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15日河北省高碑店人民法院開始審理孫大午案開始,該案的走向就備受各方關注。經過14天的審理,北京時間7月28日,高碑店市人民法院終於對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孫大午案公開宣判。而這一判決,很快在中國輿論場引發激烈回響。

中國內地知名農民企業家、河北大午農牧集團創辦人孫大午被判重罪,引發輿論關注。(微博@軍威長風)
根據高碑店市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孫大午犯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妨害公務罪、尋釁滋事罪、破壞生產經營罪、強迫交易罪、非法采礦罪、非法占用農用地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百一十一萬元;對被告單位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餘被告人依法判處相應刑罰。
麵對十八年的重刑期,中國輿論場一片唏噓和悲鳴。不少人認為,這一刑期明顯過重,而且其中參半著“因言獲罪”的成分。孫大午一直被認為是敢言民營企業家,外界對其最為津津樂道的事情都跟“敢言”相關聯——曾在公司網站刊登縱論時局及悼念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文章;2015年中國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時站出來為律師發聲;對倡導公民社會的維權律師許誌永大加讚揚;曾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公開力挺……
轉折點發生在2003年。2003年之前,孫大午不僅曾獲得河北省頒發的養雞狀元榮譽,而且1995年在大午集團成為中國五百大私營企業之一後,孫大午本人也獲選為保定市人大代表,並在次年當選保定市禽蛋產業聯合會理事長,2002年孫大午被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聘為高級研究員。2003年之後,以大午網站發表《悼念李慎之》等文章作為開始,作為民營企業家的孫大午開始和官司和政治糾纏不清,最後便是人們看到的那“八宗罪”,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與徐水國營農場的用地衝突。
雖然不排除孫大午案成為有關部門的眼中釘肉中刺與他的“敢言”有關,但擺在台麵的“八宗罪”也絕對不會是欲加之罪。孫大午在法庭最後陳述階段亦坦言,“一個三十八年的企業,法庭上所指控的事情,我仍然認為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大午集團有錯,錯在我一個人。大午集團發展這麽多年,主要是我在引導,在方向性上有影響的,可以說是我帶‘歪’了,但不是帶‘斜’了。”
在孫大午案之前,備受關注的任誌強案,也一度引發人們對於“因言獲罪”的討論。巧合的是,任誌強亦是數罪並罰並執行有期徒刑18年。筆者曾在《任誌強案背後
中共和任誌強各有“隱秘的角落”》中分析過任誌強案,“就任誌強案而言,不得不說中共和任誌強雙方都有難以言表的‘隱秘的角落’。對中共而言,之所以下定決心查辦身為中共黨員的任誌強,實則起自於違反黨紀的政治問題,及至今年3月初,坊間流傳的任誌強對中國政府應對疫情不力進行的尖銳批評文章,不過是‘火上澆油’,再次夯實了中共查辦的決心。而就任誌強而言,雖然批評中共總能在防火牆內外收獲不少支持者,但自身的經濟問題卻也是基本事實,而這,也構成了中共該怎麽辦就怎麽辦的最大底氣。”
所以任誌強被重判,某種程度上是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雙重疊加的結果。而這樣的雙重疊加和雙方
“隱秘的角落”,同樣適用於今天的孫大午。至於中國輿論場之唏噓和悲鳴則在於,如果每一起重大案件的底色最終都脫不開這樣的雙重疊加,那麽真正的依法治國,又從何說起?又更待何時才能到來?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孫大午獲重刑 中國輿論場為何一片唏噓和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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