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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為什麽安排一個“老外”出任外交部黨委書記？

自由亞洲電台《夜話中南海》專欄本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文章中，引述了《南華早報》當時的報道，說是這個月晚些時候，中共當局會在天津接待美國副卿謝爾曼（舍曼），由副外長謝峰與她會談。而且為了顯示誠意，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也將會晤謝爾曼（舍曼）……。


而事態的發展，證實了《南華早報》預報消息的準確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官方微博和微信發表聲明宣布：美方提出希望安排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舍曼）近期訪華，同中方就中美關係交換意見。經雙方商定，謝爾曼（舍曼）將於7月25日至26日訪問天津。屆時，中國外交部主管中美關係的謝鋒副部長將與謝爾曼（舍曼）會談。之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將會見謝爾曼（舍曼）。聲明還說，中方將向美方表明對發展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以及維護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堅定態度，要求美方停止幹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


當天早些時候，美國國務院網站也就謝爾曼（舍曼）訪華一事發表了聲明。聲明表示，謝爾曼（舍曼）將於7月25日至26日訪華，謝爾曼（舍曼）將赴天津會晤包括王毅在內的中國官員。聲明還強調，這些會晤是美國正在努力與中國官員進行坦誠交流的一部分，以推進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並負責任地管理兩國關係。謝爾曼（舍曼）將討論美國對中國的行動有嚴重關切的領域，以及兩國利益一致的領域。


用總部在北京的多維新聞網評論文章的話說：“不難看出，中美雙方聲明的火藥味都挺濃，會晤還沒開始，兩邊就已經各自亮出了強硬立場。”


多維的這篇標題為《美副國務卿訪華｜中美聲明有明顯差異　美方不提一關鍵人物》的分析報道文章中還說：“此外，美國的聲明沒有提到一個關鍵人物，那就是謝鋒。從中國的聲明來看，謝鋒將主要負責與謝爾曼（舍曼）談判，而王毅是禮節性地接見她。而從美國的聲明來看，與謝爾曼（舍曼）談判的似乎是王毅。”


在中國外交部7月23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有消息說，謝爾曼（舍曼）將於25日到26日訪華。那麽請發言人確認一下，中方誰將與她進行主談，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是否還會與她會麵？”對此，發言人趙立堅回應說：“我要告訴你的是，主談的是中國外交部主管中美關係的謝鋒副部長，美方多次提出也希望拜會中方領導人，中方考慮按慣例安排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在謝鋒副部長同謝爾曼（舍曼）會談之後，在天津會見謝爾曼（舍曼）。”


麵對美中兩國的“各說各話”，多維新聞網的評論文章《為什麽不是樂玉成而是王毅　中國接待美國官員的規格提升了？》認為：為什麽美國官員的訪問行程直到訪問開始還沒有敲定，在訪問過程中才敲定？這背後發生了什麽？謝爾曼（舍曼）是美國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國務卿，中國不安排排名第一的副外長樂玉成與其會晤的考量是什麽？中國為什麽最後做出王毅出麵見謝爾曼（舍曼）的安排？


盡管不少媒體認為，中國不安排樂玉成同謝爾曼（舍曼）會晤是冷落了美國，但中國沒有冷落謝爾曼（舍曼）、拒絕同美國接觸的動機。謝爾曼（舍曼）是拜登上台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外交官，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不會拒絕接觸。中美雙方都希望通過多接觸了解彼此在一些問題上的看法。


多維的評論文章解釋說：謝爾曼（舍曼）的訪華行程在訪問亞洲過程中才敲定，可能是事務性問題，而非政治性問題。樂玉成是中國外交部排名第一的副外長，同謝爾曼（舍曼）進行溝通，按理說也未嚐不可。但是現階段，中國同其他各國的防疫安排有區別。王毅作為外長7月12日至16日訪問中亞三國後，7月17日至20日訪問了非洲三國。這期間，主持外交部工作的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樂玉成。


王毅出訪回到北京後，需要完成一係列防疫檢驗。謝爾曼（舍曼）出訪亞洲三國的7月15日至18日，甚至是到25日這段時間，北京若安排樂玉成會晤謝爾曼（舍曼），那麽樂玉成接觸謝爾曼（舍曼）後也需要接受一係列的防疫檢驗措施。從時間安排上講，王毅和樂玉成都處於防疫檢驗期不利於全盤外交工作的協調和開展。中方安排和謝爾曼（舍曼）直接會晤的官員仍然是中國外交部排名第四的副部長謝鋒，而非樂玉成，一方麵是王毅剛剛出訪回北京不久，會晤謝爾曼（舍曼）無礙防疫協調；另一方麵是對美國外交官員此訪的禮節性重視，給美國一個台階，為兩國官員能夠接觸會晤創造條件。


至於為什麽把中美兩國外交官員在中國會晤的地點先在天津，多維文章的解釋是：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基本不安排外事活動。俄羅斯、菲律賓、新加坡等國家的外長幾個月前訪華，中方接待的地點大都在廣西、雲南、福建等地。此次謝爾曼（舍曼）訪華安排在天津，距離北京非常近，這本身也是一種突破。不排除基於航班便捷等各方麵的考慮，美國提出在北京會晤的要求，而中方無法滿足。安排在天津，可能是中美雙方最後妥協的結果。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裏已經介紹過了，被外界媒體認為可以與美國國務院的常務副國務卿“對等”的樂玉成，事實上在整個中共政權的外事、外交係統裏隻能排老五。而單論國務院下屬的外交部，老二也不是他樂玉成，而是部黨委書記齊玉。也就是說，即使拋開楊潔篪和中央外辦的常務副主任不談，僅僅是局限在國務院的外交部裏，他樂玉成也不過是老三而已。


其實，如今的中共政權在外交部等國家機關實行的所謂“雙首長”製，應該是從強調“黨指揮槍”和“支部建在連上”的軍隊係統複製過來的。


眾所周知，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班中，從來都是“黨政”而不是“政黨”，即“黨”在前，“政“在後。比如省委書記是一把手，省長的黨內職務則是省委排名第一的副書記。而在軍隊係統裏，卻一直都是所謂“軍政首長“，即軍事主官在前，政委（教導員，指導員）在後。不過，在軍隊內部的各級黨委或者支部裏，則又是政委擔任黨委書記（指導員擔任支部書記），軍事主官隻是同級黨委或者支部的副書記。


有案可查的中共外交部實行所謂“雙首長”製，是從唐家旋開始的。此公從1994年至1997年擔任外交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1997年至1998年擔任外交部黨委書記、副部長。接下來，隨著唐家旋於1998年由副部長晉升部長，外交部又恢複了“單一首長負責製”，即部長同時也是黨委（黨組）書記。但是這種“複辟”狀態隻延續了不足兩年，當時還繼續擔任外交部長的唐家旋的黨內職務就成了部黨委裏的一個普通黨委委員，部黨委書記由已經擔任了數年副部長的李肈星兼任。


2003年3月，李肈星的職務由黨委書記兼副部長變成了部長兼黨委副書記。與此同時，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戴秉國被“降級”為外交部副部長，一度令外界感覺驚訝。但事實上，他同時是接替了李肈星的部黨委書記職務。從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變成部長，行政地位當然是上升了，但其黨內職務卻又從黨委書記變成了副書記，這就是所謂的“雙首長”製給外界帶來的疑惑。


2005年3月，戴秉國又被任命中央外辦主任，同時繼續兼任外交部黨委書記、副部長。


2007年9月，時任駐日大使，駐日之前已經有過三年外交部副部長任職資曆的王毅被宣布為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兼黨委書記。


請注意，在此之前以副部長身份兼任部黨委書記的幾位，都沒有被特別說明是“常務副部長”。


不過，王毅的這項職務隻擔任了一年，即被安排轉任中共中央台灣事務辦室主任。


從2008年7月到2010年9月期間，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兼部黨委書記的是王光亞。此公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六年時間的外交部副部長和五年時間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經曆。


繼而，接替王光亞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兼部黨委書記職務的，是擔任過九年時間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的張誌軍。


2013年，張誌軍接替了王毅的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職務，王毅回到外交部出任部長兼部黨委副書記。與此同時，與王毅同歲的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張業遂，接替了王誌軍的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兼部黨委書記的職務。張業遂當然也是職業外交官出身，除了外交部副部長，還曾長期擔任駐聯合國大使和駐美大使。當年王毅被從外交部調到中央台辦的消息傳出後，外界一度還有過這是在給張業遂騰地方的議論。


2017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因為所謂“三上四不上”和“三上四下”（即六十三和六十四）的年齡限製
，1953年及之前出生的上屆中央委員，一般情況下都不再安排連任，除非在任或者已經被內定新任副國級以上職務的。於是，已經被內定為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的王毅連任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時年六十四歲的張業遂被免去外交部副部長職務，但同時還是以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身份，繼續兼任外交部黨委書記職務，直到2019年年滿六十五歲時才離開外交部，專司人大常委會職務。


而2019年初被安排接替張業遂外交部黨委書記的，居然是外事和外交“白丁”，在中共政權內的全部從政經曆也隻有“組織工作”一個單項的時任中組部副部長齊玉，一時間被外界媒體揶揄為“習近平安插‘老外’進外交部”。當然，這裏說的“老外”的“外”字，不是“外交”或者“外事”的“外”，更不是“外國人”的“外”，而是“外行”或者“門外漢”的“外”。


所謂“外行領導內行”，在毛澤東時代曾經是常態。但鄧小平時代開始之後，所謂幹部“四化”中的“知識化”和“專業化”的要求，決定了即使是中共港澳辦、國台辦這樣的單位，一般也都要安排職業外交官出身的幹部掌管，更何況是外交部。


我們前麵列舉出了中共政權自江澤民時代開始，在外交部常行所謂“雙首長”製至今，齊玉之前的曆任部黨委書記不但都是資曆甚深的職業外交官，而且同時也都是以外交部副部長或者常務副部長身份兼任部黨委書記。而習近平當然不太好意思把個齊玉同時也安排成外交部的副部長或者常務副部長。所以，這個齊玉也成了中共外交部曆史上的首個專職黨委書記。


與此同時，因為王毅已經是以國務委員身份兼任外交部長，所以他這個部長也不再兼任部黨委副書記了。


總部在北京的多維新聞網在其《中國外交部人事變動：欲破用人弊端》一文中，把習近平
這一“打破了慣例”的奇怪人事安排，理解為“這主要是為了應對中國外交部多年來在人事問題上的弊病”。得出此說的依據是：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巡視組向中國外交部黨委反饋巡視情況時，曾提出“基層黨組織生活不規範”，“選人用人工作不夠規範，存在違規提拔、違規兼職”等問題。具體來說，中國外交官大多是外語專業出身，比如楊潔篪、王毅等，他們都有外語專業背景，是譯而優則仕。這樣的外交官的確具備比較高的語言專業能力，但在全球化、國際化的當下，職業外交官不僅僅需要過硬的語言能力，也要懂國際政治和經濟等。中國外交部如何突破以往的用人慣例、培養出更多複合型的職業外交官，是北京需要考慮的問題。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習近平為什麽安排一個“老外”出任外交部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