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已經結束，一場全球文化戰爭正在打響

我這一代人是幸運的。我記得有一次——大約25年前——世界似乎正在走到一起。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冷戰較量似乎已經結束。民主仍在傳播。各國在經濟上變得更加相互依存。互聯網似乎已經準備好促進全球交流。全球似乎將圍繞一套普世價值——自由、平等、個人尊嚴、多元化、人權——達成共識。

我們把這種融合過程稱為全球化。首先，這是一個經濟和技術過程，涉及國家之間不斷增長的貿易和投資以及技術的傳播，這些技術使許多事物——例如維基百科——觸手可及。但全球化也是一個關於政治、社會和道德的過程。

1990年代，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全球化“改變了我們當下的生活狀態，是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它涉及“全球社會關係的強化”。全球化是關於世界觀、產品、思想和文化的整合。

#專欄作者 重要的是，長期存在的正常文化差異是如何被想要擴大權力、在民主世界製造混亂的獨裁者所煽動的。
如今，專製統治者經常將文化差異、宗教緊張局勢和地位不滿當作武器，以此動員支持者、吸引盟友並擴大自己的權力。人們對地位的不滿把這種文化差異轉化成了文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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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April 14, 2022

這與一種被稱為現代化理論的學術理論相吻合。其大意是，隨著許多國家的發展，它們會變得更像西方的我們，即已經現代化的國家。

在更廣泛的公開對話中，有時人們認為全世界的國家都會欽佩西方民主國家的成功，並試圖效仿我們。有時人們認為，隨著人們“現代化”，他們會變得更加資產階級、消費主義、和平——就像我們一樣。有時人們認為，隨著社會的現代化，它們會變得更加世俗化，就像在歐洲和美國的部分地區一樣。他們的驅動力更多來自賺錢的欲望，而非征服他人。他們更傾向於期待在郊區定居，而不是追求狂熱的意識形態或那種對聲望和征服的渴望，這種渴望使人類遭受了數百年的戰爭。

這是對曆史演變的一個樂觀的願景，是對進步和融合的願景。不幸的是，這個願景並沒有描述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世界不再融合；世界正在分化。全球化進程已經放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出現逆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凸顯了這些趨勢。雖然烏克蘭英勇抵抗威權侵略鼓舞了西方，但世界大部分地區仍然不為所動，甚至對普京表示認同。

《經濟學人》報告稱，2008年至2019年間，世界貿易相對於全球GDP下降了約五個百分點。一係列新的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出現。移民流動放緩。2016年至2019年，全球長期投資流量減少了一半。這種去全球化的原因是廣泛而深刻的。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許多人感到全球資本主義失去了合法性。中國顯然已經證明，重商主義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的經濟戰略。各種形式的反全球化運動已經興起：脫歐派、仇外民族主義者、特朗普民粹主義者、反全球化左派。

全球衝突與上世紀90年代那個短暫的曆史蜜月期相比要多得多。各政治集團的貿易、旅行甚至交流在道德、政治和經濟上都變得更加令人擔憂。隨著西方在與普京的戰爭機器部分脫鉤，數百家公司已從俄羅斯撤出。由於強迫勞動和種族滅絕的指控，許多西方消費者不想與中國打交道。隨著中共政權越來越敵視西方，而且供應鏈受到政治不確定性的威脅，許多西方CEO正在重新考慮他們在中國的業務。2014年，美國禁止中國科技公司華為競標政府合同。拜登總統加強了“購買美國貨”的規定，以便美國政府購買更多國內生產的商品。

世界經濟似乎正在逐漸脫鉤，首先是分化為一個西方區域和一個中國區域。五年前，中美之間的外國直接投資每年接近300億美元，現在已降至50億美元。

正如約翰·米克爾思韋特和阿德裏安·伍爾德裏奇在為彭博社撰寫的一篇精彩文章中所寫的那樣，“地緣政治正在明確地反對全球化——走向一個由兩三個大貿易集團主導的世界。”這種更廣泛的背景，尤其是對烏克蘭的入侵，“正在埋葬過去40年來對世界商業思考的大部分基本假設。”

當然，全球化作為貿易的流動將繼續下去。但全球化作為世界事務的驅動邏輯似乎已經結束。經濟競爭現在已經與政治、道德和其他競爭已經合並為一場全球主導地位的競爭。全球化已經被看起來很像全球文化戰爭的東西所取代。

回顧過去，我們可能過於強調以經濟和技術等物質力量推動人類事件並將我們團結在一起。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在20世紀初，諾曼·安吉爾寫了《大幻覺》一書，如今已聲名狼藉，該書認為作者那個時代的工業化國家由於在經濟上過度相互依存而不會爆發戰爭。相反，在那之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

事實是，人類行為往往是由比自身經濟和政治利益更深層次的力量驅動的，至少西方理性主義者通常明白這些。正是這些更深層次的動機正在推動目前的事件——它們正在將曆史推向極其不可預測的方向。

首先，人類被所謂對認可的欲望強烈驅使。那是需要被看到、被尊重、被欣賞的欲望。如果讓人們覺得不被關注、尊重和欣賞，他們就會憤怒、怨恨、心懷報複。他們會認為這種貶低是不公正的，並會以帶有侵略性的憤慨做出回應。

過去幾十年，全球政治就像一台製造巨大社會不公的機器。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群體崛起，控製了媒體、大學和文化，通常還有政治權力。有很多人覺得自己被看低和忽視。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利用這些不滿情緒的民粹領導人開始得勢：美國的特朗普、印度的莫迪、法國的勒龐。

與此同時，普京和習近平這樣的威權主義者在全球範圍內實行了一種仇恨政治。他們將整個西方視為全球精英，並公開表示反對。普京講述了屈辱的故事，即他所認為西方在上世紀90年代對俄羅斯所做的一切。他誓要重現俄羅斯例外主義與俄羅斯輝煌。俄羅斯將重新成為世界曆史的領銜主演。

中國的領導人則在談論“百年屈辱”。他們指責傲慢的西方人試圖將其價值觀強加於他人。盡管中國最終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習近平仍將中國稱為發展中國家。

其次，大多數人對自己的階級和國家都有著強烈的忠誠。但在過去幾十年裏，許多人感覺他們的地位被拋在了後麵，他們的國家榮譽受到了威脅。在全球化鼎盛時期，多邊組織和跨國企業似乎蓋住了民族國家的聲音。

為了堅持國家主權、恢複民族自豪感，高度民族主義的運動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興起：印度有莫迪、土耳其有埃爾多安、美國有特朗普、英國有約翰遜。他們說，讓世界主義和全球趨同見鬼去吧。我們要用自己的方式讓我們的國家再次偉大。許多全球主義者完全低估了民族主義推動曆史的力量。

第三，人類受道德渴望的驅使——即他們對自己文化價值觀的依戀，還有他們在似乎受到攻擊時，捍衛自己價值觀的欲望。在過去幾十年裏，全球化對於很多人而言似乎正是這種攻擊。

冷戰後，西方價值觀通過其電影、音樂、政治對話和社交媒體主宰了世界。全球化的一種理論就是，世界文化基本將圍繞著這些自由主義價值觀實現趨同。

問題在於，西方的價值觀並非世界的價值觀。事實上，我們西方人根本才是文化的異類。在約瑟夫·亨裏希所著的《世界上最古怪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一書中，他收集了數百頁數據，展示了西方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工業化的、富有的、民主的（注：首字母組合即是“WEIRD”）價值觀究竟有多麽罕見。

他寫道：“我們這些怪胎（WEIRD
people）都是高度個人主義、自我迷戀、控製型人格、不認同主流、熱衷解析的人。比起人際關係和社會角色，我們更關注自身——我們自己的特質、成就和抱負。”

喜歡聽比莉·艾利什或梅根·西·斯塔莉安的歌，卻仍認為西方價值觀是異類或令人反感，這完全是有可能的。全世界許多人看到我們的性別角色觀念就覺得陌生和討厭。他們看到我們（在最好的一麵時）對LGBTQ權利的狂熱捍衛，就覺得無比厭惡。人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身份與價值觀的想法，在許多人看來似乎純屬謬論。教育的目的在於灌輸審辯式思維技巧，讓學子從父母和所在社群的觀念中解放出來，這在許多人看來似乎又是愚蠢之論。

44%的美國高中生報告稱，他們始終有悲傷和絕望的感覺，我們的文化如今可不是推廣西方價值觀的最佳廣告。

即使有全球化的假設，世界文化似乎也並未趨同，在某些情況下似乎還在分化。經濟學家費爾南多·費雷拉和喬爾·瓦爾德福格爾研究了1960年至2007年間22個國家的流行音樂排行榜。他們發現人們更偏好自己國家的音樂，而且這種偏好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有所增加。人們不想融入同質的全球文化；他們想保留自己的文化。

每隔幾年，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就會向世界各地的人們詢問他們的道德和文化信仰。每隔幾年，這些調查結果中的一部分會被綜合成一張地圖，顯示不同文化區域之間的關係。1996年，歐洲新教文化區和英語區與其他全球區組成一個大塊。西方價值觀與拉丁美洲或儒家地區的價值觀不同，但它們是相通的。

但2020年的地圖看起來有所不同。歐洲新教和英語區已經遠離世界其他文化，它們現在就像局外的文化半島一樣突兀。

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在對調查結果和各種觀點的總結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取向等問題上，“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我們西方長期以來一直是離群的；現在，我們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距離越來越大。

最後一點，對秩序的渴望強烈驅使著人們。沒有什麽比混亂和無政府狀態更糟糕的了。這些文化變化以及往往同時出現的有效治理的癱瘓，會讓人感覺像是社會的混亂，像是無政府狀態，導致人們不惜一切代價尋求秩序。

我們這些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很幸運，生活在基於規則的有序社會中，在這種社會裏，個人權利受到保護，人們可以選擇自己的領導人。然而，在世界越來越多的地方，人們無法獲得這種秩序。

正如有跡象表明世界在經濟和文化上正在分化一樣，也有跡象表明世界在政治上也在分化。自由之家在其《2022年世界自由》報告中指出，全球已經連續16年經曆民主衰退。它去年的報告說：“自2006年開始出現負麵趨勢以來，情況惡化國家超出情況改善國家的數量出現了最大差距。長期的民主衰退正在加深。”在全球化黃金時代，我們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

在那個鼎盛時期，民主政體看似穩定，威權政體似乎正在化作曆史的灰燼。今天，許多民主國家好像不如以前那麽穩定，而許多威權政權似乎更穩定了。例如，美國民主已經滑向兩極分化、運轉不良。與此同時，中國已經表明高度集權的國家在技術上可以與西方一樣先進。現在，現代威權國家擁有的技術使他們能夠以幾十年前無法想象的方式對公民進行無處不在的控製。

專製政權現在是西方重要的經濟競爭對手。專利申請的60%來自它們。2020年，這些國家的政府和企業在機械、設備和基礎設施等方麵投資了9萬億美元，而民主國家則投資了12萬億美元。如果事情進展順利，威權政府可以得到驚人的民眾支持。

我所描述的這種分歧在多個方麵都有體現。正如學者希瑟·貝裏、毛羅·紀廉、阿倫·亨迪在一項關於國際趨同的研究中所報告的那樣，“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全球體係中的民族國家在多個方麵並沒有顯著接近（或更相似）。”我們西方人讚同一係列關於自由、民主和個人尊嚴的普世價值。問題是，這些普世價值並沒有被普遍接受，而且似乎接受度越來越低。

接下來，我將描述一個從分歧變成衝突的世界，尤其是在大國爭奪資源和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中國和俄羅斯顯然希望建立由他們主導的區域。其中一部分轉變源於曆史上對立政治體係之間的衝突，類似於我們在冷戰期間看到的那種。這是威權主義力量與民主化力量之間的全球鬥爭。非自由主義政權正在相互建立更密切的聯盟。他們正在對彼此的經濟進行更多投資。另一方麵，民主政府正在彼此建立更緊密的聯盟。圍牆越來越高。朝鮮是冷戰的第一個主要戰場。而烏克蘭可能是完全對立的政治製度之間長期鬥爭的第一個戰場。

但今天正在發生一些更為重大的事情，這與過去的大國鬥爭不同，也與冷戰不同。這不僅僅是一場政治或經濟衝突。這是一場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衝突。更具體地說，它是數以億計的人在廣泛的戰線上對西方行事原則的拒絕。

要給這場衝突下一個最寬泛的定義，我會說，這是西方強調個人尊嚴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強調集體凝聚力之間的區別。但這並非全部。重要的是，這些長期存在的正常文化差異是如何被那些想要擴大權力、在民主世界中製造混亂的獨裁者所煽動的。如今，專製統治者經常將文化差異、宗教緊張局勢和地位不滿當作武器，以此動員支持者、吸引盟友並擴大自己的權力。人們對地位的不滿把這種文化差異轉化成了文化戰爭。

有些人再次使用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來描述當下的情況。亨廷頓說得對，思想、心理學和價值觀與物質利益一樣，推動著曆史發展。但是這些分歧不像亨廷頓所描述的那樣，在整齊的文明界線上破裂劃分。

事實上，最讓我困擾的是，這種對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多元主義、性別平等和其他一切的拒絕不僅發生在國家之間，也發生在國家內部。普京、莫迪和巴西的博索納羅等非自由主義領導人對西方文化、經濟和政治精英的地位不滿聽起來很像從特朗普右派、法國右派、意大利和匈牙利右派說出來的。

這裏有很多複雜的東西——特朗普們顯然不愛中國——但有時當我觀察國際事務的時候，我看到的還是美國人熟悉的紅藍之爭，隻不過是一個巨大的全球最大版。在美國，我們按照地域、教育、宗教、文化、代際和城鄉的界限分裂，而現在，世界也在支離破碎，而且似乎是在模仿我們的方式。不同的民粹主義者選擇的道路可能不同，他們的民族主義激情也經常發生衝突，但他們反抗的往往是同一件事。

當人們對世俗主義和同性戀權利遊行的不同觀點與核武器、全球貿易流動、地位不滿、有毒的男子氣概和威權主義權力爭奪交織在一起，你該如何贏得這場全球文化戰爭？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處的困境。

回顧過去幾十年的社會思考，我充滿理解。我當時太年輕，無法真正體驗冷戰的緊張氣氛，但那一定是非常殘酷的。我理解為什麽在蘇聯解體時，很多人握住了一個承諾結束生存衝突的願景。

麵對目前的情況，我滿懷謙卑。許多人批評西方和美國文化太過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充滿優越感，這些批評並沒有錯。如果我們想讓社會強大到足以麵對未來幾年的挑戰，如果我們要說服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有那些搖擺國家的人們，他們應該與民主國家而不是專製國家站在一起，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更好的生活方式，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我對當前的形勢充滿信心。歸根結底，人們想要脫穎而出，並融入其中。他們希望自己的生命有尊嚴，他們希望自己的身份受到尊重。他們還希望成為道德社群中的一員。現在，許多人覺得西方不尊重他們。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那些敢於表達他們的不滿和民族自豪感的威權領導人身上。但這些領導人實際上並不承認他們。對於那些威權主義者——從特朗普到普京——追隨者隻是他們尋求自我誇耀的工具。

最終，隻有民主和自由主義是以尊重每個人的尊嚴為基礎的。到頭來，隻有這些製度和我們的世界觀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我在這裏試圖描述的動力和欲望。

我已經對我們預測曆史走向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也不再相信國家“現代化”後會沿著某種可預測的路線發展。我想是時候放開我們的思想，接受未來可能與我們的預期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中國人似乎很有信心，認為我們反對普京的聯盟將會分崩離析。西方消費者將無法忍受這種經濟上的犧牲。我們的聯盟將會破裂。中國人似乎也確信，他們將在不久之後埋葬我們腐朽的製度。這些可能性都無法草率忽視。

但我對我們繼承下來的思想和道德體係有信心。我們所說的“西方”不是一個種族的稱呼，也不是一個精英鄉村俱樂部。烏克蘭的英雄們正表明，在最好的情況下，它是一種道德成就，與其對手不同的是，它渴望將尊嚴、人權和自決權擴大給所有人。這值得在未來的幾十年裏進行改革和努力，並且加以捍衛和分享。