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女博士被質疑“學媛”，知識真的被尊重了嗎？

“學媛”又被發明了出來。

3月份，28歲的@katekate朱朱
以年級第一的成績，從牛津大學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專業碩士畢業，她在微博上曬出了自己的畢業視頻，並表示自己將繼續攻讀牛津大學的數學博士。

沒想到這條微博突然出圈，隨之而來的是質疑她“學曆造假”“學媛”的聲音，有所謂的“科研博主”，認為她“氣質和學術不搭”，有人評價她的微博太“微商”風了，甚至還有微博大v@賊叉
出了一道大學數學題讓她自證清白，相關話題也登上了微博熱搜。對她的質疑一直蔓延到現實生活中，她的郵箱、住址被曝光，還有人去查她朋友的學曆和背景。

這次“牛津女博士被質疑”事件非常有代表性。@朱朱
的學曆、身份、甚至行為細節（比如穿著打扮、“微商語氣”）等，可以說遭遇了全方位質疑，隨後，她不得不進行一係列的自證。

而攻擊她的話語，比如“出道數學題給你做一下，看你做不做得出來”，是一種很強烈的，帶有侵略性和壓迫性的話語，有俯視意味。

值得關注的是，此事證明了一件事：一名女性，即便出生在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受過非常優秀的教育，即使在很年輕的時候，學業和經濟上都能達到比較高的標準，也仍然無法逃脫社會對她的批判和攻擊。

現在她人在英國，如果在國內，她會不會受到來自線下的、更加猛烈的攻擊？過往的社會事件證明，這樣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

另一位博主@martanoflying
則分享了一篇題為《為什麽沒人質疑我男友的牛津數學博身份》的帖子，指出類似遭遇。她分享男友的後空翻視頻，她的男友雖然同樣不符合刻板意義中“牛津數學人”的形象，卻沒人質疑。她以自己角度分享生活時，卻遭受到與朱朱同樣的審視，有人隻因為她不知道高考壓軸題是哪一道，就斷定她是文盲。

某種意義上，這種對朱朱以及更多女性的侵略性攻擊，是對女性性別的歧視與踐踏。男女平等的議題，並非如很多人所說，純粹隻是階級問題。

不論貧窮富裕，不管階級高低，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女性生命中，安全、穩定、追求自由人生以及受到應有的尊重方麵，都要比男性易受挑剔、指責與侵害，尤其安全感的威脅，更加致命。

當然，在這次事件中，還能看到許多新鮮的麵向。比如通過仔細剖析，你會發現到底是誰在真正製造“男女對立”；而女性用自己的理性、強大、包容的力量，消解了對抗並進行有力回擊。再更深一層發散，你會發現，“女性化的技術”，甚至可以給人類未來帶來更多可能性。

01.

“非理性”，是對女性的汙名化

朱朱對事件的回應，從頭到尾一直秉持非常體麵、謙虛和理性的態度，這是優秀的、文明的品質，且這種理性溝通也是一種反抗行為。

即使不帶性別視角，理性溝通也並不代表弱小，而代表獨立和堅強。這次事件的影響範圍並不算小，持續時間也不短。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朱朱一直沒有放棄溝通，即使是有人讓她去做數學題，她也做了。

這種態度，代表了她內在的自信，對於自己的專業和溝通能力的自信：問題可以不以對立或暴力解決。某種意義上，這才是經得起考驗的真正自信，而不是叫囂著強大，但在被冒犯後就去辱罵、冒犯他人，尋找別人的弱點，進行“比爛”或顧左右而言他的話題轉移。

這樣的品質，各種文化都有所推崇。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天性“不卑不亢”的講究，而在其他文明裏，低調的、強大的心態也被推崇。這是一種跨越性別、可稱得上是高尚的品性與能力。

朱朱用自己的實際行為證明了，她比質疑她的人，包容和強大得多；她同樣證明，在實際生活中，以理性的態度麵對暴力與辱罵，常常是一種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尤其在當下，戰爭正在發生，網絡上充斥著崇拜強者與力量的話語，這種有勇氣消解對立情緒，以及理性解決問題的品性，更應該被提倡。

有許多互聯網言論，把談論“男女平等”與“製造對立”劃上等號，但你會發現，用“對立”來指責那些思考不平等現象的聲音，恰恰就是在運用對立性的思維，這並不真正解決問題。

在許多社會事件，尤其是在針對女性的暴力性傷害事件的評論下方，使用對立性思維看待問題的往往是男性，而在許多討論區，能看到更多的女性在運用溝通性的思維模式，試圖剖析問題所在，並互相分享有用信息。那麽到底，誰在真正製造“男女對立”？

《末路狂花》

缺乏共情，不覺羞愧，嘲笑“製造對立”，其核心，是男權邏輯中對強權和暴力無條件的認可。

在此之上，“非理性”是一種加諸於女性的話術。很多人會說，女性不理性或情緒化，但在這次事件中，作為女性的朱朱卻是用理性話語來反抗，而提出質疑的男性卻是在非理性地製造對抗。

古往今來常被記載的“瘋女人”現象，她們的“情緒化”（emotional），從理論上說，是在受到創傷後，沒辦法用一種屬於自己的話語、用自我解剖的方式，對創傷進行表達，才會進入歇斯底裏。

但這樣狀態，隻有女性才會具有嗎？很多男性在社會上也受到挫折與創傷，他們也有不能很好將創傷進行表達的時候，他們所展現出的，並不隻是情緒上的不穩定，更有訴諸於社會暴力。

*根據中國司法統計公報，自17年起對性別犯罪的統計，男性被告人占總體比率為九成左右，涉黑、危險駕駛、未成年犯罪、離婚糾紛與家暴施害男性占比類似。

監獄裏的暴力罪犯，大多數以男性為主，他們在心理上可能存在創傷，而他們所帶來的，是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們討論女性非理性的時候，其實回避了男性的非理性。

因此，在指責女性不理性的時候，其實應先深刻反思男性的非理性，以及曆史如何將男性的非理性合理化。如此之後，我們才可以去聊女性的非理性，去看“非理性”到底在多少程度上是性別的，多少程度上是社會結構的。

02.

對抗，並不能真正回應與解決問題

在此次事件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我們先把性別問題排除在外：在一個文明社會，或者現代化社會中，大家會鼓勵追求創新與高等教育，這樣能激勵人們以更高的知識水平為社會做貢獻。

在朱朱過往的博文中，她曾表示，自己希望作為數學家，回國做更多數學研究，這已是境界很高的理想了。但大眾對她的攻擊，首先是不信任她的學位。如果她不是以學位，而是以某種“領導”身份，或者以某種良好的出身，先被大家所熟知，她還會不會遭受同樣的攻擊？

答案是未知的。我們通常批判的男權，不僅是性別本身的偏見，也因為它背後實際上存在一種崇拜權力、崇拜金錢和崇拜強大暴力的思維，和這些相比，智慧、知識與創新並不重要，因此對朱朱的指責中，存在對教育和知識的輕蔑與懷疑。質疑智性比質疑權力要容易和安全。

對於知識的尊重和對於權力與金錢的批判，應是一種天然的立場，現實或許恰恰相反。當下更多存在的是對於金錢和權力上層階級的無條件崇拜，同時去踐踏、去損毀智性以及知識。

對抗性的、慕強的思路和情緒，或許隻是因怯懦而轉移注意力，隻是缺乏勇氣與解決問題的智慧，以麵對真正的矛盾。

畢竟，生活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需要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決，我們很少遭遇一蹴而就的、非此即彼的選擇。

《漢娜·阿倫特》

再回到“牛津女博士“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朱朱就是在以非對抗性的智慧，一步一步地化解爭議與矛盾。她花了很長時間麵對輿論，她有勇氣與耐心真正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發現，她是一個受到良好教育，但不適應填鴨式教育體係的人。她應該更適應興趣導向的教育體係。她的家庭條件恰好能夠給她提供這樣一個環境。在更注重自我和興趣的教育中，她可以比較從容地選擇自己的未來。

“牛津女博士”標簽背後，她的生活很豐富。這樣的現象不應放在男女對立的層麵上看待，這縮小了討論的麵向。我們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教育一個更優秀的人，一個得到良好家庭支持的女性可以擁有怎樣的未來？她們是非常好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範本，所以，問題不止關於階級，不止關乎性別，教育才是真正的問題。

03.

“女性技術”，帶來更多平等和溝通

不管是朱朱，還是《隱藏人物》裏的NASA女性科學家，再比如屠呦呦、華裔女科學家吳建雄，或是以漢娜·阿倫特為代表的女性哲學家，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證明，基於良好的、平等的教育，女性可以研究數學、物理學、哲學等。

而男女差別大的部分，是體力，即“拳”。但是技術發展，當大家都可以進行“外骨骼”的改造後，這也許都不是差別了。

技術可以幫助女性變得更加平等和強大，更進一步，對於全人類來說，這也本是技術應該有的麵向。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裏有很多對於技術的批判：技術帶來殺戮，技術極端冷漠，技術最為無情，技術暴力且理性。這是一種技術被負向利用的影響，不能全然歸為技術的“原罪”。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更多關注技術的另一個麵向，那就是共情式溝通、堅韌的智慧和非暴力的強大。

計算機程序（算法）的創始人阿達·洛芙萊斯；發明現代無線通信先驅技術的海蒂·拉瑪；結構生物學的奠基人多蘿西·霍奇金；“跳躍基因”轉座子的發現者芭芭拉·麥克林托克；對DNA發現的貢獻，不亞於沃森和克裏克的羅莎琳德·富蘭克林；第一位提出核裂變，但拒絕參與曼哈頓計劃，提倡和平使用原子能的莉澤·邁特納。

太多案例證明，女性可以製造出這樣的技術。未來的技術，也應該更多帶有“女性標簽”。

還有一個很小的發明卻改變了許多人名義的例子，由美國女演員萊昂娜（Leona
Chalmers）發明的月經杯，經由一係列的推廣、捐贈等公益鏈條，其實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月經貧困”的問題。

在非洲許多地區，衛生巾是非常稀缺的，現在常用的棉質衛生巾其實相對價格昂貴，而且每天需要更換很多次，這對於非洲的大部分女性來說難以實現。

在一些非洲國家，女孩在十二、三歲開始出現月經時，正好處於智力發育與升學就讀的關鍵時期，很多女孩就是從這時開始跟不上學業。因為她們沒有衛生巾，一旦月經周期到來，因為衛生、味道等種種因素，就沒辦法去學校上學。

每個月有將近10天不能去學校，就比男性少了10天受教育的時間，這時候，男女的教育差異便開始形成。而捐贈給她們的衛生杯，可供她們用很久，在她們成年以前，就不會因此失去三分之一的教育機會。一個小小、可以反複使用的月經杯，就能在教育層麵上，對女性產生很大的幫助。

《我的天才女友》

換言之，如果說生育是一種播種式的解決人口數量的邏輯，教育則是一種養育式的解決人口質量的邏輯。後者需要長期的、共情的、關愛的投入，也同時促發一種女性化的技術和溝通。

不管是朱朱的理性回應，還是月經杯的推廣，都建立在一種非對抗性的、屬於某種長效機製的思維中。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用更因地製宜的角度，去看待這些問題。而很多事情的解決，恰恰需要脫離暴力、脫離慕強的邏輯。

所以，我們要更多去強調更為友善的、更為非對抗性的、更加有創造性的、能給大家真正增加便利的技術；而不是讚美對抗性，隻崇拜堅船利炮的力量或展示“肌肉”的技術。

在自然界，還有一個頗為特殊的觀察研究可以佐證這個“常識”。

從1978年開始，兩位動物學家（Robert Sapolsky, Lisa
Share）就在非洲觀察一群狒狒，最開始，這群被命名為“叢林隊”的狒狒，就展現出非常典型、雄性製霸的狒狒族群社會結構。成年強勢有攻擊力的狒狒位於金字塔頂端，欺負弱勢的雄性狒狒和雌性狒狒，其他雄性則會發起挑戰，在經曆一場血腥的爭鬥之後，會確立新的領導地位。

一次偶然，旅遊區垃圾造成的食物中毒，使得叢林隊的雄性成年狒狒幾乎死亡殆盡。剩下未成年狒狒在雌性狒狒的撫育下長大，新的叢林隊狒狒攻擊性很低，解決族群內部爭端的方式也往往通過互相梳毛等非暴力行為來解決。

後來叢林隊狒狒的體檢結果表明，它們血液裏由壓力產生的荷爾蒙比其他狒狒族群要低，而不管是狒狒首領還是普通狒狒，似乎也都比其他族群的狒狒過得更自在。

結論不言而喻，和平、理性、非暴力更能解決問題。即使是在靈長類動物中，許多社會性行為也並非“理應如此”、天性有之，而是觀察學習的結果，行為可以被良好的互動機製改變。

而某種意義上，古代典型的男權社會，是雄性“黑猩猩政治”的放大版。《黑猩猩的政治》《猿形畢露》《雄性暴力》等書中所描繪的、雄性主導的黑猩猩社群結構，不比人類的倫理紛爭簡單多少，但也凸顯了男權的原始根源和問題。而我們所說的現代化社會，除了解放了生產力，除了帶來現代科學中許多有益的科技，還解放了女性。

男權社會中比較典型的行為與認知，確實大多可以在黑猩猩的行為中找到。所以從性別邏輯來看，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對於溝通能力和創造能力的選擇，其實是現代人類社會和“黑猩猩的政治“的一個非常大的區別。

我們對於男女平等的推廣，對女性主義的認知，在黑猩猩的政治體係中就比較罕見。這在自然界中其實並不少見（如大部分鳥類）。其中，大象和海豚，屬於在智商上可以完成“鏡像認知”的種群，是大腦複雜度比較高的生物，她們的族群主要是母係結構。

比如大象族群，往往由一頭位高權重的“老祖母”大象主導，它多半已非常年邁，並非依靠著身體機能和暴力手段來服眾，“老祖母”統領象群，其實依靠的是自己強大的生存智慧。

比如，在旱季時哪裏有水，雨季到來時可以去哪裏覓食，在一些年幼的雄象控製不住發狂時，她會主動把幼象護在身後，並隔開距離，保持好防衛的姿態。而不論是管理一整個龐大象群的遷徙路線和吃喝，還是維持族群的平衡，其實都是非常複雜和艱難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黑猩猩的血腥爭鬥和暴力，往往讓整個族群結構並不長久，這表明壓迫性的力量其實有巨大的潛在危險。而象群的老祖母之所以成為老祖母，恰恰是因為這種平和的智慧是具有穩定性的，它不會陷入到黑猩猩會被暴力取代的境遇裏。

女性的智慧在許多具有智性的動物種群中都能找到，這其實也是人類社會中一種非常古老的、充滿智慧的模式。

我們是否可以假設，人類文明的進步需要盡可能地擺脫“黑猩猩的政治”，需要更多解放女性的創造力，以提高整個種群的文明。現代化社會的發展，伴隨著女性地位的上升，而女性自主權的增加，也將極大提高人類社會的進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