前，兩家人一起拍手給她唱生日快樂歌，“從小就這樣，你沒有對比，你不會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和親生父母一起的生活持續到蘇衡小學一年級的期末考前夜。舅舅哄蘇衡說帶她出去玩，連夜開摩托車到溫州，又換乘火車，她在深夜的火車上睡著了，第二天就到了安徽。蘇衡惦記期末考，沒見過幾麵的大姨卻告訴她以後要在這裏生活了。怕人追查，她被告知要把大姨叫作“大姑”。蘇衡聽後一直哭一直鬧，有次還自己跑出去，大姨在背後追，不小心崴到腳。蘇衡回頭看到大姨，停下來，跟著大姨回家了。

在安徽，每次打架，孩子們都會說“滾回你的江蘇去”。其實她是浙江人，隻是名字裏有一個“蘇”字。有次她把一個小男孩的臉抓出了幾道紅痕，男孩的爸媽和姐姐找過來，爸爸一巴掌打在男孩臉上，嘴裏說的卻是“你怎麽能和這樣的野種玩”——蘇衡至今記得這句話。男孩的姐姐指著蘇衡的鼻子罵，不斷冒出“野種”、“野孩子”這樣的詞。蘇衡覺得很無助，眼淚劈哩啪啦往下掉，隻能躲到單元樓裏哭。

後來大姨的兒子經常給蘇衡彈吉他、講故事，又陪她玩。胖胖的、說話苦口婆心的大姨也讓她感到親近。慢慢地蘇衡不再想跑了，但她仍強烈缺乏安全感。在那個隨時可以帶走的行李箱裏，放著幾個單價五元錢的芭比娃娃和幾件娃娃的衣服。娃娃是她自己攢下的零花錢買的，她每次幫姨丈買醋，都能得到一、兩元錢。衣服是她用裁縫店淘來的碎布頭做的，她小時候幫大姨穿針，在旁學會了做針線。此外，行李箱還裝著一些她的衣服，嚴格來說，這些衣服屬於蘇衡的侄子、也就是大姨的孫子——他比蘇衡大一歲，把穿過的舊衣分了一些給蘇衡穿。

十多年後，蘇衡才知道，那次連夜轉移事發於父親職場的一次“勾心鬥角”。蘇衡的父親退伍之後在體製內的一家醫院工作，“想搞他”的同事舉報蘇衡家超生。收到風聲的父母隻能趕快把蘇衡送走。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讓她再回家。

計劃生育政策下的舉報與搜查，打亂了蘇衡和範寧的童年乃至整個人生，也讓像王玉蓮這樣的母親，不得不忍受送走親生骨肉的痛。

沒有“準生證”的女兒

24天——王玉蓮清楚記得這個數字，那是女兒出生後在她身邊待的天數。

那是1995年，王玉蓮懷著二女兒。她說那時計劃生育執行很嚴格，在浙江農村，她總聽到抓人的故事。“有人被拉去結紮，家裏房頂被人掀了，家裏的東西被人搬了，老婆抓不到，把她老公抓去，還要罰款”。

整個孕期就是逃和躲。“嚇死人了。”每次聽說要抓人，大著肚子的王玉蓮就躲到老家、沒人住的空房和鴨棚裏。因為這個孩子“不是計劃內的”，沒有準生證。

沒有準生證的孩子不屬於“合法生育”，不能去醫院生。王玉蓮提前找好一位民間產婆。偏巧在她生產前一天，計生人員查到這個產婆，搬走產床，罰了七千元。第二天夜裏兩點，王玉蓮腹痛。家人用大篷車載著她從鄉下跑到城裏，產婆的老公出來說了聲“人不在家”，再按門鈴也不開門。

淩晨三點，王玉蓮和母親、妹妹以及鄰居大姨四個人站在馬路中間哭。那是寒冬1月，王玉蓮裹著棉襖，肚子已經疼到站不住，妹妹和大姨兩人各架著她一邊胳膊才勉強站著。王玉蓮想：“計劃生育啊，醫院肯定會把孩子打掉，人家都說會打一個針進去，小孩就死掉了，但是生在馬路上怎麽辦，難產就完了。”

淩晨四點左右，一個騎三輪車的師傅聽到哭聲尋過來：“你們別哭，是不是生小孩啊？我帶你們去”。師傅載她們到一個民間接生婆家。那是一個菜場，樓下是店鋪，樓上是民房。接生婆叮囑王玉蓮一家不要出聲，不然會被人發現。樓梯是竹子做的，很窄。下麵的人推，上麵的拉，王玉蓮艱難地上了樓。

生產中，王玉蓮一直忍住不發出太大聲音，“為了孩子，要活命啊”。淩晨五點，女兒出生了，“臉胖胖的，九斤多”。女兒在身邊養了24天便被送去寄養，王玉蓮記得送走前她“頭發很濃密”。

“不是計劃生育根本不會送出去的，因為還要吃奶”。王玉蓮每日提心吊膽，她又說了一次“嚇死人”。寄養費每月500元，奶粉錢另算。

想女兒時，王玉蓮就會帶著奶粉去看她，再抱一會兒，但隻能待一會兒，“村子裏人很多，怕人家會認到”。

女兒自小體弱多病，一病就會被寄養的人抱回外婆家，前後換了好幾戶人家。家裏人猜測可能是沒打疫苗或沒喝夠母乳。在中國，新生兒可以免費接種例如卡介苗、百日破、乙肝等“免疫規劃”內的疫苗。因為是“非法生育”，王玉蓮的女兒沒打疫苗。

女兒三歲時，小姨家開了一個幼兒園，王玉蓮借機把女兒接回來。剛回家時，女兒盯著王玉蓮不講話，“眼睛看看，她不敢叫媽媽，認生”。

女兒出生後就沒戶口，是個“黑戶”，直到碰上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正好也準備要上小學了，才登進去。“普查就是人生落地了。”因為弟弟夫婦一直沒有小孩，外婆做主把玉蓮女兒的戶口登到弟弟名下，“民間有說法，很久不生育了，有個小孩了很快就能再生一個”。後來弟弟再婚，生了兩個女兒，戶口登不進去，親生父親從國外回來做了親子鑒定，才把玉蓮女兒的戶口移出來。

在2010年進行的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發現全國有1300萬人沒有戶口，也就是說大約每100個中國人裏就有1個是“黑戶”。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萬海遠的調查，這個數字可能更高。沒有戶口的1300萬人中，大約有780萬屬於超生人員，他們大多是女性，主要在農村。萬海遠指，男性在農村的地位顯著更高，去派出所主動登記男嬰戶口的意願更高。

如果沒有玉蓮弟弟這樣湊巧的情況，超生家庭為了給孩子上戶口，大多隻能繳納“社會撫養費”。蘇衡家找了關係，把戶口落在阿姨家。如今在香港讀博士的範寧，是爸媽“認識派出所的人”，做了一本假戶口本上小學。

範寧的父親是國企公職人員，生二胎就要丟工作。媽媽懷她時一直正常上班，預產期正好碰上國慶假期，前後多休了幾天假，用來生產和坐月子，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一樣。範寧直到中學才換到真的戶口本，登在姑姑名下，關係寫的侄女。

“計劃生育為什麽能限製一個人的生育權，這是一件很詭異的事。”長大後的範寧問道，“這個政策完全構造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很多人因此不能跟自己親生父母一起生活”。

被寄養的女孩們發現，長大後，回到親生父母身邊生活，變成了一件別扭、甚至傷痛的事。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被寄養的女孩：七年，三個家庭，誰是我的親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