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討論深圳落戶新政時，城叔曾提到一個觀點：常住人口大增，對深圳有限的資源構成了新的挑戰。一個明顯的指標是，深圳跌出萬億城市人均
GDP 首位 ” 寶座 “，下滑至第 5 名，這某種程度上也助推了深圳人口政策 ” 轉向 “。
從這個角度出發，深圳的最新舉動，至少說明了兩個趨勢：一方麵，人均指標愈加成為城市政策製定的依據；另一方麵，長期位居第一的深圳 ”
退步 “，也意味著城市人均 GDP 的原有局麵正在發生變化。
誰取代了深圳？
基於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城叔對 ” 萬億俱樂部 ” 城市 2020 年人均 GDP
進行了統計。其中，無錫、南京、蘇州三座江蘇城市同時超過深圳，成為最大 ” 贏家 “。而縱觀所有 ” 萬億俱樂部 ”
城市，一個普遍趨勢是，沿海城市在人均 GDP 上表現出更明顯的增長優勢。
16 座城市人均 GDP” 回調 “
最新數據顯示，在人均 GDP 這個指標上，萬億城市中大多數都出現不同程度 ” 擠水 “。
深圳的表現最為突出。根據統計公報計算，深圳 2019 年人均 GDP 已超過 20 萬元，成為唯一達到該門檻的萬億城市。而根據
2020 年數據，深圳不僅退回 “15 萬元 ” 量級，且不及無錫、北京、南京、蘇州。
對比 23 座城市 2019 年和 2020 年兩年的人均 GDP 數據，僅北京、南通、福州、泉州、濟南、天津和重慶 7
座城市出現小幅度增長。換句話說，有 16 座城市該指標都出現回調。
” 擠水 ” 的一個結果是，與 10 年前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城市人均 GDP 排名出現明顯變化。
分區域來看，長三角與珠三角城市排名發生明顯 ” 互換 “。2010 年，位於第一、第四、第五的深圳、廣州和佛山在去年分別下降至第
5、第 8 和第 16 位；而長三角城市中，除新晉 ” 登頂 ” 的無錫外，南京從第 12 位升至第 3 位、南通由第 15 位升至第
10 位，進步最為明顯，蘇州、杭州排名也小幅上升。
有觀點認為，人均 GDP 能部分反映城市經濟與人口的增長關係。某種程度上，過去 10
年間，珠三角城市人口增速相對較快，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依賴度高於長三角地區。
具體而言，深圳、廣州、佛山三市十年的人口增速分別為 69.54%、47.06% 和 32.03%；而長三角萬億城市中，僅增速為
37.19% 的杭州與其類似。
分梯隊來看，人均 GDP 超過 “2 萬美元 ” 的萬億級城市共有 6 座：無錫、北京、南京、蘇州、深圳、上海。
全球範圍內，一般把人均 GDP 超過 2 萬美元作為發達經濟體的門檻。若以此為標準，上述 6 座城市均達到發達經濟體經濟水平。而
2019 年曾一同入圍的廣州、杭州、武漢和寧波，則退出此列。
強省會，經濟趕不上人口增速？
對於大部分萬億城市而言，在經濟總量不斷做大同時，提升經濟質量的需求更顯迫切。這一點在省會城市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23 個 GDP 萬億城市，11 個為省會城市，占比近半。2020 年人均 GDP 排名後 10 位的萬億城市中，省會城市占據
6 席。而若與 2019 年排名相比，除南京、杭州、福州及濟南外，廣州、武漢、長沙、合肥、鄭州、成都、西安等 7
個省會城市排名都出現下降。
若進一步比較十年間人均 GDP
排名變化，除南京、福州排名大幅拉升，武漢、杭州小幅上調外，廣州、長沙、濟南、合肥、鄭州、西安等都出現下降。
城叔此前曾分析過七人普省會城市的人口變化情況。一個總的趨勢是，人口加速向省會城市聚集，省會城市的人口首位度進一步提升。
但多個省會城市的排名下滑說明，其經濟的增長速度似乎並未能趕上人口增長速度。換句話說，在省會城市實現人口聚集同時，尚未能出現足夠的經濟要素聚集。
一個原因是，一些省會人口增長來自行政手段的影響。比如，西安人口增長部分源自托管西鹹新區，而 2019 年數據顯示，西鹹新區人均
GDP 為 5.0 萬元，僅為同期西安全市 9.3 萬元的一半左右。在提升西安人口總量同時，西鹹新區也拖了人均 GDP 的 ” 後腿
“。
而在人口加速聚集之後，部分省會城市也尚未做好產業、社會發展的相應準備。特別是正處在承接沿海城市產業轉移的內陸城市，尚需進一步布局城市產業結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以提供更有競爭力的發展機會。
這又牽涉到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城市應該先發展經濟還是先集聚人口？
有人認為，人口聚集將帶來規模效應，而規模效應可能造成經濟效率的提升，通過提高單個人的產出，實現人均 GDP
的增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口增加可能短期內會造成人均 GDP 的減少，但長期來看，理論上最終會實現人均 GDP 的提升。
由此出發，對於已經初步累積起人口資源優勢的省會城市而言，關鍵在於如何找到撬動規模效應的 ” 支點 “。
江蘇的 ” 勝利 ” 與隱憂
江蘇城市的上升態勢同樣值得關注。
作為全國 GDP 第二大省，江蘇在人均 GDP 上的表現一直不俗。2019 年，” 江蘇人均 GDP 比浙江多了 1.6
萬元，為何人均收入隻有浙江八成 ” 的話題就曾因引發討論。（猜你想看：《” 蘇大強 “VS” 浙經濟 “，誰更有錢？》）
從七人普數據看，該優勢進一步擴大——江蘇以 12.1 萬元的人均 GDP 再次超過浙江的 10.0 萬元，差距進一步增加至
2.1 萬元。
從萬億城市層麵來看，與浙江的杭州、寧波兩市相比，江蘇的無錫、南京和蘇州三市人均 GDP 多出 2～3
萬元左右，南通也緊追不舍，與寧波的差距隻有 2000 元。
一種解釋認為，江蘇如今的經濟發展得益於鄉鎮企業較早起步所累積的資本基礎，而後順應對外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又為江蘇發展再添 ”
一把柴 “。排名靠前的無錫、蘇州兩市，無不是得益於 ” 蘇南模式 ” 實現了快速發展。
但隱憂猶現。
盡管在代表經濟質量的人均 GDP 上勝出一籌，但在反映生活水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江蘇城市卻不及浙江、廣東城市。以 2020
年各市統計公報公開數據為例，人均 GDP 居首的無錫，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不及深圳、杭州和寧波。
一個原因是，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 藏富於民 ” 的市場經濟發展邏輯，與江蘇形成了鮮明對比。在 2019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的一檔《有請發言人》節目中，浙江省統計局總統計師王美福就曾指出，11 個浙江人裏就有 1
個老板，金華老板最多，100 個人中有 16 個老板。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縮小人均 GDP 和 民眾感受之間的 ” 溫差 ” 上，江蘇城市有更大的發力空間。
此外，從人口結構來看，江蘇城市的另一項 ” 危機 ” 已然迫近。
與浙江、廣東萬億城市相比，江蘇四市明顯表現出 ” 老態 “。其中，以 ” 長壽 ” 著稱的南通，60 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
30.01%，65 歲以上人口更是達到超老齡化社會 20% 的基準線；無錫該指標也超過
14%，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而老齡化程度最輕的深圳，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不到無錫的 1/3。
對於 ” 攻擂 ” 成功的無錫及其他江蘇城市而言，維持住人均 GDP 的優勢，將是城市發展的一個新課題。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萬億城市人均GDP比拚：深圳居然不是第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