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於昨日再遭搜捕。港警國安處搜查壹傳媒集團總部暨《蘋果日報》報社，並以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包括《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在內的五名報社高管。這是繼2020年8月香港警方拘捕壹傳媒老板黎智英、對壹傳媒大樓進行封鎖調查以來的第二次大型行動。警方聲稱《蘋果日報》自2019年起，涉有數十篇中、英文文章呼籲外國“製裁中國”，危害國家安全，並據此凍結壹傳媒三間公司（包括《蘋果》的日報、印刷及互聯網）共1800萬港元的資產。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聲稱有關人員參與在一個大型“串謀”計劃中，是打著新聞工作的幌子行危害國家安全之事。
且不論警方以2019年為始搜集證據，是對《港版國安法》未提及追溯期、特首林鄭月娥聲稱“既往不咎”的自掌嘴巴，當局在記者會上更刻意打造《蘋果》和其他媒體對立的印象：這一邊，《蘋果》“利用新聞為工具危害國安行為”、“勾結外國勢力”、呼籲製裁中國，參與在局方認為的國安相關“串謀”計劃中；另一邊，局方強調“一般正常新聞工作”不在當局打擊的行列，其他媒體人及媒體公司隻要潔身自好、劃清界線、依照法律（強調包括《港版國安法》）來做新聞，則無需擔心。
但“串謀”計劃到底是什麽計劃？“串謀”和“正常新聞工作”之間的界線到底是什麽？有哪些具體的文章能成為證據？是評論文章還是報導中引用的受訪者的話？證據如果還未搜集到位為何就能實施拘捕？⋯⋯對此局方一概沒有交代，畢竟，案件還處在“調查階段”，而永遠是說不清也不能說清楚的“國家安全”超然淩駕所有程序。
然而可以說，這件事映射的深意已遠超一家媒體被政治打壓的層次——當買一份《蘋果日報》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完全不會觸犯國安法——它正在新聞的各個參與者（包括讀者、記者、編輯、廣告商、投資者）之間製造斷裂，打擊整個公民社會的信息傳播鏈條；它在香港新聞業界製造二元對立的敵我矛盾，試圖“淨化”業界生態、誘發嚴重的自我審查；它要規範“正常”與“不正常”，實際上騎劫了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定義權。至於被凍結了資產的、仍是政權眼中釘的《蘋果日報》還能活多久？記者會上一名親政府媒體記者的“七一”之問，大概已揭司馬昭之心。
2021年6月17日將軍澳蘋果大樓，一名記者在外拍攝。攝：陳焯煇/端傳媒
“串謀”vs“正常新聞”，被改寫的香港新聞場域
今次的拘捕行動更對本地新聞工作者敲響了難以忽視的警鍾。被逮捕的五人，除了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雄及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外，《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誌偉，三人皆為新聞工作者，負責把關《蘋果》內容生產。也即，幾乎在維持一間公司正常運轉的行政、運營和內容部門的話事人，都被警方檢控。
麵對傳媒提問，李家超隻一再強調今次事件涉及的是“刑事串謀罪行”，需要與“正常新聞工作”作出區分。至於何為“正常”、“一般”的新聞工作，李家超回應指，傳媒工作者隻需要考慮自身目的及意圖，若沒有違法或危害國家安全，便不受法律規管。但針對這次所涉及於《蘋果》刊登的文章，李家超及警方均以調查正在進行中為由，拒絕披露細節。
先不論涉事的文章具體內容為何，這次事件本質上是國安法框架下，又一次以言入罪的案例。局方聲稱《蘋果》“呼籲製裁中國”，涉及的文章是在《蘋果》發表的新聞內容，更突顯當下政權對國家安全覆蓋領域的理解，及其與新聞自由之間的矛盾。
《蘋果》刊登的文章縱然有其政治立場和論調，但一直以來仍是屬於香港社會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的範圍之內，其爭議主要圍繞在媒體是否具有“倡議”（行動）的功能。而就這一點，即便是在新聞學界內，也有不同考慮，在業界更有不同的實踐形式。在香港，把“倡議”明確作為自身定位，《蘋果》甚至不是首創媒體。支持媒體的“倡議”功能的人認為，倡議隻是對古老的傳播功能之一的複興，其實每個媒體都有倡議功能，隻是具體的處理方法不一樣。“倡議新聞”就像“快樂新聞”“慢新聞”一樣，隻是非傳統型態的新聞，依然要遵守新聞的基本準則與倫理，而即使在方法上有爭議，亦應留待社會自行辯論修正。但今次事件則顯示，政府已有足夠信心，驅動國安法賦予的權力侵入本應屬於新聞自由的空間。
當有新聞工作者因為出版文章而被指涉嫌違反國安法，而李家超嚐試將事件與“正常”新聞工作劃開距離，所造成的效果與其說是安撫，毋寧是改寫“正常”新聞的定義。在新聞專業製度裏，報導事實，呈現社會上不同的觀點，以文字或影像等各種媒介傳播信息，本身就是正常且正當的專業操作。今次事件的最直接影響，是政權利用國安法，將大眾理解的正常新聞工作，定義為“犯罪活動”，更稱新聞工作者為“罪犯”，稱報館資產為“黑錢”。如此一般，也反映了政權對香港新聞界作出指示，劃分出合乎其需要的“正常”和“合法”區間，以此整治香港新聞界。
這個意圖反複出現於李家超與傳媒的問答之中。他多次呼籲其他傳媒與“罪犯”劃清界線，又指涉案的《蘋果》員工是以新聞作為工具犯罪。一方麵是樹立了《蘋果》作為反麵例子，要求其他傳媒警惕，另一方麵亦毀謗了《蘋果》員工的新聞專業，甚至有將《蘋果》排除於新聞之外的含意。這和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當局“撕裂”香港社會的話術同出一轍：運動人士皆為“反中亂港暴力分子”，“普通市民”要與他們切割。
這背後有一重更深遠的影響，就是把《蘋果》所代表的政治異議聲音劃分於合法的新聞空間以外，變相噤絕政治異見的合法發表。《蘋果》在香港新聞界的特殊性在於，它一直是旗幟鮮明的政治異議報章，不憚於發表批判中國及香港政府的言論，亦明確地定位自身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傳播平台。若以嚴謹的新聞專業標準而言，《蘋果》結合民主訴求及新聞操作的做法，的確有新聞倫理的爭議，這亦一直是香港社會、新聞界及學界討論的議題。而今政權以公權力幹涉《蘋果》的營運，無非是傳達一個信息：
批判政治及有倡議行動成份的異議，將不容於國安法之下的言論空間。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何為“正常新聞”：《蘋果》被查，誰來定義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