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張國燾在延安窯洞前合影。（法新社）
“毛澤東在哪兒出現,哪兒就沸騰著鼓掌聲——‘人民的領袖’不是一句空虛的頌詞，他以對人民的愛博得人民的信仰；他生根於古老而龐大的中國,把曆史的重載馱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臉常覆蓋著憂愁，眼瞳裏映著人民的苦難；是政論家、詩人、軍事指揮者，革命者……”艾青是第一個寫詩歌頌毛澤東的著名文人，他的人生榮辱也與毛澤東密切相關。
1910年3月27日，艾青出生於浙江金華一個地主家庭。因為出生時母親難產被一個算命先生稱之為“克父母的命”，他便從小被送到了乳母“大葉荷”家裏生活，直到五歲時才被接回家裏。大葉荷窮苦的家境使艾青“與中國的窮苦農民結下了不解之緣”，也決定了艾青一生將自己的詩歌呈獻給“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他們的兒子”。
1924年“國民大革命”發生後，艾青正在省七中讀書，他當時閱讀了《新青年》、《向導》、《洪水》、《創造周刊》及《赤光》等大量進步書刊，還包括一本《唯物史觀淺說》。艾青後來回憶說：“革命的風暴震撼著南方的古城。不知從哪兒來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觀淺說》使我第一次獲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念——這個觀念終於和我的命運結合起來，構成了我一生的悲歡離合”。
中學畢業後，喜歡繪畫的艾青考入杭州的國立藝術院繪畫係，但一個學期後校長林風眠突然和艾青說：“你在這裏學不到什麽的，到國外去吧！”於是，1929年艾青便漂洋過海到了法國巴黎半工半讀。在巴黎，除了學習繪畫，艾青也經常參加巴黎的左傾集會。1932年1月，艾青在參加一次反帝大同盟東方部的聚會時情緒激動，散會後寫了一首詩《會合》：“流著汗，閃出淚光……緊握著拳頭，捶著桌麵，撕叫，狂喊！”這首艾青的處女作顯示了艾青已有“革命”熱情，“卻已鮮明地顯示出他創作的主要傾向：對苦難中掙紮著的勞動者和被壓迫民族深深的同情和摯愛，代他們發出反抗的呼喊，為他們吟唱出悲苦和憤懣，在他們身上寄托一片自由解放的真誠期待；也鮮明地展現了他創作的起點高度：他要麵向世界，為人類的命運付出詩情”。
1932年3月，在艾青回國的船上，法國船長嘲諷中國沒人，艾青怒吼道：“你胡說，我們有紅軍！”可見，此時艾青對紅軍已頗有好感。回國後，艾青很快參加了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和江豐等人創辦了左翼社團“春地藝術社”，舉辦了魯迅支持的“春地”畫展。畫展結束不久，艾青、江豐等人卻被捕了，後被判“危害民國罪”而入獄。在監獄裏，艾青不方便繪畫便做起詩來，並於1931年1月14日創作了他的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應該說，這首詩預示著艾青由受到法國民主主義思想影響而向著民粹主義者的轉變。”《大堰河——我的保姆》發表後受到熱切關注，艾青1935年出獄後自費出版的《大堰河》又受到胡風、茅盾等著名批評家的高度讚揚，艾青因此在文壇成名。
抗戰爆發後，艾青先後輾轉武漢、臨汾、桂林、重慶多地，又寫出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陽》與《我愛這土地》等名篇，被胡風稱讚道：“詩人對古國的黑暗和冷酷有深刻的感受，他唱的挽歌是非常深沉的。他對人民的苦難有深刻的同情，他描述的窮人的形象，是使人禁不住感到傷痛的。”在重慶時，艾青在胡風陪同下認識了周恩來，周恩來希望他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寫作”。
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幾經猶豫和路上曲折後，艾青於1941年3月來到延安。他到達延安的第二天，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中宣部部長凱豐便找他談話，談話氣氛非常友好，可見對他的重視。艾青隨後便被安排在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工作，同年8月11日，毛澤東來看望蕭軍、艾青等作家。“這是艾青第一次與毛澤東密探，他態度沉穩，氣質儒雅，讀書極多，很隨意地引經據典，像朋友之間談心般自然、周到。見此情狀，艾青的心也漸漸平和下來，又漸漸地對毛澤東產生出一種難以言狀的信賴感。這種特異的感覺，成為他日後與毛澤東頻繁交往的基礎。”第二天，艾青便又隨蕭軍去見毛澤東。1941年11月6日，艾青在聽過毛澤東一次演講後心潮澎湃，當天寫了一首詩《毛澤東》：“毛澤東在哪兒出現,哪兒就沸騰著鼓掌聲——‘人民的領袖’不是一句空虛的頌詞,他以對人民的愛博得人民的信仰；他生根於古老而龐大的中國,把曆史的重載馱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臉常覆蓋著憂愁,眼瞳裏映著人民的苦難；是政論家、詩人、軍事指揮者,革命者——以行動實踐著思想;他不斷地思考,
不斷地概括,一手推開仇敵,
一手包進更多的朋友；‘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戰略——把最大的力量壓向最大的敵人；一個新的口號決定一個新的方向：一切都為了法西斯主義之死亡。”這首詩雖然不確定說是第一首歌頌毛澤東的詩，但應該是著名文人寫的第一首歌頌毛澤東的詩。
不久，艾青便創辦和主編了《詩刊》，創作了歌頌戰士的長詩《雪裏鑽》，並在丁玲的邀請下發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在這篇文章中，艾青稱“作家並不是百靈鳥，也不是專門唱歌娛樂人的歌妓……作家除了自由寫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權。他們用生命去擁護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們的藝術創作的獨立的精神”，並在最後呼籲“讓我們從最高的情操學習古代人愛作家的精神吧——‘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艾青的這篇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邀請艾青前去談話。在談話中，毛澤東說：“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你看怎麽辦？”艾青回道：“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毛澤東說：“我說話有人聽嗎？”艾青回道：“至少我是愛聽的”。兩天後，毛澤東又請艾青幫忙收集對文藝的反麵意見，艾青將自己對文藝工作的一些意見寄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又找艾青談話，告訴艾青他的文章被政治局其他委員傳閱過，並將自己寫的意見拿給艾青看。艾青準備記錄時，桌子有些晃動，毛澤東立即出去撿來小瓦片墊上。這些事情給艾青留下了深刻印象，艾青被毛澤東的尊重感動了，這便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艾青的轉變。艾青很快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修改發表了文章《我對於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這文章同一個多月前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觀點上了有了明顯的變化，認為“文藝和政治，是殊途同歸的”，認為應該“寫時代的新的英雄——群眾。寫廣大的有團結的有組織的群眾。這是中國革命的最堅固的基礎”，認為“我們現在所生活的地區——邊區，沒有暴力的統治，沒有政治上的腐化，沒有中世紀的黑暗”。
5月2日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中，毛澤東提出了知識分子向工農兵學習的要求，朱德在講話中對艾青文章中引用的“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解釋說：“我們的韓荊州是工農兵”。這次座談會標誌著延安文藝界的重大轉向，會後中宣部立即發出了作家深入生活的號召。艾青積極響應座談會精神和中宣部號召，提出要到前方工作一個時期，毛澤東回信道：“目前這個階段希望你待在延安，學習一下馬列，主要是曆史唯物主義，然後切實研究一下農村階級關係，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對中國的狀況總是不很明晰的”。因此，艾青留在延安進入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但去采訪了勞動模範吳滿有寫出了長詩《吳滿有》，寫了歌頌延安歌頌革命的詩歌《給太陽》、《太陽的話》、《野火》、《向世界宣告吧》、《黎明的通知》、《擁護自己的軍隊———獻給三五九旅》、《歡呼》、《解放軍歌》等，還寫了文章《現實不容許歪曲》積極批判王實味，又寫了《開展街頭詩運動》倡導街頭詩和宣揚秧歌劇的文章《論秧歌劇的形式》……因為艾青的積極表現，艾青不僅在“整風運動”過關，還成為了共產黨員，當上了誌丹縣參議員、中央黨校秧歌隊副隊長和魯藝文學係主任，並獲得由毛澤東簽名的中央直屬機關“模範工作者”的獎狀。“甲等模範工作者的事跡”中指出，“在整風以來，執行毛主席的文藝方向……艾青同誌也有他的缺點，如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殘餘。如能改正，他更有遠大的前途”。對於《論秧歌劇的形式》這篇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文章，據艾青本人回憶,“在一個晚會上,我遇見毛主席,他說:‘你的文章我看了,寫得很好,你應該寫三十篇。’”
1945年日本投降後，艾青擔任了華北文藝工作團團長率團北上，後任華北聯大文藝學院副院長，主講“毛澤東文藝思想”課程。1949年2月，他隨學校進入北京接管北平藝專，並參加了隨後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和新政協會議，還受邀出席了開國大典。1949年新政權成立後，艾青擔任了《人民文學》副主編，不久便辭職專心創作，寫的詩歌大多也還是頌歌、政治抒情詩。
很快，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批“丁、陳反黨集團”等運動接踵而來，艾青因為與胡風、丁玲關係密切而難逃厄運，尤其是他還曾為丁玲辯護道：“對於丁玲的鬥爭是過火的、殘忍的，對同誌不能一棍子打死，無限上綱，不能搞宗派……”1956年8月7日的《人民日報》刊發了文章《文藝界反右派鬥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集團》，公開點名了艾青，稱他為“丁、陳和反黨集團之間的聯絡員，長期奔走於反動集團之間”。丁玲由此開始受到眾多批判，連之前的好友徐遲都發文質問“艾青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隨後被撤銷《詩刊》編委、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委員會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等職，並被開除黨籍。1958年1月26日的《文藝報》特設“再批判”專欄將王識味、丁玲、蕭軍、羅烽文章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重新刊登，並刊發了毛澤東修改的編者按，其中寫道：“奇就奇在以革命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家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情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批文章。”毛澤東的“定性”讓艾青無法再“翻身”，艾青一度痛苦得多次試圖自殺，有一次甚至在街上坐三輪車時和踏車者說：“你說我反黨嗎？我不反黨，不反黨！”
在王震的邀請下，艾青一家於1958年4月先是前往北大荒，後又轉到新疆建設兵團，並無正式工作，所在地人們對他也較友好。但“文革”爆發後，艾青真正的厄運來了，他被發配到有“小西伯利亞”之稱的新疆荒漠，住的是陰暗潮濕狹小的石窩子，一度打掃廁所，還經常被批鬥，就這樣苦苦度過了五年多，最後離開時右眼近於失明。
“文革”結束後，艾青複出擔任了作協副主席等職，他在提倡“詩要說真話”的同時創作了《在浪尖上》、《礁石》、《魚化石》、《光的讚歌》、《古羅馬的大鬥技場》等大量好詩，出版了詩集《歸來的歌》、《彩色的詩》、《雪蓮》等，煥發了他創作的“第二春”，其中“《歸來的歌》也無可爭議地成了新時期文學創作中富有代表意義的優秀詩集”。1984年中共中央下達文件要求多宣傳艾青，1985年艾青被授予“法國藝術與文學最高勳章”，1986年艾青當選中國全國人大常委，1988年冰心、馮至、王蒙等54位中外作家聯名寫信要求授予艾青諾貝爾文學獎，1990年一位中央領導在參加艾青80壽辰時祝賀道：“您是我們國家最偉大的詩人。半個多世紀了，您用詩歌反映人民的苦難、鬥爭和希望，始終站在詩歌運動最前列”……對於這些榮譽，艾青回應道：“不要把我捧得很高，也不要把我貶得很低。寫詩是沒有榮譽可言的……對我最高的頌揚，莫過於稱我是人民的兒子”。如艾青所願，艾青與聶魯達、希克梅特並稱為20世紀三大“人民詩人”。“為什麽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1996年5月5日，“人民的兒子”艾青魂歸他深愛的大地。
“我看見一個閃光的東西，它像太陽一樣鼓舞我們的心，在天邊帶著沉重的轟響，帶著暴風雨似的狂嘯，隆隆滾輾而來……為了它的到來，我願意交付出我的什麽。交付給它，從我的肉體直到我的靈魂。”如艾青這首《時代》所言，艾青為了那“閃光的東西”交付了他的肉體乃至靈魂，“如飲涼水冷暖自知”。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他是第1個寫詩歌頌毛澤東的文人 反右時多次圖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