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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中的喪子家庭,再生育後的12年

  • 新聞

這是一部關於“震後一代”成長的影片。

5·12汶川地震後,失去孩子的家庭,很多選擇了再生育。

截止2018年,陸續有3542個再生育孩子出生。他們是“震後一代”,最大的孩子,今年已經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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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川和媽媽在一起,背後是姐姐的照片

他們不是大地震的親曆者,但每一個都活在餘震裏,從出生起,就背負著上一個孩子的傷痕。

2009年,範儉開始拍攝這些家庭,一拍就是12年,

《兩個星球》是範儉繼《活著》之後“震後三部曲”的第二部。

《活著》講失獨家庭再生育,《兩個星球》講這些家庭平常又特殊的親子關係。

範儉導演在西寧接受“一條”采訪

大時代變遷裏的小人物,是範儉最擅長的題材,代表作《搖搖晃晃的人間》、《吾土》《的哥》,獲獎和入圍過多個國內外電影節。

今年8月,他和我們講述了震後13年發生的故事,關於時間、親情,以及生與死。

範儉帶著《兩個星球》來到FIRST電影展首映。44歲的他,早已是紀錄片導演裏的“長輩選手”。

他長得很硬漢,話不多,語速平穩。他穿深色T恤,牛仔褲,一個人在人群裏晃來晃去,總背個帆布袋,上麵印著卡通圖案,一個粉色的草莓和牛奶。

他們看不太懂,因為汶川地震那一年,他們還沒出生。城市搖晃,樓房坍塌,鋼筋水泥掩埋呼吸,他們不曾經曆過上一代人的集體創傷。

而身邊的大人們,緊盯著銀幕。

範儉所拍下的故事,像一團漩渦,把他們卷入遙遠的記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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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邊祭奠的母親

震後

2009年,範儉第一次接觸到在都江堰做震後心理援助的團隊。他們援助的主要人群是失去小孩的媽媽們。

表麵上,她們很平靜,內心卻承受著嚴重的創傷。有的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不願意見人,有的跑到街上,像瘋了一樣地到處找孩子。

在都江堰北邊的板房區,聚集了上千個受災家庭。板房區有一個叫“媽媽之家”的屋子,教室般大,四麵牆上貼著大幅嬰兒照片。

一群女性在裏麵,流水線般地折紙花,有人做花苞,有人做葉子,聊天的內容卻是:“我要去打針了”、“你想生個男孩女孩”。

這是範儉第一次關注到震後失獨家庭。

葉姐抱著朋友家的新生兒

《活著》畫麵

他注意到一個40歲左右的女性,有一些微胖,特別愛說話,性格外向,有好多小姐妹。這就是葉姐,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八歲的女兒祝星雨。後來葉姐成為“震後三部曲”中的絕對的女主角。

這樣的家庭有很多,熟悉了一個,就牽出一群。範儉深入了解了十幾家後,最終選擇3個再生育家庭作為拍攝對象。

詩人餘秀華,範儉另一部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的主角,曾形容範儉的作品是“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悲愁,小人物的狹隘和遼闊,小人物的懼怕和坦然。”

麵對地震這個沉重的生死命題,範儉把鏡頭探入普通人的家庭內部,曆經漫長的等待,關心他們如何在被顛覆的命運裏,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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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姐和祝哥在板房

懷裏抱著其他家的孩子

再生育:為了活下去

經過兩年的跟拍,2011年範儉完成“震後三部曲”的第一部——《活著》,英文片名是“the Next Life”。

範儉這樣解釋:“再生育,對這些女性來說,是一種治療行為。她們之前已經充分建構起作為一個母親的自我認同,地震奪去了孩子,也把她們的自我給奪去很大一部分。”

這不僅是孕育新生命的過程,更是這些女性從傷痛裏走出來,重獲新生的可能。

葉姐和祝哥去做人工受孕

在影片裏,葉姐和丈夫祝哥把女兒的衣服一件件拋入河裏,和她告別。然後踏上去醫院做試管嬰兒的路。

葉姐40多歲了,身體不太好,他們也不富裕,沒有車,要坐長途汽車去成都,再換公交車到醫院,一趟趟奔波,打促卵針,取卵泡,疼得走不動路。

祝哥心疼妻子,幾次說放棄吧,不行就領養一個。但葉姐很堅持,即使經曆再多的痛苦,她也要生。然而,接連兩次人工受孕都以失敗告終。

祝哥重感情,地震之後總一個人喝悶酒,一度意誌消沉。

當年他鑽進學校的廢墟裏,從下午刨到淩晨3點,一遍遍喊女兒的名字,終於聽到了回應:“爸爸我在這兒。”祝哥說:“你堅持住,爸爸來救你了。”但後來還是和女兒失之交臂。他覺得自己沒有兌現承諾救出女兒,這輩子都對不起她。

夫妻倆熱切地盼望,下一個孩子依舊是女兒。範儉花了好久才理解,其實他們期待著生命的輪回,如果生的是女兒,意味著,失去的孩子又回到身邊了。

“他們記住的全是跟女兒相處的美好瞬間。如果女兒能回來,他們就可以像從沒發生過地震一樣,如常地生活下去。他們想回到過去,繼續未完成的撫育女兒的過程。”

終於在2010年9月,範儉接到消息,葉姐自然懷孕了。

2011年5月,範儉在產房拍攝葉姐分娩。作為一個情緒一向穩定的人,範儉還是在孩子出生的刹那,淚流滿麵,“連屏幕都看不清,幾乎拍不下去。”

葉姐生了一個健康的男孩,起名“川川”。

在產房,護士把嬰兒抱到葉姐眼前,她說的第一句話是:“這下祝老四要不高興了。”

終於做爸爸的祝哥,隻是望著女兒的照片,眼淚不停地流,重複著:“幺兒,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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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川

震後一代:姐姐在的話,不可能有你

拍完《活著》,範儉始終抱著這樣的疑問——“葉姐和祝哥,對這個男孩的感情是什麽樣的?

這才有了新片《兩個星球》——“震後三部曲”的第二部,聚焦震後一代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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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川在姐姐的墓碑前

2017年,範儉再次來到都江堰時,川川已經6歲了,是個活潑天真的小男孩,眉眼和姐姐祝星雨越來越像。

5·12紀念日那天,範儉跟著他們去公墓,祭奠姐姐祝星雨。葉姐一遍一遍地告訴川川:“這是你的姐姐,你去摸摸她。”

在這之後葉姐的一番話讓範儉印象很深:“因為你姐姐的逝去,你才來的。姐姐在的話,不可能有你。”

其他朋友勸葉姐,不要這樣跟孩子說,孩子會覺得自己是替代品。但葉姐不這樣想,她希望兒子能明白,自己的生命來之不易,要好好珍惜。隻是有時候,她會恍惚,摸著川川的手,怎麽摸怎麽像姐姐的。

川川站在公墓裏,望著哭成一片的女人們,眼神迷茫。媽媽讓他摸摸姐姐的臉,他有些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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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裏擺著姐姐的大幅照片,全家福上貼著她的單人照,姐姐的玩具不倒翁和川川的奧特曼混在一起。這個素昧謀麵的親人的痕跡,無處不在。

父子關係時好時壞,不停地出現矛盾。

祝哥的溝通有些生硬,川川6歲的時候,僅僅因為用多了幾張紙巾,祝哥就斥責他,孩子嚇得不敢作聲。葉姐把孩子的手放到祝哥手上,孩子都不願意牽爸爸的手。

“其實祝哥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他隻是情緒比較外化,不知道如何跟孩子溝通。”範儉幾次捕捉到祝哥柔軟的,卸下嚴厲的時刻。

祝哥總一個人在天台,抽煙,發呆,跟範儉訴說內心的沉悶,念叨和女兒相處的點滴,那是他的一方小天地。

有一次他竟主動喊川川到天台,訓練他丟沙包。一個一個動作地示範給川川看,看川川甩手太用力了,祝哥握住他的手,低頭吹一吹:“不怕。”川川蹦蹦跳跳的,臉上全是笑意。

隨著時間推移,鏡頭下緊張的父子關係在漸漸鬆動。

“我們的拍攝,對他們沒有任何的治療作用,反倒是這種生活的慣性,孩子的出生成長,生活的秩序感,對他們是一種很好的治療行為。”範儉說。

冉冉

我們在兩個星球

《兩個星球》的主角有兩個家庭。除了川川,還有一個叫冉冉的女孩。

冉冉是遊哥和高姐的小女兒。地震前,夫妻倆把大女兒雨雨帶在身邊,小女兒冉冉則跟著山裏的親戚住。不幸的是,雨雨在汶川地震中去世,後來他們把冉冉接回身邊。

這對母女關係,有點怪。既粘稠,又彼此傷害。前一秒還好得不行,過幾分鍾就吵得不可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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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女兒的高姐

高姐總不自覺地在冉冉身上找姐姐的影子,把對姐姐的期待,轉移到妹妹身上。她希望冉冉好好念書,考個好大學。這些冉冉都知道,但孩子有自己的心思。

每年五月,媽媽總是忍不住講起姐姐,範儉觀察冉冉的表情,“已經開始神遊了,大人的話,像是從很遙遠的一個星球傳過來的。”

冉冉有自己的內心世界,不輕易敞開。範儉沒有孩子,這方麵毫無經驗,他想靠近她,但少女總是有厚厚的心理屏障不讓靠近。

苦惱了一陣,範儉發現,她喜歡拿手機拍東西。於是他就在放暑假之前,給了冉冉一部手機,讓她想拍什麽就拍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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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冉在用手機拍攝

這個寡言的少女,是一個有古典主義浪漫的導演。她拍月亮,拍晚霞,拍蝴蝶和蜘蛛,守著一直拍,全是長鏡頭,然後她指著月亮說:“兩個星球。”範儉一下被這個詞迷住了。姐姐雨雨生前的一段影像,就是舉著手機在拍下雪。

生者和逝者,像在兩個平行的時空,凝視彼此的世界。

好多觀眾問範儉,有沒有問過孩子,他們怎麽看待去世的哥哥姐姐。範儉曾遇到一個同樣是震後出生的8歲女孩,說她夢到過一次姐姐,因為媽媽總是說起她。

然後她說:“我會想起,但不會想念。”

至於川川和冉冉,不會直接講出來,但從他們的神態可以看出一些什麽。

現實生活裏,孩子們都在好好地長大,父母對他們有無限的愛與包容,也通過養育孩子重建對生活的希望。隻是,這愛裏,還糾纏著對姐姐的思念,和對過去的感傷。

範儉還希望拍得更久,一路拍到2028年,到孩子們成年,完成三部曲的終章。

“因為妻子,我變得柔軟”

範儉硬漢的形象之下,他的紀錄片總帶有一種女性視角。

拍紀錄片之前,範儉的理想是做《焦點訪談》記者,鐵肩擔道義,非常硬核。從武漢大學新聞係畢業後,他在電視台做法製新聞,拍的東西生猛、粗糲。

剛接觸葉姐一家的時候,他才30歲出頭,雖然很容易和祝哥打成一片,但他不知道怎麽跟女性拍攝對象親近,和葉姐有距離感。

打破僵局的是範儉的妻子臧妮,從《活著》開始,臧妮便加入範儉的團隊。她是剪輯師、製片人、錄音師、司機,也是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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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姐的眼神

在拍攝現場,臧妮會幫範儉觀察很多他難以察覺的東西。

有一次,冉冉、奶奶、高姐在院子裏點篝火,原本範儉的注意力在奶奶和冉冉身上,臧妮提醒他,注意高姐的眼神。“那個眼神,是想要靠近女兒,卻發現女兒躲著她,又悲傷,又動人。”

這些年,範儉捕捉到越來越多女性角色的情感流動。《搖搖晃晃的人間》把餘秀華的欲望拍得蓬勃生動,《活著》還原生育過程帶來的身體疼痛,《兩個星球》對母女關係的注視,對少女心思的把握,柔和、張弛有度。

“臧妮身上有溫柔又細膩的氣質,我們一起生活和工作這麽多年,我肯定受她的影響。”範儉說。

在西寧,《兩個星球》放映結束,有一個女孩找到範儉。

她出生在2001年5月12日,家在四川。父親在她出生當天去世。汶川地震那天,剛好是她生日,另一位至親又在地震中喪生。家人迷信,和她決裂,怪她造成了一切的不幸,連親生母親也這樣認為,兩個人無法建立正常的母女關係。

看這部影片的時候,她一度無法忍受,中途就想走,但她堅持看完了:“如果看這個影片都扛不過來,我怎麽從那些陰影裏走出來?”

範儉很受觸動,分別時,他留下了女孩的聯係方式。他說,他還會和這個特殊的觀眾相遇。

範儉期待用紀錄片抵抗遺忘。

“好多年過去了,很少再有人關心這些人的生活,但我在那兒所看到的,在不停提醒我,巨石投入河流,波紋還在不停地在延展,哪怕過了十幾年,它的影響還在繼續。我知道那些事還在發生,我想我們要抵抗遺忘。”

很多年後,範儉還是會想起很久之前的一個5·12紀念日,葉姐往每個受難者家屬手裏發了一枝花。他們說,拿著花的人,大家在這世上,就是一家人。他們鞠躬,悼念,彼此擁抱。然後像潮水一樣離開,回到看似尋常的日子裏。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汶川大地震中的喪子家庭,再生育後的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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