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向威權主義的邁進，始於一份言辭枯燥的政策文件中的一句話。該文件稱，北京將對香港行使“全麵管治權”。
該文件發表於2014年6月，顯示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決心馴服香港——一個保持著自己的法律和自由的前英國殖民地——的政治反抗。但是許多人對這些話不屑一顧，認為是虛聲恫嚇，香港強大的法律體係和民主反對派可以挫敗它。
現在，香港對習近平的野心有了極為清醒的認識。這份文件標誌著對這座城市的控製權爭奪戰拉開了序幕，最終導致了幾乎沒有人預料到的全麵國家安全法出台。
自該法於一年前生效以來，北京采取了一係列行動，以使香港在政治上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逮捕活動人士、扣押資產、解雇政府工作人員、拘留報紙編輯、改寫學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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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打擊行動似乎以驚人的速度到來，但這是北京多年努力的結果。對內部人士和顧問的采訪，以及演講、政策文件和國家資助的研究表明，中國官員對香港抗議活動的擔憂日益加劇；香港親北京的統治精英搖擺不定，令他們失去耐心；他們日益相信香港已經成為受西方支持的顛覆活動的庇護所。
這份白皮書發布後的幾年裏，北京為安全問題上的反攻奠定了基礎。官員們抨擊了一種假設——在殖民統治接近尾聲時與英國談判的框架下，香港的自治權是一成不變的。他們回擊了對民主權利的要求；與此同時，有影響力的顧問大膽提議，如果香港立法會議員不采取行動，北京可以實施一部安全法。
有跡象表明，北京方麵的立場正在漸漸變得強硬。隻有在安全法出台前幾個月裏，那些最後階段的工作才是幾乎完全保密的。
這些信號通常以中共精心策劃的、一貫不透明的方式傳達，但未能穿透香港的政治動蕩。香港的反對派一直設想在幾十年內針對中國政府的侵蝕展開一場令人痛苦、不斷變化的政治鬥爭，而不是一場閃電戰。鑒於全球反對的風險，以及香港在金融方麵的重要作用，許多人認為習近平會謹慎行事。就連北京在香港最忠實的支持者，也低估了習近平最終願意走多遠。
中國的攻勢極大地加快了它對香港的吸收，預示著更深層次的變化，可能會終結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大都市的地位。
“整個過程是逐步發展或演變的，直到幾年前，然後速度非常快，”為北京提供政策建議的香港學者劉兆佳說。“問題是，國安法的出台非常突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包括香港所謂的親北京人士。”
防火牆消失了
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時，香港人期望他可能是一個務實的監督者，滿足於依靠長期以來作為北京代理人的政治人士和富豪。
他的父親曾是鄰近廣東省的一位有自由派傾向的領導人，而習近平起初塑造了一個相對溫和的形象。他告訴時任香港最高官員梁振英，中國對香港的態度“不會變”。
但是上台後，習近平透露出一個鐵腕意識形態議程。在中國大陸，他壓製異見，譴責司法獨立和公民社會等理念——對許多人來說，這些價值觀定義了香港。
2014年的政策文件暗示習近平拒絕接受法律和條約將香港與中國國家權力隔離的觀點。香港許多人長期以來一直擔心香港的自治是脆弱的，但以前的中國領導人更喜歡間接而隱蔽地施加影響。
香港大學前法學教授、《讓香港成為中國》(Making Hong Kong China)一書的作者戴大為(Michael C.
Davis)說，該文件的新措辭“全麵管治權”表明，北京不再認為香港可以被一道法律“防火牆”包圍起來。
盡管這個詞引發了香港律師的抗議，但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沒有法律依據的恐嚇性政治聲明，隻會刺激反對派，而不是阻止他們。
“今次中央以文件形式，‘大石壓死蟹’宣示姿態，做法愚蠢，”香港親民主運動前沿學者陳健文當時表示。“隻會造成社會更大反彈。”
北京很快明確表示，事關為香港製定新規則，它是認真的。
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曾提出有可能履行中國一再拖延的承諾——讓公眾直接選舉行政長官，即香港的最高官員。2014年8月，中國政府公布了一項有限的提議，允許從2017年開始直接投票，但隻能在北京批準的少數候選人中投票。
作為回應，成千上萬的人占領了香港主要街道，長達兩個半月。中國領導人開始擔心香港已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的膿腫，需要進行治療。
中國媒體和親北京的政客開始稱這些抗議活動為“顏色革命”，中國共產黨用這個詞來稱呼西方支持下的叛亂。中國官員加緊呼籲香港通過安保立法，這是《基本法》要求的承諾，《基本法》是北京賦予香港特殊地位的規則框架。
政府開始將為1997年香港回歸設定條件的中英聯合聲明視為曆史遺物。據一名英國議員稱，一名中國駐倫敦外交官表示，該聲明“現在無效了”。
但習近平還沒有準備好對香港進行大規模介入。他的政策在警告和安撫性經濟姿態之間轉換，哄騙一些人認為該黨的政治攻擊不會與其口頭上的叫囂相一致。
習近平對中國自身安全機構的控製也是不完整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副教授田飛龍表示，北京還希望控製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並且給香港時間來修複示威後的經濟。田飛龍曾支持對抗議者采取更強硬的措施。
他說，考慮到這些因素，中國領導人“沒有立即著手解決國家安全的問題”。
“接這個燙手的山芋”
與西藏和新疆等中國周邊局勢緊張的地區相比，在香港壓製反對意見要複雜得多。
香港有自己的源自英國的法律製度，有一個廣受歡迎、組織良好的民主反對派，而且在全球經濟中的可見度要高得多。出動中國軍隊鎮壓抗議活動可能會令金融市場受到驚嚇。
香港親北京的政界人士不願推動國家安全立法。此前的一次嚐試在2003年大規模抗議後失敗。
“都不願意去接這個燙手的山芋，”田飛龍說。“沒有任何一方，包括西方國家，真的相信香港本地有能力完成這一立法。”
2014年之後，習近平呼籲重振黨的權力，這令政策顧問有了勇氣，去尋找新的方法來打破香港的僵局。鷹派人士開始提出，中國可以通過憲法命令對香港實施安全法。
“部分人以為中央政府什麽都不能做，”國家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教授莫紀宏在2016年一次有關香港安全立法的會議上說。“中央政府有權處理這些事。”
一些中國學者發表研究稱，大陸的國家安全法可以延伸到香港。還有人建議中國通過一項為香港量身定做的法律，繞開香港的政治障礙。
人們普遍認為習近平在香港不會做到這種地步。當中國2015年通過自己的安全法時，香港最高安全官員黎棟國表示，在香港製定打擊叛國罪和顛覆罪的法律的責任將“通過本地立法履行”。他說，政府“沒有計劃”製定此類法律。內部人士對中國政府可能實施製裁的想法不屑一顧。
“我都沒有想到，可以用這個辦法，”中國立法機構最高委員會唯一的香港委員譚耀宗最近接受采訪時說。“有聽說，但是這個難度都不小。”
2017年7月，當香港精英聚集在一起，慶祝香港回歸中國主權20周年時，習近平準備加大賭注。
這是他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訪問香港。在數以萬計的人開始為爭取更大的民主權利而進行年度抗議活動之前幾個小時，習近平在他的慶祝講話中插入了一個嚴厲的警告。
威脅國家主權和安全，或挑戰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權威,“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習近平表示。
在中國自上而下的係統中，習近平的話激發了政策製定者尋找新的方式來捍衛這條“底線”。
作為一名有影響力的顧問，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陳端洪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幾份有關香港的內部報告，包括一份關於通過安全立法的報告。大約在同一時間，他公開寫道，如果發生嚴峻的危機，中國領導人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衛主權，擺脫較次要法律的束縛。
“國家的意誌必須不斷對生存環境做出反應，”他寫道，“從而在關鍵時刻做出決斷。”
“沒人能想到”
對北京來說，關鍵時刻似乎是在2019年7月21日晚上到來。數百名抗議者圍攻了中國在香港的主要機構——中聯辦，並在入口處的紅金國徽上潑灑黑墨水。
示威活動始於6月，主要以和平方式抗議一項允許將罪犯引渡到中國大陸的法案，在幾周內變成了一場大規模運動，發泄了多年來對北京侵蝕的不滿情緒。一些激進的抗議者開始呼籲獨立。
對許多香港人來說，即使不太可能取得勝利，反抗也是必要的。“沒有一個人想過會那麽快，原本覺得是慢慢掐下去，”2019年支持民主抗議的社會工作者傑姬·程（Jackie
Chen，音）說。“那麽我們想，怎麽能讓他們不要掐得那麽快。讓這個掐停下來，然後變好。”
對北京來說，汙損國徽證實了抗議活動已成為對其香港主權的攻擊。
沉默了數周的官方媒體爆發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報紙《人民日報》說，這一事件“公然挑戰中央政府權威”和“觸碰底線，”呼應了習近平兩年前的警告。
“忍無可忍，”親北京的香港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最近在一次采訪中回憶起當局對破壞行為的反應時說。
“還有香港獨立的口號，”她還說。“太過分了。”
有關北京將如何應對的最清晰跡象出現在2019年10月。國家電視台播放的畫麵顯示，數百名高級官員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舉手支持一項在全國範圍內加強法律和秩序的舉措。幾天後公布的該計劃提出在香港建立“國家安全的法律製度和執行機製”。
這個警告被忽視了。雖然許多香港人認為北京會采取行動結束抗議活動，但大多數人認為將會是一些熟悉的步驟。一些人預計，地方立法者將麵臨製定安全法律的新壓力。
當時，香港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懷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能否在安全法方麵取得很大進展。“這不是一件很快就能發生的事情，”她在2019年11月說。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沒有任何關於中國政府會直接實施安全立法的言論。大陸學者的建議基本上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親政府人士和香港政府顧問沒有被告知這一可能引發抗議活動的選項。
這件事“媒體都沒有討論過，”香港大學法學教授陳弘毅說，他是為北京提供法律谘詢的委員會成員。“當時連中國大陸的學者也沒有討論過這種可能性。”
但據兩位知情人透露，中國領導人已經越過了通常負責香港事務的部門——這些部門的信譽已經被持續數月的抗議損害——並悄悄招募專家為安全介入做準備。這兩位知情人都表示，中共高層機構主導了籌備工作。由於此事的敏感性，他們都保持了匿名。
習近平會正式讓中國強大的安全機構擴展到香港，在那裏建立一個直接對黨負責的部門。
即使是最嚴厲的國安立法公開提案也沒有預見到這一步。
“哪怕是在最瘋狂的想象中，也沒人能想到香港會出現一個中央機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說。
“歡迎和支持”
這一消息的宣布震驚了全港。就在中國年度立法會議召開前，一位發言人在5月21日深夜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立法代表將對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計劃進行審議。
該法案於6月30日迅速通過，提出了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和勾結境外勢力四大罪行，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它要求對學校和媒體進行監管。
同時，它也在香港設立了新的中國國安機構，幾乎不受任何法律挑戰。它有權調查案件，並將被告送至大陸受審，在那裏，由黨控製的法庭很少否決檢方指控。
香港官員起初表示將嚴格執行國安法。結果，這項法案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席卷了香港社會的幾乎每個角落。
過去一年，香港當局在國家安全調查中逮捕了超過110人，對64人提起指控，包括該市大多數最著名的民主活動人士。
中國的國安機構本身基本上沒有拋頭露麵。其最明顯的足跡是在香港銅鑼灣維景酒店33層的臨時總部，能夠俯瞰曾經作為香港一些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地點的維多利亞公園。
但它偶爾會打破沉默，提醒居民它那隱於幕後的存在。
它刻意對知名人物的被捕表示讚同，這些人物包括反對派政客和《蘋果日報》的高級編輯，這家大膽的民主派小報深陷國安法泥淖，於上周被迫關閉。據當地一名官員稱，該機構仔細審查了各大博物館，搜尋可能含有顛覆意味的藝術品。它讚頌國安法是解決香港政治動蕩的良方。
“我要特別感謝廣大的香港市民，”在4月的國家安全教育日上，香港國安署署長鄭雁雄在一次罕見的公開講話中表示。
“（他們）從對國安法的陌生、猜測、觀望到接受、歡迎、支持，”他說，“經曆了一個好自然、好合理的過程。”
一周後，香港政府宣布中國國安機構將於該市海濱建立一個永久總部，占地麵積有兩個美式橄欖球場大小。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越過紅線：習近平為何決心“全麵管治”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