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一個複雜的故事（俄烏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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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故事，在您閱讀完整篇文章之前，請不要輕易下判斷。

戰爭爆發的第一天，2月24日北京時間夜裏，我們通過一位朋友知道了這個女孩的故事。朋友說，“我想她的痛苦不僅僅是家人的遭遇，更是畢生所學和所有價值立場，都是在背叛自己家人的生命體驗。”

在朋友家的幾次聚會上，我們曾見過這個女孩。她28歲，棕色長發，鼻梁很高，瘦瘦的。當人們在閣樓上飛快地聊起詩歌、田野調查、國際政治這些話題時，她總是在旁邊聽著，話不多。

我們那時很容易以為她是個中國的少數民族女孩，直到有一次，朋友專門喊她也聊一聊，並特意提起她的身份：她是一位俄羅斯人，研究藝術，在中國工作。

當俄烏衝突進行到第三天時，她搬到了朋友家裏，每天躺在地鋪上，不和人說話，躺著不停地刷手機。

當我們試著聯係這個女孩時，朋友說，她精神狀態很差，提起這些事情很痛苦。直到幾天後，她才說可以和我們聊聊了。

在我們坐下來正式開始談話時，她首先問我們：你們為什麽突然想報道這個？湊熱鬧嗎？

我們很忐忑。坦白說，在這一次戰爭之前，我們對烏克蘭並不熟悉。也隻是在最近幾天，我們才開始瘋狂查閱資料，試圖了解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錯綜複雜的曆史脈絡。我們很理解她為什麽會問這個問題。

“所有人都在關注這件事。”我們說。

她搖了搖頭，直白地說：“我特別討厭別人這樣討論這件事。”

為什麽她會這樣想？為什麽朋友會說她的價值立場和生命體驗是割裂的？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裏，她向我們講述了她的個人史。從卡爾梅克到頓巴斯，從莫斯科到基輔，再到北京，她不斷在邊陲和中央之間流動。她和她的家人們，被時代的大敘事不斷影響和改變著，直到現在，戰爭爆發了，他們的個人苦難成為全世界的話題。但世界關心的似乎也不是這些個體，而是戰爭的理由，武器的數量，領土的劃分，也有人還在搖旗呐喊。

現在，我們試圖將這個複雜的故事呈現出來。它牽扯到太多曆史的羈絆，超越了那些二元對立的邏輯。我們期待可以和讀者一起去嚐試理解這個故事。但我們不希望這個故事裏的一些碎片，被任何人單獨截取出來，作為佐證其偏見的素材。

我們再次強調一遍：這是個複雜的故事。

她是這麽開頭的：“我的身份特別少見，少見得要死。”

講述：

我出生在俄羅斯，但我的五官不太像一個典型的俄羅斯人。

因為我爸爸來自卡爾梅克共和國。卡爾梅克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它在俄羅斯的南部。卡爾梅克人信藏傳佛教，曆史上是當年的土爾扈特人遷徙到這裏的，所以是亞洲人麵孔，我爸爸的長相就和蒙古人有點像。卡爾梅克還有歐洲最大的喇嘛寺。

但是我媽媽來自頓巴斯地區。

我姥姥住在頓涅茨克旁邊的一個小村子裏。但是，我姥爺又是烏克蘭西部的，他來自基輔旁邊的一個小城市，和姥姥結婚後搬到了頓巴斯，後來就在頓涅茨克附近挖礦。

在頓巴斯和卡爾梅克之間，有一個羅斯托夫州，現在是俄羅斯的，但那個時候這三個地方都屬於蘇聯。我爸媽是在那裏認識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都是羅斯托夫大學的學生，我爸學計算機和經濟學，我媽學心理學。

我爸媽結婚之後，一起到卡爾梅克定居。1991年，蘇聯解體。1993年，我出生了。

小時候，每年上學的九個月裏我都在卡爾梅克。夏天，媽媽就把我送到烏克蘭，在姥姥和姥爺的老家之間來回住。埃利斯塔（卡爾梅克首府）離頓巴斯有800公裏，在我們那裏，這不算一個太遠的距離。我們開車過去，過一個關卡，在護照上蓋個戳就行。

那個時候，烏克蘭的東部和西部之間一直存在內心的矛盾。西部的人說烏克蘭語，東部的人就說俄語。在南邊還有克裏米亞，他們更複雜，那裏大多數人都說俄語，也有人說烏克蘭語，還有少量說克裏米亞韃靼語的原住民。

大饑荒是烏克蘭東部記憶的一部分，而民族主義抵抗和暴動則是西烏克蘭的特征。

——《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 2019年3月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我姥姥居住的頓巴斯地區，雖然說俄語，但也有很多烏克蘭語的電視頻道。我小時候看動畫片，看烏克蘭語的完全沒問題。我姥姥唱的民歌也是烏克蘭語的，我們經常在小農村裏一起唱歌。

但有時候，我在頓巴斯會感覺有些不舒服。他們眼裏，小小的我就完全是亞洲人的樣子。

2010年，我考上了莫斯科的一所文科大學，之後七年都在莫斯科生活。

從卡爾梅克到莫斯科有1000多公裏。我上學的時候沒有航班，要坐16個小時的大巴過去。

在莫斯科，我的自我認同危機特別嚴重。我從一個很普通很窮的地方，一下子到了一所名校，和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和詩人打交道。他們說的都是文學的語言，很多人整個家族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從小聽著我學的那些文學作品長大，什麽都知道。

在莫斯科的街上，經常會有人認為我來自中亞，就歧視我，說你為什麽來這裏？回你自己的國家去。我說我是俄羅斯人，他們不相信。因為在莫斯科打工的人裏，有很多是從中亞那邊過去的，因為身份限製，他們能做一些底層勞動。

所以我也有身份認同危機。我現在會說中文，也是因為這個危機。

在俄羅斯聯邦的卡爾梅克，我上學的時候，那邊有“俄羅斯族”也有“卡爾梅克族”，我一直是少數的“俄羅斯族”的部分。他們不認為我是卡爾梅克人，我是混血的，對他們來說我的臉是斯拉夫人的臉，不是自己人。

但是在頓巴斯，有時候他們會說我是中國人，但我跟中國人完全沒什麽關係，為什麽要這麽叫我？

所以我去哪兒都不行。在頓巴斯、在卡爾梅克都不是自己人。我去莫斯科，別人又說你是哪裏人？

大學時，
我通過參加了一個國際項目，去了一趟中國的長沙。我住在一個寄宿家庭裏。我跟他們從卡爾梅克開始講我的身世，聽到土爾扈特的時候，他們說，那不就是我們這裏嗎？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說“你是我們這兒的”，竟然是中國的家庭。

回到莫斯科之後，我特別喜歡中國，想學中文。我找到了莫斯科一所大學，上了他們的漢語班。畢業後，我想找跟中文有關的工作，去了一家圖書館管理亞洲圖書的部門。在那裏工作了一周後，負責人跟我說，我們發現你特別喜歡這些漢語書，我們也看到你很認真也很熱情，所以你可以繼續在這工作，但是沒辦法給你發工資，因為我們的漢語項目沒錢。

那時候我剛畢業，我需要生存，而和我一樣學習無用的文科專業的人還能做啥？那時候我的唯一工具就是磕磕巴巴的、剛開始學的中文。於是我去了圖拉州的一家玻璃工廠工作。當時有一群中國工程師去安裝設備，我去給他們當翻譯。那邊的工人也是頓巴斯人，因為那是最便宜的勞動力。我說我媽是頓巴斯人，我們就交流。

對我的身份，我到現在也很困擾。卡爾梅克人？俄羅斯人？我要怎麽介紹自己？頓巴斯一直沒有出現，為什麽會變成這樣？接下來我要講一個對我來說難以講述的故事。

地圖來自：百度地圖

這座紀念碑位於卡爾梅克亞埃利斯塔市東部，是為了紀念被驅逐到西伯利亞的卡爾梅克人。圖片由采訪對象提供。

2

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她赤腳盤坐在地鋪上。在前一個小時裏，她不斷拿起紙筆，畫出簡易的地圖，向我們介紹頓巴斯、卡爾梅克、羅斯托夫分別在什麽位置。

她穿一件綠色衛衣，聊到中國時，她興奮地說，這是十年前在長沙參加項目時的衣服，她現在還在穿。

我們談話的大部分時間裏，她的情緒都很穩定。在提問時，我們有時會帶著禮貌的微笑，但是當聽到一些超出我們經驗的事情時，會流露出驚訝。有時候，這種驚訝會讓現場的氣氛變得尷尬。

“你在笑什麽？這很好笑嗎？”她很激動地說，“你的語氣可不可以改一改，我特別容易哭出來逃走。”

那天下午的三個小時，我們已經明白寫出這個故事有多麽困難。我們和她並不共享曆史記憶和生命體驗，遇到一些人名和事件時，她總是先用俄語搜索出來，再轉到中文網頁給我們看。那些她熟悉的俄羅斯的反對派領袖和烏克蘭的作曲家，我們都不認識。

窗外的鳥兒一直在叫。她不停變換著坐姿，有時披著一張毛毯，有時她突然起身，去把窗戶關上。聊到最後，她索性側躺在了地鋪上。

她總是拿起手機又放下，經常下意識地指著熄屏的屏幕。在手機裏，有烏克蘭的戰局，也有莫斯科朋友們的網絡發言，以及每天，媽媽都在手機裏向她哭訴。

講述：

2013年底，快到新年的時候，我和莫斯科一些學社會學的左翼朋友到基輔去。他們去基輔研究社會運動。現在，這些人都是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員。

當時，烏克蘭已經開始各種抗議。也就是後來大家說的“尊嚴革命”。

2013年11月下旬，數十萬人再次湧上基輔街頭，要求改革，要求終止政府腐敗，並於歐盟建立更緊密的聯係。

這場運動一開始隻是加入歐洲的呼籲，如今卻演變為一場“尊嚴革命”。它將各種彼此歧異的政治力量——從主流政黨中的自由派到激進派，乃至民族主義者——聯合起來。2014年1月中旬，在為時數周的和平抗議之後，流血衝突開始爆發。衝突一方是警察和政府雇用的暴徒，另一方是抗議者。暴力於2月18日達到高峰，在3天內造成77人死亡，其中有9名警察，68名抗議者。屠殺在烏克蘭和整個國際社會都引發了巨大震動。招致國際製裁的可能性迫使烏克蘭議員們把對總統報複的恐懼拋在一邊（許多議員擔心製裁同樣會損及自己的利益），通過了禁止政府使用武力的決議。議會站在了亞努科維奇的對立麵，防暴警察也撤出了基輔市中心，這迫使亞努科維奇於2月21日夜間逃離了革命的基輔。瑪伊當上一片歡騰：暴君已經逃跑，革命已經勝利！烏克蘭議會投票罷免了亞努科維奇的職務，任命了代總統，並組建了一個由反對派領袖們領導的新臨時政府。

——《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 2019年3月出版，中信出版社

其他人去做了一些采訪，我們也在基輔的獨立廣場一起玩。烏克蘭有櫻桃餃子吃，甜甜的，特別好吃。我當時21歲，傻傻的，腦子裏是羅塞蒂、拉斐爾前派、烏克蘭音樂家Mykola
Leontovych、還有烏克蘭電影《被遺忘的祖先的陰影》，沒有別的東西。我去基輔就是玩，帶著詩歌一起，我以為這隻是一次尋常的抗議。

有一天，大家都在跳舞，喝酸酸的熱飲料，有歌手在台上唱歌。隨後我的記憶渾濁了，隻記得有很多霧，很多黑色的身體，很多人撞著我。好像有幾十個人死去了。

我還記得有一些人占領了一座政府建築，我們在那邊采訪。這件事持續好幾天，我們去看各種各樣的火。好像還有人燒車輪。而我在酒店裏，在暖光下看拉斐爾前派的畫。

這個時候我接到了媽媽的電話，說一幫男人進去你姥姥家，她身上受傷很多，你快給她打電話！

我完全不知道怎麽回事，跟姥姥說了話之後又掛了。那時我還不知道她很快會去世。我甚至不記得說過些什麽，因為有時候我會把痛苦的記憶忘掉。

後來的事情好像是我離開了基輔，回到了莫斯科。我不記得姥姥是在什麽時候去世的，或許是我在烏克蘭旅遊時，或許是我回到莫斯科後。我記得我媽媽跟我說，你姥姥被打死的時候，你卻在廣場上跳舞，你玩得開心嗎？

對我媽媽來說，這是巨大的背叛。她說我為抗議的人增加了一個人頭，算人數的時候我也被算上了。我媽媽說我做錯了。她告訴我，是烏克蘭政府的人打死了姥姥。

那個時候，烏克蘭的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被趕走了。烏克蘭政府開始對頓巴斯在某些層麵不友善。

再後來，克裏米亞的事情就發生了。

2014年3月中旬，克裏米亞公民被要求前往投票站決定是否與俄羅斯重新統一。這場公投的結果讓人想起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投票——那個時代公布出來的投票率高達99%，而支持官方候選人的票數差不多也是這個數字。組織者聲稱這一次有97%的選民支持克裏米亞並入俄羅斯。在塞瓦斯托波爾，當地官員上報的親俄選票數量甚至高達注冊選民人數的123%。克裏米亞新政府公布的投票率為83%，但根據俄羅斯總統府下轄的人權委員會的說法，隻有不足40%的注冊選民參加了投票。3月18日，也就是公投之後兩天，普京號召俄羅斯議員們將克裏米亞並入俄羅斯以實現曆史的正義——此舉可以部分彌補蘇聯解體為俄羅斯帶來的損失。基輔的烏克蘭政府並不承認這次公投，卻對之無能為力。由於國家仍處於“尊嚴革命”的政治混亂所造成的分裂之中，烏克蘭政府不願冒戰爭的風險，遂下令讓其軍隊從半島撤離。

——《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 2019年3月出版，中信出版社

我媽在克裏米亞工作過，她學心理學之前學過生物學，研究海豚，經常跟我開玩笑說“為了生育你我放棄了海豚研究”。克裏米亞有一些海豚，所以我小時候去過克裏米亞，認識了不少人。

對我來說，比較容易相信的是一些克裏米亞人真的想變成俄羅斯的一部分。無論如何，克裏米亞的事情發生了，世界認為俄羅斯打破了國際法。那個時候我已經在中國做交換生了。

我想說的是，在烏克蘭，有一些矛盾是一直存在的。

我姥爺當了一輩子礦工，所以他有一些蘇聯時期的勞動獎章。有一次，他戴著獎章坐火車去利沃夫，有人看到了，就攻擊他。這些攻擊他的人，也就是後來俄羅斯政府說的“新納粹”。但為什麽會用“納粹”來形容他們？這就要回到我太姥姥的故事。

在頓涅茨克旁邊的小農村，太姥姥講給我的故事是很寶貴的。她帶我看我們住的小街道，那條街的名字就是紅軍第301頓涅茨克步兵師。她說她記得紅軍怎麽在二戰時在頓巴斯趕走納粹的。所以，頓巴斯有很多紅軍打納粹的雕像。有些居民或許不太了解這段曆史，但生活的環境就是這樣，整個敘事和氣氛都會讓人想起二戰的東西。從文學作品，學校教育，到你和其他人接觸，這些都融入了你接觸到的大敘事裏，沒辦法離開。

但是依我看，對烏克蘭西部的人來說，這完全是個自我民族認同：我是一個烏克蘭人，我愛自己的國家，說自己的烏克蘭語，有什麽不對嗎？極端的人哪裏都有，我完全不認為烏克蘭西部全都是那樣的人。

從2014年到現在，頓巴斯在這八年裏一直有戰亂存在。我媽媽和我舅舅什麽期待都沒有了，他們對兩邊都沒有任何期待，因為戰亂，他們早就累了。我舅舅中風了，在頓巴斯無法離開。

頓巴斯人想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把整個烏克蘭都變成頓巴斯。

我媽媽和我舅舅什麽期待都沒有了，因為戰亂，他們早就累了。他們以前或許是希望進入俄羅斯的，但早就失去了希望。她誰也不支持，她隻是希望戰爭停止。

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我媽還蠻開心的，因為她以為這個戰爭隻會有一天，然後就能結束頓巴斯的困境。結果她發現，哦，好像不是這個樣子。結果，像我們這樣被戰爭傷害的家庭變得更多。因為姥姥去世，我母親臉上一直有戰爭的影子。戰爭持續越長，這樣的母親就會越多。

3

這場戰爭，在中國的輿論場上也掀起了巨大風波。

開戰後的第五天，我們聯絡到了一位俄羅斯學者。他叫Maxim
Alyukov，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做博士後，研究政治傳播。戰爭發生的那天，他陷入到了巨大的震驚之中。在他的觀察裏，過去的幾個月，俄羅斯的官方媒體上完全沒有流露出戰爭即將到來的跡象。這和八年前的克裏米亞危機完全不同，那時，俄羅斯媒體長篇累牘地告訴國民，俄羅斯吞並克裏米亞有多麽必要。後來，馬克西姆把俄羅斯媒體如何塑造俄烏衝突當作了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這次戰爭發生後，馬克西姆也簽署了科學界的聯名信。

但現在，坐在我們對麵的這個女孩，感情卻更加複雜了。開戰以來，連續幾天她一直不吃不睡。除了這個戰爭，她腦子裏啥都沒有。

講述：

這幾天，我的朋友圈裏突然出現了很多俄羅斯和烏克蘭專家。他們不太懂這件事，甚至以前都不知道烏克蘭這個國家，隻是百度了一下，就覺得自己百分百了解。

朋友說，我的朋友圈沒有代表性，因為我研究文學藝術，我朋友圈的大部分都是和文學藝術有關的人。

我用俄語、中文和英語看新聞，現在最讓我失望的一件事情是，好像對於中文語境和英語語境來說，戰爭就是這幾天才發生的事情。這是錯的，戰爭這幾年之內一直都有。當大家說某個網絡上哭泣的烏克蘭女孩好可憐的時候，我覺得全世界都忽略了過去幾年裏發生的戰爭。

2014年之後，我在卡爾梅克的家一直有逃難者光臨。我媽認識的人從頓巴斯逃到卡爾梅克。

不管我在中國還是俄羅斯，讀書還是工作，我媽打電話給我，都會說，你知道嗎，舅舅那邊又爆炸了，我說好的行了，我今天吃了火鍋——這種交流完全成了一個日常。

我肯定是反戰爭的，戰爭很可怕。但世界好像很偽善。在基輔殺人，全世界關注。在頓巴斯殺人，大家沉默。我也不知道參與怎樣的反戰組織，要不要參與。我發現如今大部分的反戰組織都是用烏克蘭國旗裝點的。因為我姥姥的去世，我沒辦法在我的頭像上添一麵烏克蘭國旗。有的人會報仇，但我好像拒絕報仇，這是不是說我就可以隨便欺負？我的痛苦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這裏。

我一直很好奇，別人怎麽能選擇一個立場，站在這個強烈的立場上，看事情就黑白分明了。戰爭之後，我們會失去很多合理的東西，所以很難合理思考。這些情感很像波浪，會吃掉你。

我在莫斯科認識的人幾乎都上街了，一些俄羅斯人都把頭像換成了烏克蘭國旗。俄羅斯朋友說我沒有換頭像就是有罪，還有中國朋友說我應該公開道歉。

在2014年基輔那件事之後，我心裏一直覺得我有錯。我把這件事放在內心最深最深的位置，平時不想。

是現在的戰爭，讓這段記憶重新出現在我的腦子裏。

這是我家的故事。我最痛苦的這一點人生經曆，這些天一下子變成全世界最熱門的一個話題。

現在，外界都在把烏克蘭的故事自我化。中國人在網上互相吵架，無論站在哪個立場，你們都是借烏克蘭的事說自己的觀點。真正在戰爭中受苦的頓巴斯人沒人管。之前全世界沒人關心頓巴斯，現在跟自己有關了，就開始緊張了。你們不能吃掉我們的經驗，用我們的死，去表達你們自己的觀點。

我現在完全理解，為什麽我的媽媽、我的俄羅斯朋友和我的中國朋友為什麽在各說各話。但誰來理解我呢？大家沒有精力聽一個這麽長時間的複雜的故事。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隱去了她的姓名

另外，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此次談話有所刪減

題圖：姥姥家的小屋，由采訪對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