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那篇《上海防疫，背後的國本之爭》，火到一塌糊塗，有好幾千人在打賞，剛才我想截屏，才發現被刪了。
我拆解文章，從來不會說別人是在“帶節奏”“貶賣情緒”，酸檸檬心理最要不得。就事說事，把是非、利害和價值的問題說透，這也就夠了。
今天這篇文章能火，是有一定道理的——信息是豐富的，態度是鮮明的，用戶是下沉的。
更何況，其中一些觀點碎片，也有普適價值，能得到“清零派”“共存派”以及“迷茫派”的多方認同。
比如，在談具體怎麽做的時候，作者有這樣的強調：
7、禁止任何抗疫形式主義，比如大規模核酸篩查，不是讓你們在最短時間內比拚誰篩查的數量更多，卻導致排隊聚集時造成大規模傳染；比如上麵要求落地隔離14天，下麵層層加碼，隔離時間加倍，然後居委會的隔離時間又超級加倍，好像在玩鬥地主一樣。
11、禁止任何瞞報屏蔽行為，為什麽會有人吐槽評論區是管控得最好的區，連搶不到菜的吐槽都不能說？如果你做得好，為什麽會害怕民意？如果是擔心境外勢力誤導輿論，請相信群眾的火眼金睛可以掀出任何妖魔鬼怪，永遠記住，民意宜疏不能堵，全國人民都在盯著。
很顯然，這些觀點碎片，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正義的。
或許正因為夾帶了一些真言或批評，盡管這篇文章主體屬於“野生國師”的“舔文”，很有技術、很會傳播、極具說服力，但還是沒活下來。
估計作者內心也很唏噓，明明也是想全力助攻的，偏偏被當作是搞烏龍的。
這也是野生國師們的尷尬——舔就必須要舔它個徹徹底底。問題是，有的屁溝太深，他們也下不了嘴呀。
畢竟，不是誰都能練出胡錫進那種叼盤神功的。更何況，人家老胡那忍受打臉的功夫，堪稱“臉部金鍾罩”。
總之，《上海防疫，背後的國本之爭》這篇文章，既有愛國粉紅思維，又有理中客話術，還有批判公知視角，屬於全方位無死角三重門全覆蓋的聯合收割機。
當然，這篇文章也如盧氏胡氏周氏等文一樣，在觀點框架和學術邏輯上，存在諸多硬傷。
這方麵，網上有不少針對性批評，很多也是從專業細節層麵，點出了問題要害：
我無意於過多梳理類似上述的信息錯誤、邏輯混亂以及價值誤導，這裏隻想說自己三點最基本的看法。
一、“國本之爭”的說法，不止是不說人話，而且屬於謬種流傳。
眾所周知，當代野生國師有兩類：
一類是太低級肮髒型的，最極致的例子是“至道學宮”，說的多是美國做“人肉漢堡”的下作觀點，內容下沉的用戶，是專門給腦殘愚昧也到極致的群體。
另一類是扛著一些大詞概念，宏大鋪陳到讓人不明覺厲的。這一點，把“國運”掛在嘴上的盧克文算是經典代表。這類文章用戶也很下沉，主要是關心時事的知識低層，但又找不到權威信息管道，缺乏理性思維模式。
今天傳播甚廣的《上海防疫，背後的國本之爭》，就屬於第二類文章的範式，算是巔峰之作。
這個文章裏麵也有大量概念和理論的錯誤，問題極其嚴重。
茲事體大，我不便細究，免得被說是落井下石，故而，隻說點基礎常識。
僅舉標題中“國本之爭”四字來說吧。
隻要有起碼常識，都知道“國本之爭”意思，那就是指中國古代的太子之爭。
不論是哪種史料還是注解，都把“國本之爭”具體到明朝明神宗冊立太子的事情上來解釋的。
關於這段萬曆年間最激烈複雜的皇儲爭議政治事件，大家有興趣的可以查查。反正，那一場黨爭，直接逼退內閣首輔四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員人數達三百多位，其中有一百多人被罷官、解職、發配充軍，整治。
真正懂曆史判斷的，都知道“國本之爭”就是晚明最殘酷的政治事件，直接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你們可以去查查，在今天這篇文章之前，有沒有正規出版物或主流媒體這樣用“國本之爭”的？
絕對沒有！原因很簡單，這根本就不是什麽字麵歧義問題，而是重大的內容錯誤和價值觀錯誤。
說得直白點，這詞不可亂用的詞，如果用在主流話語體係裏，那是犯某種大忌的。
這一點，其實也是野生國師們普遍的風險，因為缺乏足夠智識——拍馬屁經常拍到馬腿，舔屁溝時舌頭上不小心帶釘子。
其實，僅就“國本”二字，也不妨也去查查，也都沒有這種用法。某種話語體係，其實也是一種複雜的認知學問。
更何況，從邏輯上，把這個錯誤概念用在具有普遍的民意判斷上，也是非愚即壞，那就是階級鬥爭思維。
這方麵，我就不展開了。你們可以結合內容，仔細品。
要知道，談“清零”和“共存”的，很多都是數以億計的普通人。而此文中，卻常常以“敵人”的進行歸類。比如，作者這樣說：
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
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掀出群眾裏的真正敵人，嚴打造謠傳謠挑撥矛盾煽動網暴；
如此殺氣騰騰，過了！
正因如此，這裏我想引用一句加繆《鼠疫》裏的話來總結：
人有無知和更無知的區別，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厭惡的不道德是愚昧無知，無知的人認為自己無所不知，因而自認有權殺人。殺人凶手的心靈是盲目的，而沒有遠見卓識就不會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愛。
二、大疫之前，警惕那些空談“國本”大詞，沒有民本思想的人。
在大疫麵前，在民生難題已經成為強烈的SOS麵前，空談“國本”的“太子之爭”，這是缺乏公共倫理的行為。
哪怕是退回到中國古代，在這種關口，多談點《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不失為一種正當。
我很少願意談防疫政策和模式。不過，在之前寫的《“清零”還是“躺平”，有時承認無知比著急表態更加理性》，我明確呼喚，不能隻站自己利益立場來看待，而要有最大公約數意識：
特別是在這個很多腦殘連腦癱都不如的社會，我篤定地深信，惟有政府善治，依法保護最大公約數的利益，才是解決一切公共管理危機的必由之路。
作為國家公民，我會積極履行防疫應盡的義務責任，一邊配合防疫政策舉措，一邊行使監督的權利，來推動防疫走向更加科學文明。
我意思很明白，圍繞個體、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基於烏合之眾的衝擊，基於現代公共社會尚未形成，政府善治仍是當下防疫最重要的支撐。
其實，很多人最關心的，根本就不是“清零”還是“共存”的模式之爭。
一方麵，人微言輕，這些話題普通人夠不著；另一方麵，不論是疫情本身還是防疫力量，大數據都是由政府掌握的，期待政府善治出效果才是根本。
絕大多數對防疫提出的問題，包括一些所謂負能量，也都不是在否認“動態清零”的政策。
而是希望能夠以人為本，以民為本，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來綜合考慮。
這是因為，損害老百姓利益的，很多時候，並不是相關政策本身，而是政策執行層麵。
疫情中一些失範甚至作惡的小權力。吃不上菜，挨打挨罵現象頻發，甚至到田間地頭去粗暴對待沒戴口罩的農民，這個都是沒有民本思想的表現。
比起古代受限於王權天下的民本意識，現在國家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本身是民本思想的迭代升級。
這不僅要體現在立場理念上，更應展現在實踐能力之上。
《上海防疫，背後的國本之爭》這篇文章，大談異解的“國本”，卻不講具體的民本，這個才是最可怕的。
以民本思想為準繩，來看待上海防疫，才不會停留在口頭上，才不會止步於觀念環節，而會考量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
之所以要警惕那些空談“國本”大詞的人，他們媚權思維，往往正是建立在踩踏老百姓利益這個根本之上的。
三、是時候拋開“模式之爭”，眼下最應正視的是疫情中“人性之爭”。
一將功成萬骨枯。很多人看待曆史和現象，眼裏永遠隻有那“一將之功”。但我不，我永遠無法繞開“萬骨之枯”。
是的，我受陀氏影響至深，一直把寫作視為是在“人性的沙場”搏鬥。
這些年，野生國師給國家社會帶來的最大危害，就是“人性之殤”。他們的文章中，永遠隻有宏大的頌歌鋪陳，而沒有具體而微的人間悲歡。
看待疫情，基於當下的輿論場生態，我認為對普通人來說，更應該回歸平民視角，以人性價值來進行尺量評判。
前兩天，有一篇題為《求救》的刷屏文章，就因惡意舉報被刪。
而那名叫“職場人打卡日曆”的微博博主，還為自己的罪惡醜行沾沾自喜，曬出了自己的戰利品進行炫耀：
“反手就是一個舉報”，麵對這幾個字，我眼前浮現的就是一個既猥瑣又猙獰的邪惡麵孔。
各位，他扼住的，其實就是很多人求生的喉嚨呀！
隻要有起碼理性，都知道政府不是萬能的，民間社會自救在當前，是極其重要的。
事實上，上海防疫，最不可低估的，就是上海社會互助和社區自救。
而“職場人打卡日曆”，則以人性之惡，在毀拆著這樣自救的堤壩。這種垃圾的存在，才是當前防疫麵臨的大敵。
幾天前，我曾寫過一篇《一隻柯基被殺死在上海街頭》，那個以防疫為旗號拍死柯基的，同樣是需要先“做個人吧”的惡者。
政策再好，人性向惡，最終也還是一道無解命題。
從這個意義講，比談什麽虛浮“國本之爭”更重要的是，呼喚一場“人性之戰”，以善良人性戰爭邪惡人性，才是當務之急。
疫情三年，我看過三次加繆《鼠疫》。不論是武漢，還是上海，很多人性問題，在我看來，也都在《鼠疫》中那座叫奧蘭的城市上演過。
同樣是在封閉的城市，同樣是出行被突然限製，食物瞬間緊張，貿易旅遊等各行業停轉，各種謠言死起，城市陷入了無盡的恐慌和絕望。
小說的裏厄醫生、塔魯、帕納盧神父、格朗、科塔爾、記者朗貝爾，都在經受著一場人性的考驗。
也許因為我自己也是比較怯弱有些自私的寫作者緣故，這部書中的那個完成靈魂轉身的記者朗貝爾，對我的觸動最大。
鼠疫來臨，朗貝爾是想出逃的，去見自己的愛人。隻不過，老天與他開起了玩笑，他一直走不脫。
後來，看多了鼠疫中的各種黑暗與陰謀，他在愛情和博愛中，在人性善的力量驅動下，留在了奧蘭，和大家一起戰鬥。
經過了“逃跑”“觀望”“迎戰”這三種狀態的朗貝爾，最終活成一束光，照亮了別人。
所以，麵對疫情，真心希望所有公共表達者的文章，也都能有一道人性之光。
在《鼠疫》裏，也有大量荒謬、愚蠢、恐懼的社會現象，以及推卸責任、吃相難看、瘋狂貪婪的罪惡者，包括賣假藥的帶貨者。
疫情三年，很多人和事，在《鼠疫》裏都能找到原型。如果表達自由，我真想寫篇《對照記》，來進行一一比對，來預判他們的未來。
比如，其中人性極惡的科塔爾，就利用喝純葡萄酒、含薄荷片之害的謠言，大撈黑心錢。這一點，是不是像當初那些販賣或帶貨“雙黃連”等之類的壞逼？
不論是加繆的《鼠疫》，還是現實的防疫，很多時候，也恰恰就是讓人麵對權力管理感到絕望的時候，人性成為把人拖上岸的最後那根稻草。
正如漢娜·阿倫特在評價加繆《鼠疫》時所說：
有一種加繆式的英雄主義，就是平凡人因為樸素的善良，而做出非凡的事情。
不得不說，現實中有一種最悲哀的是，很多人寧願迷醉於莫名其妙的“國本之爭”，也不會去思考什麽才是“民本問題”，不願意去投入“人性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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