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我們本專欄上周刊發和播出的兩篇文章《習近平的兩個核心智囊王滬寧和劉鶴誰左誰右？》和《劉鶴與習近平莫須有的“同窗之誼”》先後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事實上劉鶴和王滬寧一樣，到輔佐習近平為止，都已經是“三朝國師”……；當年初中學籍被從八一學校轉到二十五中的習近平，與當時就讀一零一中學的劉鶴既不相識，更沒有過半天的“同窗之誼”。
有“”的網友在筆者文章後麵留言，調侃習近平說，“小學都沒念完的主怎麽讀中學？”，有點不尊重事實了。事實上，習近平在1965年小學畢業這一史實已有他的小學老師的回憶，更有聶衛平的回憶從時間上佐證。所以筆者多年前即有文章替習近平鳴不平，一再提醒外界，習近平不但是受過六年時間的正規小學教育，而且還在“文革”開始前讀過不到一年的中學，然後就去二十五中揮著《毛主席語錄》打“派仗”玩兒了。
這裏需要強調一句，當年的北京一零一中、北京四中、北師大附中、北師大女附中等名校，都有許多中共高幹子女和社會賢達後代就讀。不過，這些名校與中共政權的“幹部子弟學校”八一學校的最重要區別就是，名校生都是憑學習成績進入的。所以，為了編造習近平與劉鶴之間有“發小之誼”的故事，就硬是把習近平說成是北京一零一中學畢業生，實在是抬舉了習近平。
而與習近平一樣，也是一九六九年下鄉插隊的劉鶴當年是1964年小學畢業，所以生平中所接受的正規基礎教育時間比習近平多一年。當然更重要的是，劉鶴的大學本科教育和碩士研究生教育都是在校全日製完成的，是有正經學士和碩士學位的。在所有中共在位領導人中，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學曆都是在正規大學在校全日製完成的，隻有劉鶴一人。換句話說就是，在所有中共在位領導人裏，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學曆都沒有水分的，隻有劉鶴一人。
先不要說習近平和王歧山那樣，因為是“大學普通班學曆”而沒有資格獲得學士學位者，就是胡春華、李克強這樣的，雖然有著過硬的北京大學學士學位，但研究生都是“在職攻讀”的。
當然，單論真實學曆的話，習近平所更不能比的是，劉鶴不但有三年全日製的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係工業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學曆並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而且還有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國際金融和貿易專業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另外還有美國西東大學工商學院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資曆。
也需要指出的是，劉鶴在美國哈佛大學拿到了一紙碩士文憑是確有其事，不過當時他所就讀的是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梅森學者項目的“特殊班”。這是一個專門為發展中國家培養高層管理人員的項目，就讀者大都是各發展中國家的在位政府官員，學製一年。
另外，在外界關注劉鶴的介紹文章裏，隻要是提及他的大學學曆，幾乎都是說他是“文革後中國首批大學生”，因為他本人在二零一八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回憶說，“30年前，我們以驚喜的心情邁進大學，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但事實上，“文革”後鄧小平恩準恢複高考後的首屆（首批）大學生是所謂“七七級”，也可以說成是“八一屆”。但劉鶴是一九七九年夏參加高考的，結果被中國人民大學第二分校錄取，進入工業經濟係工業經濟管理專業學習四年。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後，因為在校期間成績優異，劉鶴一九八三年本科畢業後即被分配到中國人大本校的工業經濟係任助教。但當年，他就又考了該係的碩士研究生。
2019年11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習近平和劉鶴出席2019年“創新經濟論壇”。(路透社)
經曆過那個年代的“老三屆”們都知道，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年並不是全國統一高考，而是各省市自己出題。各省市所出的高考卷難易不同，而且當時的北京考卷相對簡單。而一九七八年，也就是恢複高考後的首次全國統考，至少對北京地區來說，考卷的難度大大難於七七年，七九年就更是如此。
而對當時的劉鶴來講，更難的七九年是高考麵對“老三屆”招生的最後一年，這一年錄取的考生已經是以應屆高中畢業生為主的。這就是為什麽劉鶴說自己“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因為如果他這一年仍然沒有參與高考，那麽他日後的命運就同如今排名在他之前的那個韓正副總理一樣，去混一張“四大生”文憑了。
中國大陸自一九七七年恢複高考之後，夜大學、廣播電視大學、職工大學、函授大學應運而生。如上四類“大學”的生源，都有“在職”和“非在職”兩類，統稱為“四大生”。在這四種所謂的“大學”裏，“不脫產學習”拿到的學曆即所謂“在職大學”學曆。中共官方媒體都承認，“四大生”被社會歧視性的稱為“黑四類”，其中的非在職生畢業之後仍然會麵臨找不到工作的囧境。不少單位的招聘公告上都赫然注明，“四大生除外”。上述“四大生”加上“文革”中產生的“工農兵大學生”一共五類，鄙視他們的稱他們為“黑五類”。他們自己麵對恢複高考後的曆屆正規大學畢業生也自覺矮人一等，故戲謔自己是“五大郎”學曆。
現如今的這屆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裏，學曆上屬於“黑五類”，即具備所謂“五大郎學曆
”的有六個，包括習近平、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和韓正。
當然，他們這六個人裏王滬寧是特例。此公雖然也是文革時期的工農兵學員，但“文革”結束後，他直接考取了複旦大學正規的在校研究生，完成三年全日製研究生教育後取得碩士學位。此後的王滬寧則是長時間擔任複旦大學副教授和教授。所以這個王滬寧和劉鶴一樣，確實稱得上是中共政壇內的學者型官員。而且此二人的政壇履曆也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中共政壇內除外交官員之外的，唯二的沒有地方政壇工作經曆者。
一篇標題為《最重要的經濟智囊》的文章，詳細介紹了劉鶴在習近平登基之前的工作和學術成就。說他1987年離開學校，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在此期間，就開始站在國家的高度，主筆撰寫《中國產業政策的初步研究》報告，受到當時的國務院負責人的高度重視，於1988年被調到國家計委(2003年改稱國家發改委)從事產業政策工作。期間，他曾擔任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長期規劃和產業政策司副司長，共在國家計委工作了10年，主持製定了11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部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布。
1979年二十七歲時才參加高考，1987年才進入國家機關成為“普通幹部”的劉鶴與同齡人相比，真真稱得上是大器晚成！
進入國家計委後，劉鶴每年都有研究成果發表。他在1998年發表的《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一文中談到，今後 20
年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很可能是小城市為吸納更多的人口進城，而實現城市規模經濟的調整和競爭過程，10 萬—20
萬人口的上千個小城市會逐步形成氣候，與大中城市形成互補的城市網絡，這必然將派生出來巨額的投資需求並相應對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大產業構成發生影響。他的觀點引起學界共鳴。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公布。學者認為，其中的建立城市群發展協調機製、增強中小城市輻射帶動功能、加快發展中小城市、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等內容，與劉鶴當年的觀點是一致的。
2003年3月，也就是溫家寶國務院總理的第一個任期開始，劉鶴就出任中財辦副主任，開啟了在中財辦的職業生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設的中財辦，是負責經濟工作的最高議事機構，是一個正部級機構。近20年來，中財辦主任都同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2008年9月17日，即全球知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兩天後，金融海嘯即將橫掃世界。時任總理溫家寶派劉鶴到美國與哈佛大學的一組專家會麵，商談對策。該校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管理學院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賽奇教授回憶說，劉鶴的使命，就是向溫家寶傳達美國陷入金融危機的深度。兩個月後，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出台。這項計劃現在受到質疑，但很多人認為，在當時，這樣部署是正確的。
中國全國人大會議表決通過胡春華（左起）、韓正、孫春蘭、及習近平的經濟智囊劉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圖為宣誓場景。（美聯社）
如上記述清楚表明了劉鶴當年在溫家寶任內的重要性，是等同於當時的王滬寧之於胡錦濤的。
二零一七年底，中共新華社發表了《亮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說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首次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從時間和空間大角度審視我國發展，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新常態’這一概念。同年12月，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這一重要論斷……。”
而崔之元教授在他的《中西方經濟“新常態”的比較與互動》一文中，則介紹說：中國在深度參與“全球化”時，不僅中國經濟運行本身，而且關於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話語也“國際化”了。我們常提的“供給側”和“新常態”都是翻譯來的，中西方在宏觀經濟思想和政策方麵是相互作用和影響的。
如果我們仔細查文獻的話，可能最早是劉鶴去年11月份，在廣東省一個調研裏提出“供給側改革”這個概念。而“新常態”這個詞，最早也是從英文
“New Normal” 翻譯過來的。
原美國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在奧巴馬總統2008年第一任的時候，被邀請擔任白宮裏的經濟顧問。他當時曾說過，“長期停滯”很有可能就是“新常態”（“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
中國大陸另外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時說：“劉鶴所講的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變化，即指危機過後，我國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征，這與後來中央提到的‘新常態’的含義是一致的，劉鶴的觀點有其預見性。”
也就是說，從中共十九大之後正式出台的所謂“習近平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的核心內容，都是從中國內地媒體也讚譽為“中國經濟計劃和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的劉鶴的經濟理論中凝練出來的。
如今到百度上搜索一下就不難發現，劉鶴本人已經成為專業人士的研究對象，“劉鶴經濟理論”或“劉鶴經濟發展思想”之類，都已經是一些經濟專業人士的研究課題。問題是，“中國經濟計劃（經濟改革）總設計師”這頂帽子可能已經令劉鶴受用不起。
我們在過去的節目中已經介紹過，《華爾街日報》的“北京正考慮更換和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取代原本的貿易代表劉鶴”的報道內容，在其出籠不到一天後即遭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否認。但幾天後的英國《金融時報》即又發出關於劉鶴的“最新報道”，指證他的兒子劉天然雖已按中共規定，辭任其創辦的投資公司“天壹紫騰”的主席，但仍秘密進行交易，大手投資科企巨頭騰訊及京東等。
一時間，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相關內容的報道被外界中文媒體紛紛以“劉鶴出事”、“幕後權鬥被搬到前台”等聳動標題轉述。
此動向是否真的意味著習近平將要拋棄劉鶴，甚至與所謂“二十大人事布局”有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都將是我們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
（文章隻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習近平不能比 劉鶴屬於 “大器晚成”的學術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