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百年黨史中，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有些是中共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有些是中共建政後的領導人，有些是改革開放後的領導人，有些同時還是中共接班人，但他們均因路線鬥爭、黨內分歧等原因而失勢下台，有些人還死於非命。可以說，他們的個人命運與中共百年黨史息息相關，也是中共百年黨史的一個縮影。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部分出席會議人員合影。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在中共建黨百年曆史中，張國燾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也是毛澤東的最強大對手，投靠國民黨又被國民黨拋棄，最終客死異國。
張國燾，江西萍鄉人，1916年入北京大學讀書。五四運動時任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幹事，享有“學生要人”美稱。1920年參與發起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主持中共一大，被選舉為中央局組織主任。不久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1922年，陳獨秀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期間，張國燾代理中共總書記職務。
1925年，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直接領導五卅運動。同年10月，中共設立中央軍事部，張國燾任主任，成為中共第一任軍事領導者。在1927年中共五大上，張國燾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28年中共六大後，張國燾留在莫斯科並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1年回國，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在鄂豫皖和川陝蘇區大搞“肅反”。
1935年6月，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麵軍（一萬多人）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麵軍（八萬多人）在四川懋功會師。這是張國燾與毛澤東分別八年後重逢。在張國燾部下、中共開國上將許世友看來，這是一對才能、資曆和威望真正匹敵的對手。他說：“在黨內，除了毛澤東，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
由於兩軍兵力懸殊，張國燾的心態開始發生變化。會師後，中共中央確定了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張國燾主張向川康邊轉移。後來，中共中央為了兩軍團結，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８月，紅一、四方麵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共同北上，毛澤東等隨右路軍行動，張國燾等隨左路軍行動。
9月張國燾拒絕執行北上方針，電令老部下、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與周恩來等緊急磋商，決定率領紅一、紅三軍先行北上。張國燾則率領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原紅四方麵軍的四軍、三十軍南下，並另立中共中央。南下後，紅四方麵軍在作戰中減員一半。1936年６月，張國燾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紅二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在甘孜會師。會師後，毛澤東頻頻去電張國燾強調團結，“對過去爭論一概不談”，“等待國燾同誌等北上商討一切”。張國燾最終同意北上。10月，紅一、二、四方麵軍在甘肅會寧會師。
張國燾是個精明人，知道依照中共黨內鬥爭的慣例，長征路上的這番折騰，是不會輕易過去的，與其被動挨批，不如主動過關。1937年2月，他寫了一份檢討，承認“犯了反黨反中央的錯誤”。在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作了檢查。毛澤東發言說：“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稍微不慎重，那麽會打起來的。”這就是所謂的“草地密電”。
加上西路軍（紅四方麵軍主力）全軍覆沒的原因，對張國燾路線的批判在延安掀起高潮。這時，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王明在會上傳達了莫斯科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精神，主張加強對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的鬥爭。這些火藥味極濃的話，令張國燾有些心驚膽戰。
會後王明單獨找張國燾談話，說張國燾與中央鬧分裂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並且告訴他，李特、黃超（均為張國燾部下，西路軍高級將領）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已被槍決。“王明反托派的矛頭，竟是指向著我的。”張國燾說：“由於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經過一番考慮，最後決定脫離中共。”
1938年清明節，他利用代表中共與國民黨一起祭祀黃帝的機會離開延安到西安，隨即逃往武漢，投靠國民黨。在武漢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等苦口婆心勸導他返回延安，毛澤東等五人也聯名發電勸返，但張國燾不為所動，最終被中共開除黨籍。
會見蔣介石後，張國燾進入軍統，並被授予中將。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很器重張國燾，他也很賣力，但沒有取得令戴笠滿意的成效。當蔣介石在一份報告上批示“凡是能叛變共產黨的人，也會隨時叛變我們”後，戴笠的態度發生很大變化，軍統特務更是瞧不起張國燾。1941年，張國燾找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謀了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職務，可是，每逢國民參政會開會，他隻能一個人向隅而坐，孤獨發愣。抗戰勝利後，張國燾又被安排到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任署長，而江西省省長王陵基恰好是他在紅四方麵軍時的老對頭。張國燾隻好主動辭職，轉赴上海。
轉眼間，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開始，國民黨敗局已定。1948年11月，他偕全家秘密赴台灣。在台灣也不過一年時間，他倍受冷遇，又逃往香港另謀生路。在香港，他與國民黨左派要人顧孟餘等人發起“第三勢力運動”，可又被顧孟餘等排擠出局。走投無路的他隻好到一家小報館擔任主筆，養家糊口。
在困境中，張國燾想起了大陸。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他通過友人向北京捎去想回大陸的信息，北京的回複很簡單，隻要公開承認錯誤，回大陸的門是敞開的。可他不願認錯，這扇門又被關上了。山窮水盡之際，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找上門來，請他撰寫個人回憶錄《我的回憶》，並答應每月付給2000港元研究費，他的日子這才有了起色。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版權連載，他由此賺了一筆稿酬。
張國燾的三個兒子皆在美國與加拿大定居。文革爆發後波及香港，香港街頭也出現了大字報，張國燾聽說有人在香港四處打聽他，嚇得他不敢出門。1968年，為了保險起見，張國燾決定和妻子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並皈依基督教。與王明一樣，流亡異國他鄉。1973年，張國燾突然中風，行走不便的他被送入官辦的免費老人病院，在這裏度過餘生。1979年12月3日，當年曾經叱吒風雲的張國燾在這家老人病院凍死，享年82歲，葬在多倫多鬆山墓園。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他是毛澤東最強大對手 後半生亡命天涯 客死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