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但也很快樂？烏克蘭戰爭打破俄羅斯人幻想

我上一次去俄羅斯是在2015年的夏天，我遇到了一個矛盾狀態。如果一個地方不自由，但也很快樂會怎樣呢？這種狀態會持續多久？

莫斯科已經變成了一個美麗的歐洲城市，到處都是經過精心綠化的公園、自行車道和停車位。在過去十年裏，普通俄羅斯人的收入有了大幅提高。與此同時，該國的政治製度正越來越接近威權主義。

在此之前15年，鮑裏斯·葉利欽羞愧地離開了權位，他在國家電視台道歉，因為他“未能證明人民的希望是合理的，他們相信我們能從陰暗停滯的極權主義過去躍入光明、繁榮和文明的未來”。

到2015年夏天，他的繼任者普京似乎已經讓俄羅斯變得光明和繁榮。他所建立的政治體係限製越來越多，但許多人已經學會適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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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俄羅斯自由主義者開始為非營利組織和地方政府工作，投身社區建設——使他們的城市更適合居住。2011年和2012年的抗議運動失敗了，人們開始尋找其他方式來塑造自己的國家。他們認為，宏大的政治是沒有希望了，但人們可以通過小的行動帶來真正的改變。

這樣的妥協還有另一個方麵：普京似乎也受到了約束。政治行動可能是禁忌，但涉及宗教、文化和許多表達形式等其他方麵則比較寬容。在他的考量中，要想讓體係平穩運行，就必須為社會留出一些空間。

我在俄羅斯生活了九年，從2000年開始為《紐約時報》報道這個國家，那一年普京首次當選。在公開寫作和我的私人生活中，我花了很多時間告訴人們，俄羅斯有時可能看起來很糟糕，但它也有很多美好的品質。

但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幾周內，我感覺自己正在看著我愛的人們失去理智。俄羅斯人類學家亞曆山德拉·阿爾希波娃表示，許多轉向“小行動”的俄羅斯自由主義者也感到震驚和恐懼。

“我看到很多帖子和對話都在說，這些小行動正是一個大錯誤，”她說。“人們有一個比喻。他們說，‘當癌細胞在胃裏不斷生長的時候，我們卻試圖給我們的臉做點整容手術。’”

我開始懷疑俄羅斯是否總要落到現在的地步，而我們隻是沒能預見到。於是我給俄羅斯記者葉夫根尼婭·阿爾巴茨打了電話，她早在1990年代就曾警告過克格勃卷土重來的危險。阿爾巴茨一直堅持這樣一個觀點：在曆史的某些時刻，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的一切都處於危險之中。她一直認為，麵對普京的任何妥協都是一種幻覺。

她說，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那一年，普京與西方離心離德，甚至入侵了另一個國家，而西方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對普京來說，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她上個月在電話中說，“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這也正是他開始做的事情。他的行為極其理性。他隻是意識到你並不關心。”

她指的是2008年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當時美國總統小布什剛剛開始談論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我曾報道那場戰爭，在格魯吉亞的哥裏鎮與一支俄羅斯部隊一起度過了一晚。我記得士兵們看起來精神煥發，時而哈哈大笑，時而說些笑話。蘇聯在冷戰中的失敗留下了一種痛苦的屈辱感和失落感。入侵似乎令他們重新振作起來。

“普京上台以後，一切都變了，”一名軍官告訴我。“我們找回了一些昔日的力量。人們又開始尊重我們了。”

阿爾巴茨聽起來很疲憊，但卻非常堅定。我們談話的那天，她前往俄羅斯的一個流放地，出席對她的朋友阿列克謝·納瓦爾尼的宣判。納瓦爾尼是俄羅斯很受歡迎的反對派領袖，他利用宣判中分配給他的時間發表了反對戰爭的演講。

“我們現在明白，當普京決定在烏克蘭開戰時，他必須除掉納瓦爾尼，”她說，因為他是唯一一個有勇氣反抗的人。

事實上，納瓦爾尼從未接受放棄直接對抗的立場，他正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一場反對運動，領導人們走上街頭。他拒絕妥協，為了反抗，他願意坐牢。

阿爾希波娃指出，納瓦爾尼的口號是，這場戰鬥不是正義與邪惡的鬥爭，而是正義與中立的鬥爭，這是在直接挑戰普京所要求的政治被動。

我采訪過的許多人都說，納瓦爾尼在多年自由行動後，在2020年遭到投毒，並於2021遭到監禁，這標誌著社會契約的結束和普京戰爭的開始。就像基地組織在2001年9月11日前夕殺死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一樣，普京也必須清除反對者。

莫斯科社會與經濟科學學院的政治哲學教授格雷格·尤丁認為，2018年到2019年，政治反對派的成功開始加速，正是這種成功將普京推向了戰爭。

尤丁說，普京無法想象，俄羅斯國內會有人為國家謀福利，但卻反對他。所以他尋找叛徒，並執著地認為西方在追殺他。

“這是這種政權的一個特征，”尤丁教授說。“它把內部的異議解讀為外部的威脅。”

至於我在2015年提出的問題——一個地方雖然不自由但很快樂，這能持續多久——也許我們已經找到了答案。許多自由主義者已經離開。許多沒有離開的人麵臨罰款甚至監禁。據人權組織OVD-Info的數據，俄羅斯入侵後的幾周內，警方在全國拘留了逾1.5萬人，遠遠高於2012年抗議活動期間的人數，研究那次抗議活動的阿爾希波娃說，當時在12個月內約有5000人被拘捕。

阿爾巴茨留下了，她對沒有留下的俄羅斯自由主義者感到憤怒。

她說，這種情況意味著“俄羅斯自由主義者，他們對任何問題都不能容忍”。她還說，“他們直接就跑了。”

同時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選擇，她說。“在被關進監獄和不進監獄之間選擇，我寧願選擇不進監獄，”阿爾巴茨說。她還表示，因為報道這次戰爭，她麵臨數千美元的罰款。

尤丁說，選擇的困難在於鎮壓已經完成，政治反對派已經被粉碎。

“最貼切的類比是1939年的德國，”他說。“你期待那裏發生什麽樣的民主運動？這是一樣的。人們現在基本上是在試圖保命。”

當然，不是所有人。追蹤俄羅斯公眾輿論的研究組織列瓦達中心的社會學家列夫·古德科夫告訴我，全國大約三分之二的人讚成普京在烏克蘭的行動。

“這是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較低、年齡較大的部分，主要生活在農村地區或中小城市，那裏的人口更窮，更依賴權力，”他說，指的是那些依賴養老金和國企工作等公共資金的人。“而且他們所有對現實的建構完全是從電視中獲得的。”

他指出，“如果你看看我們自普京上台以來20年的研究，那麽普京得到的支持和其聲望高峰總是與軍事行動相吻合。”

1999年的車臣戰爭便是其中之一，那是一場尤其殘暴的征服，是普京在首次當選總統前的標誌性行動。那場戰爭的一些特征開始在烏克蘭出現：雙手被捆綁的屍體、亂葬崗、酷刑的故事。車臣戰爭的結果是係統地消滅了所有抵抗俄羅斯的人。這是否是俄羅斯在布查的意圖，現在說還為時過早。

現在這種妥協中止了，幻想破滅了。俄羅斯已進入一個新階段。是什麽樣的階段？尤丁認為，俄羅斯正在從威權主義——以政治被動和公民不參與為主要特征——走向極權主義，後者依賴於群眾動員、恐怖和統一信仰。他認為普京正處於危機邊緣，但可能會猶豫是否做出轉變。

他說：“在極權主義體係中，你必須釋放自由能量才能引發恐怖。”他說，普京“是個控製狂，習慣於微管理”。

然而，如果俄羅斯政府開始崩塌，無論是通過俄羅斯經濟的崩潰還是在烏克蘭的軍事慘敗，“釋放恐怖將是他自救的唯一途徑。”

這就是為什麽對於烏克蘭和反對普京的俄羅斯人來說，目前的局勢如此危險。

“普京深信他承受不起失敗，他會升級，”尤丁說。“他押上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